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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文 明末清初的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花费20多年的心血编撰了一部军事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其中 有多处关于“碣石”的记载，在碣石论辩中常被人们引以为依据。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北直一》有关“碣石”的记载，昌黎董宝瑞先生在2007年1月9日以《清朝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记载的河北名山——碣石山》为题予以转贴： 『碣石山，在永平府昌黎县西北二十里。《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礼书疏》：碣石在河口海滨冀州。北方贡赋之来，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又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盖河北之大山也。《战国策》：苏秦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山海经》：碣石之山，渑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按碣石在燕东，雁门在燕西。而云燕南者，主燕而言，东西皆可谓之南也。渑水，今已堙。《史记》：秦始皇二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示天下大定，不必有封守备御，即销兵铸之意。二世元年，东行郡县，刻碣石，并燕南至会稽缘海南行也。汉武帝元封元年，东巡海上，至碣石。北魏主濬太安三年，东巡登碣石，望沧海，改碣石山为乐游山。北齐主高洋天保四年，破契丹，还至营州，登碣石山，临沧海。后周大象初，发山东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至雁门，东至碣石。《唐十道志》：河北道名山曰碣石。孔颖达曰：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突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按《尔雅·释名》，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水经注》：碣石山，在骊成县西南，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尝山顶有巨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中，莫知深浅，世谓之天桥柱。旧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去岸五百里。汉平帝时，司空掾王横言：昔天尝连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故张君云碣石沦在海中，班固亦云商碣周移也。武后万岁登封初，契丹帅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据营州，进围檀州。遣将军曹仁师等击之，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明年，王孝杰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契丹兵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战，孝杰败没。《唐志》：平州有东、西硖石二戍。硖石即碣石之讹也。又武后末，唐休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按四镇在陕西甘肃边外，所谓四镇北庭也。详见后，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纪之。《通释》宋末王应麟著。今传于世曰：碣石凡有三。邹衍如燕，燕昭王馆之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此碣石特宫名耳，在蓟县东二十里宁台之东，非山也。秦筑长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丽界中，亦谓之左碣石杜佑曰：秦长城所起之碣石，在汉乐浪郡遂城县地。今犹有长城遗址，东截辽水入高丽。隋大业八年，伐高丽，分遣赵孝才出碣石道。是也。其在平州界内者，即古大河入海处，为《禹贡》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元金仁山亦云：碣石，有左右二山。按此皆传讹之说。郭造卿云造卿，明万历中人，有《永平志》《燕史》等书传于世：今昌黎县北十里有仙人台，即碣石顶也。其台崇广，绝壑万仞，仰凌霄汉，回视边塞，俱在眉睫间。又有一巨石，形如瓮鼓，疑即所称天桥柱。昔人谓碣石沦在海中，似未然也。』董宝瑞在2007-1-11 11:36:37又发评论说：“这么多年，我至今才查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段记述。应当说，他的记述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的。” 以上这些关于“碣石”记载，多是抄录前人的记述，兼蓄并用，但顾祖禹也有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仔细阅读一下，就会发现其中那些是正确的论述，哪里是矛盾记述。 稍加考证就不难发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记载的碣石，其中有《山海经》的“碣石之山”，有“河口碣石”即《禹贡》碣石，有平州碣石，有燕南碣石，有营州碣石，也有沦于海的碣石，还有高丽界遂城碣石，还有郭造卿“仙人台”碣石等等。显然，这些记载中的“碣石”并不都在同一地域。 第一、关于《禹贡》碣石。 顾祖禹所确认《禹贡》碣石，毋庸置疑，乃是定位于“古大河入海处”，而不是“《禹贡》碣石与九河根本无关”。 