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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 07-22 07:37 （一）多系族源眾族匯合的中華民族是中國文化的創造主體，而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又是中華民族凝聚的基礎和無盡源泉。中華民族認同，主要不是體質人類學（即人類自然屬性—體貌特徵）的認定，而重在文化人類學（即人類社會屬性—文化特徵）的認定。 中華民族並非一系單傳的族裔，而是多元、多系復合體。 20世紀初葉以來的考古發現證明，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分布在中國24個省市，新石器時代的遺址6000多個，遍布全國各處，即所謂「滿天星斗」。 約當父系氏族社會中期，游徙於關中平原、晉西南盆地和豫西河洛沿岸的諸氏族，相傳為居於陝西的部落聯盟首領黃帝所統一，並與炎帝族相爭相匯，組合成炎黃聯盟，繼而戰勝並融會蚩尤族。以後，作為炎、黃兩族胄裔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繼進入文明時代，先後建立夏、商、週三個王朝，並與黃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華夏」族，亦稱「諸夏」。「華」意為「榮」，「夏」意為「中國之人」。「中國」既然指中原地區，「華夏」便具有「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文化繁榮的族群」的意蘊。 在先秦文獻中，「華」與「夏」初以單字出現，皆指中原人，與周邊蠻夷戎狄相對應而稱，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華夏」作二字連詞在傳世文獻中較早見於最終成書於戰國的《左傳》，「楚失華夏」為典型例句。此外，古文《尚書》的《周書·武成》已有「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之語，其所記武王伐紂史事，被出土文獻《逸周書》證實，說明《周書·武成》是信史，依此，華夏成詞當早於戰國。而自戰國以降，「華夏」漸為通用詞，如魏晉之際玄學家何晏（？—249）《景福殿賦》有「集華夏之至歡」等語。 華夏是多源匯合體，夏人、商人、周人及東夷為主源，苗蠻、百越、戎狄為支源。 華夏族在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與周邊少數族彼此交往、相互融會。據古籍記載，夏、商、週三朝不斷有中央朝廷接待「四夷」的活動，如「夏後即位七年，於夷來賓」，「少康即位三年，方夷來賓」，「後芒即位三年，九夷來御」。周朝還專門設立「象胥」這一職官，負責接待四方使節和諸侯賓客，「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這些周邊異族與華夏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本有很大差別，一位戎族酋長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以後，在長時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周邊異族與華夏族彼此吸收文化成分，逐漸「達其志，通其欲」，使華夏的範圍日漸擴大。到了周代，「華夏」已經是一個包容很廣的民族概念，既有原來的華夏人，又有華夏化的戎人、狄人、夷人。 華夏族形成過程中，孕育了自己的經濟、政治制度，並形成與其相應的觀念形態的集合體——華夏文化。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精美的青銅工藝；龐大的宮殿建築群；執干戈、揮羽龠的武舞、文舞；瑟笙管鐘磬鼓齊奏，堂上堂下眾聲俱作的音樂；最早的散文集成與詩歌集成——《尚書》與《詩經》；開始從宗教意識脫穎而出的哲學《周易》，展示出華夏文化壯美的身姿。 華夏文化從誕生之日起，便決非自我禁錮的系統。以遷徙、聚合、民族戰爭為中介，華夏族及以後的漢族與周邊民族繼續交往、融合，不斷吸收新鮮血液，歷數千年，方構成今日氣象恢宏的中華文化。 （二）夷夏交融 古史中華夷對稱。「夷」字從大、從弓，意為持大弓之人，本指東方（今山東、江蘇一帶）諸族，後演為中原華夏之外諸少數族的統稱，清代把外國人也納入「夷」中（故道光、咸豐時期將國際事務稱「夷務」，同治、光緒時期逐步改稱「洋務」）。 東周夷夏交混，是鑄造中華文化的關鍵時期。在諸侯爭霸的兼並戰爭中，周邊少數族逐漸華夏化。春秋時燕國勢力進入遼河流域，東北地區的東胡族與華夏族的交往愈趨密切；齊國成為東方大國，匯東夷等族於其中；戰國時韓、趙、魏三國則融合今山西、河北、河南地域範圍內的少數族；楚、秦本為「蠻夷」、「戎狄」，東周不僅自身華夏化，而且分別吸納南方的群蠻、盧戎、百濮、揚粵、群舒等「蠻夷」，西方的氐、羌、巴等「戎狄」。 在民族交混過程中，華夏文化不斷吸收、融會各族文化，如秦人廢揖讓，變禮俗；楚人從南蠻和越族中吸收悠揚的巫歌和想象力豐富的神話傳說，造就了風格迥異於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在百家爭鳴中獨樹一幟的道家，其思想、人文淵源正來自楚文化。而開創中國古代詩歌浪漫主義先河的屈原也是楚文化的集大成者。此外，孔子門下聚有狄人；百家諸子中的公孫龍、鄒衍出身「蠻」、「夷」，也表明中原以外族眾的文化滲入華夏文化系統。 