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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与“真正理解”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

 标准生活 2019-10-12

2018年在浏览微博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杨振宁先生于2005年7月24日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所作的讲演的中文文字稿,题目是:爱因斯坦的机遇与眼光。大师的文字在质朴中透着智慧,流畅而直达本源。因对本源的揭示而给我们带来了多样的启示。

在文中,杨振宁是从狭义相对论开始谈起的。因为物理学界对狭义相对论的冠名权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相对性的概念是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年—1912年)在1904年的一个讲演“新世纪的物理学”(Physics for a New Century,AIP Publication on History,vol5,1986)中从哲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来的;第二,狭义相对论中最核心的内容、不同惯性参考系之间的坐标变换公式,也是于1904年由荷兰物理学家、19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年—1928年)第一个推导出来的。所以它一直被冠名为“洛伦兹变换”。

如果说庞加莱对相对性的哲学思考还有些玄妙的话,洛伦兹变换从数学上来看则相当简单,它里面最复杂的运算是小学算术课上就要学的二次开方运算。但是形式的简单,并不意味着意义的浅显。堪称科学巨擘的洛伦兹竟然没有能够正确理解自己推到出来的公式的真正意义。

图一 洛伦兹变换

在50岁的庞加莱阐述了相对性,51岁的洛伦兹推导出洛伦兹变换的第二年—1905年,只有26岁、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年—1955年)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尽管有庞加莱与洛伦兹在前,但是杨振宁认为把创建狭义相对论的功绩归于爱因斯坦是公正合理的。在文中他引用了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North Whitehead,1861年—1947年)的一句话: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74,p.127)

大师级人物普遍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提炼表达出让常人茅塞顿开的道理。怀特海的这句话极为简洁,但又非常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又极为重要的事实与道理:许多人都曾经也能够接近真理,但是“接近”与“懂得”是两回事,虽然它们之间的差距有时候看上去几乎为零。如果我们抛开其它的因素,对客观真理认识上的这种似乎只有分毫的差距,在实践中将会导致天壤之别的结果。

没有数学的精确,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世界的运动。但是如果精确的数学不能还原为真实世界的运行图景,数学的精确便仅仅是人们头脑中的数字游戏;不站在哲学的高度,我们就无法深入到世界的本质;但是,如果哲学的思考不能够与世界的真实过程相对应的话,它便仅仅是自我陶醉的想入非非。在文中杨振宁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其实两者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没有真正到位。没有这种结合,就意味着没有对真理的真正理解。

在无数大师级前辈都被困住的时候,是年轻的爱因斯坦以他智慧的洞见,将哲学、数学与真实的物理世界完美地融合为一体,以其对真理的透彻认识,为人类打开了全新的天地。

杨振宁与怀特海是站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高度来做的分析阐述。他们的分析对于我们通常讲的“道理”也同样有效。如果我们把怀特海的那句话“翻译”为日常用语,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述:知道道理及现象与真正理解了道理及事物的本质其实是两回事。知道道理及熟悉现象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能理解道理、看清事物本质的人寥寥无几。

接近真理或知道道理、了解现象只需要聪明即可;而真正懂得真理或道理的意义、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需要的是智慧。培养智慧,除了天生的不可知的因素之外,靠的是后天的勤奋。在这种勤奋中,坚持不屑的亲身一线实践与在实践中反复的深入思考,是培养智慧、认识理解客观规律的意义及事物本质的关键所在。只有自己亲身的一线实践,才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达到理事圆融的化境。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如果没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证悟,你哪怕把佛理讲的天花乱坠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自己的实证你不会真正理解它的意义。

以浮夸空谈来炫耀自己的不凡、鄙视实践、不求甚解并非是当今社会才有的问题,它是人类固有的弱点。东汉时代的名医张仲景就是因为看到当时的医生普遍存在的不求甚解、应付了事的风气,才写了中医重要的经典之一《伤寒论》。他在序言中写道:

“看看当今的医生,他们不想思考研求医学经典著作的旨意,用来扩大加深他们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只是各自禀承着家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察看疾病,询问病情时,总是致力于花言巧语,只图应付病人;对着病人诊视了一会儿,就处方开药;诊脉时只按寸脉,没有接触到尺脉,只按手部脉,却不按足部脉;人迎、趺阳、寸口三部脉象不互相参考;按照自己的呼吸诊察病人脉搏跳动的次数不到五十下就结束;诊脉时间过短不能确定脉象,九处诊脉部位的脉候竟然没有一点模糊的印象。鼻子、两眉之间及前额,全然不加诊察。这真如人们所说的‘以管看天’似的很不全面罢了。这样想要辨识不治之证或判别出可治之证,实在是很难呀!”

这段近两千年前写就的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后现在读来似乎就是在抨击当下。

但是不论世风如何,不论人性怎样,对真理与事物本质的透彻认识、准确把握与有效利用,都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直接核心力量;不满足于浅尝辄止的“知道”,努力在实践中去认识与理解客观规律的意义及事物的本质,是创造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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