顾祖禹在这一段不长的论述中，三次强调或认同“《禹贡》碣石在古大河入海处”。 （1）引《礼书疏》曰：“《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礼书疏》：碣石在河口海滨冀州。” （2）引《水经注》曰：“（碣石）旧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去岸五百里。” （3）又曰：“其在平州界内者，即古大河入海处，为《禹贡》之碣石，亦曰右碣石。” 顾祖禹之所以误认为《禹贡》碣石在河北平州，是受“古大河从平州入海”的荒谬前提的误导所致。“古大河从平州入海”这也纯属后世儒者削足适履“不过以意为之耳”的结果，如果现代人仍坚持这“古大河从平州入海”荒谬前提，显然会贻笑大方。如果仍坚持由此荒谬前提臆测出来的结论，也同样会贻笑大方。 一句“其在平州界内者，即古大河入海处 ”足见其误认为古黄河在平州入海。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无棣“马谷山即《禹贡》碣石”的正确论断反倒产生了怀疑。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山东二》记载：“马谷山县北六十里。高三里，周六七里，山半有洞，广二丈余，深不可测。一名大山。或以为即古之碣石，似误。” 显而易见，“或以为（马谷山）即古之碣石”之“或以为”，必然是指早在顾祖禹时代之前就有了“以为（马谷山）即古之碣石”之说。顾祖禹的“似误”是怀疑，而不是否定。因此“马谷山即古之碣石”也作为碣石之一，载入了《读史方舆纪要》。众所周知，古大河（九河）在天津以南入海。天津之南、济南之北惟有无棣马谷山突兀孑立于古大河入海处，所以马谷山才是真正的《禹贡》碣石，如果顾祖禹所处的时代能能够证明古大河不可能从平州（包括今昌黎县境）入海，那顾祖禹也决不会认为“马谷山即古之碣石”的正确的论断“似误”，而妄断“（碣石）其在平州界内者，即古大河入海处”。 第二、关于昌黎“仙人台”何时就变成“碣石顶”。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得很明确：“郭造卿云造卿，明万历中人，有《永平志》《燕史》等书传于世：‘今昌黎县北十里有仙人台，即碣石顶也。……又有一巨石，形如瓮鼓，疑即所称天桥柱’。” 郭造卿(1532—1593) 字建初，福建福清县人，明朝万历（1573- 1619）年间,曾作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幕僚驻守过北边。郭造卿的一句“疑即所称天桥柱”，成了后世命名今昌黎碣石的“可靠”依据。所以董宝瑞曾在其《碣石考》中说：『明、清以来的《永平府志》、《昌黎县志》、《畿辅通志》和《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等都据郭造卿说定古碣石山在昌黎县境内，不是没有道理的。』可见，在此之前的明朝学者并未认为“仙人台即碣石顶”。 例如，《明会要》（清·龙文彬撰）卷八·礼三(吉礼 )载：『弘治十七年（1504年），畿内、山东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已上《礼志》) 大学士邱浚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按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为宜。……今祭北海仍在让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说终明世末用也。(《春明梦余录》明末孙承泽 )』明弘治（1488—1505年）年间的大学士邱浚向皇帝进言时，言之凿凿云“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这就说明当时一些学者仍认为“古碣石于沦海”，并没有认为昌黎仙人台就是古碣石。 第三、关于《隋书》碣石道。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秦筑长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丽界中，亦谓之左碣石杜佑曰：秦长城所起之碣石，在汉乐浪郡遂城县地。今犹有长城遗址，东截辽水入高丽。隋大业八年，伐高丽，分遣赵孝才出碣石道。是也” 此在高丽界中的碣石，也显然不属于董宝瑞所说“河北名山—碣石山”，更与今昌黎碣石风马牛不相及。 《读史方舆纪要》在这里记载的“碣石道”也显然不在今昌黎境内。董宝瑞在《碣石道与长峪谷》 （http://jieyangren.blog.hexun.com/2285289_d.html）中说：『碣石道”一词，见于《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正月，隋炀帝亲自统兵出征高丽……第九军可碣石道（引者按：赵孝才所出的碣石道）……”。在《隋书·地理志》中仅北平郡统县卢龙一条记“有碣石”，此中“第九军”所“可”的“碣石道”，当为通往隋朝时卢龙县境内的碣石山（即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或穿越碣石山的通道。』在该文中，董宝瑞还同时还安排曹操“大军班师主任要取碣石道而归了”，还设计了“曹操一行人班师东来，在抚宁县城一带下碣石道”等等。在此，董宝瑞故意混淆了“平州碣石”与“遂城碣石”的区别，通过穿凿附会，硬把《隋书·炀帝纪》“碣石道”到了搬到今昌黎县城北。 如果根据今昌黎仙人台有了碣石山之名，命名102国道在兔儿山一带通过的一段山路为“碣石道”，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把《隋书·炀帝纪》中的“碣石道”也搬到今昌黎城北，确实需要仔细推敲。既然承认《读史方舆纪要》这段记述“应当说，他的记述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的。”那就应当结合现代的地理知识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和研判，而不是烩天下碣石为一锅，笼统的概括为“古今碣石为一山”。（文/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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