先秦民族文化融合的一個典型事例，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趙武靈王在位期間（前325—前299），戰國七雄爭相變法，趙武靈王為了強兵救國，主張採用胡人的衣冠和軍事技術，其叔父公子成竭力反對，認為捨棄華夏文化而學習胡人文化是「變古之數，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趙武靈王針鋒相對指出：文化的功用是「利其民而厚其國」，「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無論是華夷，只要有利於國家，都可以採用。趙武靈王下達「胡服騎射」之令，聘請擅長騎兵戰術的匈奴軍官為趙國訓練軍隊，使用鐵鍊製成或皮制小扣串成的伊蘭式盔甲，以取代從前用犀牛皮製成的硬重甲胄。憑借這支改革後的武裝力量，趙滅亡中山，出兵攻打樓煩、林胡，擴充領土，趙「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表明，在北方遊牧民族的巨大壓力下，中原文化開始自覺地吸收異系統的文化成分，以增強本系統的生命力，「胡服騎射」實際上是「習胡人之長技以制胡」，與19世紀「習西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運動有著共通的意義；趙武靈王與公子成的論爭實質上是開放的文化觀與文化本位主義的論戰，這樣的論戰在往後的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 （三）「漢人」、「漢族」定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在「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的遼闊土地上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秦代人民稱「秦人」。因秦朝短壽（歷二世，共15年），「秦人」之名少有流傳。（日本直至近世，時稱中國人為秦人，或稱漢人、唐人、明人、清人） 代秦而起的漢帝國，朝代名「漢」，原因是開國者劉邦（前247—前195）稱帝前，曾被項羽封於漢水上游為「漢王」。漢朝時，周邊諸族稱聚居中原的族眾（即昔之華夏）為「漢人」，稱漢朝使者為「漢使」，漢朝士兵為「漢兵」。《漢書》有載：「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漢人與羌人對稱。西漢、東漢共歷24帝，延綿426年（前206—公元220），漢朝威名播揚四海、傳之後世。魏晉南北朝以下，胡人大量進入中原，還出現多個胡人政權，漢胡雜居，「漢人」與「胡人」並稱，成為習常，《北史》、新舊《唐書》、《遼史》等正史，多有「漢人」「漢子」稱呼出現。 中國多有朝代更迭，為何慣以「漢」稱中國？史學家陳垣（1880—1971）釋曰： 中國易姓者屢矣，胡獨以漢稱中國？曰：在昔與西域交通者漢為盛，故塞外諸國徒聞有漢也。以漢代表中國，變私名為公名，自《宋書·胡氏傳》論始，所謂「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者是也。以漢為中國，漢之定名成於齊梁之間，可無疑義。 世界上不少國家以「漢」為中國的代稱，把中國人稱為「漢人」。「漢人」一名延及近代，先是他稱，唐以後漸為自稱。史學家呂思勉（1884—1957）說：「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漢。」呂振羽（1900—1980）說法類似：「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後，便開始叫漢族。」 稱「漢人」之名因漢朝而得，此說確切，但稱前漢「便開始叫漢族」則欠妥，因為古時並無「漢族」之名，漢代開始直至清中葉只有「漢人」之稱。 「漢族」一詞近代方出現，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1834—1865）在《致各國領事書》中用過「漢族」一詞，這是文獻可見的較早「漢族」用例。後此，清末詩人黃遵憲1903年在《駁革命書》中說：「倡類族者，不願漢族、鮮卑族、蒙古族之雜居共治，轉不免受治於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下也。」這是在批評革命派「排滿革命」之弊：強調漢族與滿族的矛盾，將會落入西洋民族的統治之下。此見與楊度略同，是改良派民族觀的代表性論說。總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已使「漢族」一詞突現出來。辛亥革命後，「漢族」則在「五族共和」「中華民族」體系內廣為使用，漸成流通詞。 （四）文化熔爐 統一國家的建立，推動著更高程度的文化大融合——秦漢時期的儒家，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儒家，而是吸收道、法、陰陽三家的一種新創造；「書同文」統一全國文字，結束了戰國以來「文字異形」的局面；「行同倫」則使廣大疆域內的人民心理素質、道德風尚趨於一致。 各族文化的融合與統一，生動地反映到秦漢時期的藝術作品中。如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公社發現的50多組東漢壁畫中，有邊行邊獵的烏桓族、髻頭赭衣的鮮卑族、互市交易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族，形象展示了各族人民的密切交往。再如20世紀70年代曾在長沙馬王堆與山東臨沂山先後出土的西漢帛畫，雖然兩地相距千里，但南北兩地帛畫從內容到風格卻極為接近，表明瞭楚文化的廣遠影響和秦漢統一後的文化融合趨勢。 承魏晉南北朝胡漢混融的唐代，是漢胡文化匯合的時代。