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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多才多艺，诗词文章写得很好，书法更是独树一帜；他在官场上也很得意，曾经四度出任宰相，先后把持朝政十七年，位极人臣，显赫一时。但是，蔡京终究是以奸臣的形象闻名，《宋史》毫不含糊地将他列入“奸臣传”。 作为奸臣，蔡京最擅长取悦或迷惑皇上。他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摆平”宋徽宗，就能够摆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为，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施政举措，于是蔡京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大张旗鼓地造势，俨然以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自居。实际上，蔡京在推行“新法”上并没有实质性动作，更多的是趁机大兴党禁，打击或消灭反对派。 蔡京身为宰相，不仅不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还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各种爱好。徽宗酷爱花石，蔡京便安排自己的心腹朱勔于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为了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在全国各地征调无数船只，每十艘船编为一“纲”，通过运河、汴河运到汴京开封，这就是所谓的“花石纲”。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蔡京热衷于打击政敌或异己。首次为相，他就迫不及待地唆使徽宗发布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措词严厉而强硬，由此揭开打击政敌与异己的序幕。蔡京以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自居，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反对变法的人士，由于反对派人士曾在哲宗元祐年间执政，所以蔡京将他们划为“元祐奸党”。 为了重创“奸党”，蔡京居然赤膊上阵，亲笔题写“元祐籍党碑”，将三百零九人的所谓罪行和姓名刻于碑上。徽宗、蔡京认为仅在京城收拾“奸党”，声势不够浩大，不太过瘾。于是号令天下，凡是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其险恶用心，无非是要将所谓的“奸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身败名裂，臭名远扬。然而，历史是客观公正的，蔡京本想借“奸党碑”羞辱他人，结果却让自己遗臭万年。 蔡京之奸，不仅表现为以奸事君治国，还表现为以奸事亲治家。据《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见利忘义，以至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蔡京的弟弟蔡卞，与他是同科进士，都在朝廷为官。但兄弟俩不管是做人还是从政，都截然不同。蔡京见风使舵，时常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钻营；蔡卞则始终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蔡京为官贪黩，蔡卞则清廉。按通常人的想法，兄弟如果搞不到一块，最多是河水不犯井水，但蔡京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蔡卞是自己仕途上的绊脚石，必须清除，便处处诋毁打击，使其遭到贬官外放。 蔡京死后一年，即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开封并俘获了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王朝就此灭亡。蔡京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他会感到痛惜，感到悔恨，感到自责么？也许不会。因为多年的官场和朝堂的历练，早已使蔡京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利己主义者，蔡京所关心和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势和私利，为了获得权势和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为了权势和私利，甚至不惜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所以，蔡京并不在乎国家的存亡，正如一位法国国王所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原载2012年9月3日《学习时报·中外历史》本刊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辽宁省朝阳 张 勇荐 插图 ／ 卖力 ／ 张书信 论文来源：《杂文选刊·上旬刊》 2012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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