貞觀之後，「邊裔諸國率以子弟入質於唐」，西域人士在唐長安定居，街市出現賣酒的胡店，侍酒者多為胡姬，而飲者多為文人，李白詩《少年行》寫道：「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胡人的繪畫、雜技、樂舞更以異域色彩令唐人傾心，白居易的《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記胡樂舞之盛。宋遼金元時期，東亞大陸成為民族文化的熔爐。這幾百年間，幾個政權共存；除漢人建立的宋朝外，還有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女真族建立的金國、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南方有白族建立的大理，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其時戰亂頻仍，社會動蕩，而戰爭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強力催化劑。 唐銀胎鎏金加彩胡人樂伎（李壽昆藏） 元以後，契丹、黨項這些民族不再見於史籍，而融合為漢族的一部分。元末明初，蒙古人、色目人由於與漢人長期相處，已經達到「相忘相化」，不易區別的程度。民族融合的浪潮，再次給文化系統注入新鮮血液。北宋末年以降，「胡樂番曲」隨著金人入主中原以及蒙古民族的南下，大量輸入中原地區。據史籍記載，當時京師，「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素袖佳人學漢舞，碧髯官妓撥胡琴」。 「胡樂」與「胡樂器」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化環境，與此相適應，詞的文學形式變化翻造，形成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曲。經關漢卿、王實甫、張可久、白樸等人的創造，元曲擅一代之長，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高峰之一。元人又對繪畫技藝加以發展，著重講求筆墨趣味，並用書法文字和朱紅印章來配合補充畫面，形成中國美術的獨特風格。 17世紀中葉，滿族入主中原，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推進到新的階段。這一時期，清王朝開發東北，加強新疆、西藏與中央政府及內地人民的聯繫，奠定了現在中國的疆域和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基礎。儘管滿族統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地位，但是，民族大融合的趨勢不可逆轉。清王朝二百多年間，滿族本身捲入民族文化融合的巨流中。《兒女英雄傳》用純正的北京口語表達了作者滿族人文康的思想感情，書中的「俠女」十三妹與漢人筆下的英雄豪傑同出一轍。 旗人曹雪芹（約1715—約1763）「滴淚為墨，研血成字」，著成《紅樓夢》，同《詩經》、屈賦、《史記》、李杜詩章、關王雜劇、《水滸》、《三國》、《儒林外史》等優秀作品，共同組成中華文學綿延不斷的群峰。《紅樓夢》是宗法皇權社會末世的藝術寫照，也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生動表徵。 清代的藝術創作表現出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趨勢。如清人李有義所藏藏族《唐喀圖》，生動地反映了清代民族交融的情景。畫中的三姓佛，左側觀音菩薩象徵藏族、中間文殊菩薩象徵漢族、右邊手持金剛者象徵蒙古族。承德避暑山莊的「外八廟」是清朝帝王政治活動的產物，也是清代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象徵。這些廟宇，融會滿、漢、蒙、藏各族宗教建築藝術的特長，風格各異，別開生面。 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創造了絢爛多姿的中華文化，並不斷傳承、光大。以文學為例，漢族有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輝煌；諸少數民族也有卓越創造，藏族史詩《格薩爾王》、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傳》、維吾爾族《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梅葛》、《阿詩瑪》彪炳千秋。 又如醫學方面，漢族醫術淵深博大，藏醫、蒙古醫、回回醫也別具異彩，且與漢醫相互啓迪、補充。總之，現存56個民族，以及遷徙、消亡了的民族（如匈奴、黨項、契丹等），都對中華文化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民族」和「民族文化」都是歷史的範疇。源遠流長、儀態萬方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巨大的復合體。它由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許多部族共同創造，今天仍然活躍在歷史舞台上的那些民族，還在繼續為這個文化大系統競相作出貢獻。 包容萬象的中國文化由中華民族共同創造，它又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認同的堅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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