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婧宸：《国故论衡疏证》的版本源流及学术价值考述

許學仁 201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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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论衡疏证》的版本源流及学术价值考述

董婧宸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庞俊和郭诚永师生二人，凭借深厚的学养和对章太炎学术的深入理解，历经前后半个多世纪，共同完成了《国故论衡疏证》这部著作。从版本源流上，《国故论衡疏证》各卷均以《章氏丛书》本为主要底本。庞俊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陆续完成了《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下卷诸子的疏证，1933年起，于《华西学报》上刊载部分篇目，1935年和1940年，四川大学文学院和华西协和大学先后以讲义铅印刊行《疏证》。其中，川大本出版稍晚而底本文字较早，学报本、华西本则经过修订。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国故论衡疏证》，中卷、下卷以华西本为底本，与郭诚永在八十年代完成的《国故论衡》上卷小学的疏证稿本，合并出版。《国故论衡疏证》通过准确解题、概括文意、钩稽典故，“以章解章”，较为准确地解读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梳理了章太炎的学术背景，从而整体把握了《国故论衡》的思想意蕴和学术旨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章太炎；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国故论衡疏证》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收录了章氏自1906年东渡日本以来，论述小学、文学、诸子方面的单篇论文。在近代学术史上，这部文辞典雅、体大思精的学术著作，有着深远的学术影响。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庞俊先生在四川高校授课，逐步撰成《国故论衡疏证》中卷和下卷，付铅印刊行。至八十年代，庞氏弟子郭诚永先生，依中卷、下卷体例，续成了《国故论衡》上卷的疏证。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国故论衡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整理本），将师生二人的书稿合为完璧，并整理标点出版，通过疏证文辞、钩稽来历，该书对理解《国故论衡》多有裨益。

关于《疏证》的情况，《国故论衡疏证出版说明》概述了其整理本的出版经过，张志烈《庞石帚及其国故论衡疏证》（《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中亦介绍了庞俊中下卷的疏证成书及其著作特色。笔者自2014年起，校订《国故论衡疏证》，阅读了庞俊的相关书札[1] ，得见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刊行的《国故论衡疏证》线装铅印本，注意到《国故论衡疏证》的版本源流、成书过程较为复杂[2]，也注意到《疏证》蕴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尚有待发之覆，故略作探讨，亦期同道指正。

一、《国故论衡疏证》的版本源流

1.庞俊与《国故论衡疏证》中下卷

庞俊（1895-1964），字石帚，曾执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1949年之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其诗文笔记，由弟子编纂成《养晴室笔记》、《养晴室遗集》，先后付梓。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庞俊在蜀中接触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在1922年至1923年前后的书信中，庞俊曾向其师赵熙（字尧生）提到阅读《章氏丛书》：“近阅《章氏丛书》毕，惟不能读《齐物论释》及《别录》玄理诸篇，自昔未窥内典，忽睹胜义，翻至迷惘，斯以爽然自失也。端居多暇，稍稍复理吟咏。”[3]这大约是庞俊初次接触章太炎的学术著作。之后，庞俊在四川高校任教，讲授文学史等课程，以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作为主要的授课内容，并结识了李植、钟正楙、董鸿诗等多位章太炎的蜀中弟子[4]，对章太炎学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陆续完成了《国故论衡》中下二卷的疏证。庞俊疏证的过程，见庞氏1935年11月所作的《与章太炎书》：

不肖钻仰宝书，忽将十稔，承乏横舍，亦时为诸生讲述。有所为《国故论衡疏证》（稿本已印中下二卷，约三十万字，以充讲义，故不免辞费。大氐可删十之三）。颇有疑滞，恨不得摄齐请益也。今先寄上近作杂文一首及《疏证》一篇（余当续寄），先生有所诲正，何幸如之。[5]

这封书信透露，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庞俊以在高校的文学史讲课为契机，撰成文学、诸子两卷的疏证，权充讲义。1935年，四川大学铅印本《国故论衡疏证》（中下二卷）刊成之后，庞俊曾拟寄呈章太炎指正。不过，考虑到《国故论衡疏证》上卷未作，庞俊的此封书信及《疏证》铅印本，似并未寄出。在章太炎去世后的1936年7月，庞俊致书赵熙，不无遗憾地提到：“余杭章公亦已下世，弟子服膺此翁，尝疏证其《国故论衡》，惟上卷未成，故未呈先生，亦未寄章公也。”[6]

《国故论衡疏证》，四川大学文学院铅印本

庞俊的《国故论衡疏证》，曾有三个主要的印本：1933年至1941年间，《国故论衡疏证》的部分文学卷篇目，曾先后在《华西学报》连载，是为“学报本”。1935年，四川大学文学院铅印出版了《国故论衡疏证》中、下卷（下卷缺《辨性下》），是为“川大本”。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出版了由李植题签的《国故论衡疏证》中、下卷全帙，收入“华西大学国学丛书之五”，是为“华西本”。

《华西学报》是由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学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辑的学报，创刊于1933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五卷，每年一卷，采用铅印。受战争影响，1941年，六、七合卷出版，改用线装样式，有板框。庞俊疏证的《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分上下篇刊出），曾在《华西学报》的“学术流别部”卷一至卷六刊载。就内容上说，由于连载的限制，学报本仅收录了《文学卷》的部分篇目。

四川大学本《国故论衡疏证》出版于1935年，共收录文学、诸子二卷，原缺《辨性下》，仅至《辨性上》。中卷首页署“綦江庞俊学”，正文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章氏原文用大字，原注与疏证皆用双行小字，无标点。该本每篇单独编页，版心最上为大字“国故论衡疏证”，间或作“国故论衡”，单鱼尾，鱼尾下标小字页码。每篇篇首又独标卷数，如“中之一”、“下之五”等，下有单横线，横线下为“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及印刷机构的小字[7]。川大本《国故论衡疏证》，是庞氏最早印成的单行本疏证，据1936年7月庞俊书信：“学校有排印本，字小而误多。”[8]可以看出，川大本校勘稍差，庞氏对此颇觉遗憾。

华西协和大学本《国故论衡疏证》出版于1940年，补入了川大本原缺的《辨性下》，完整地收录了《国故论衡》中、下二卷疏证。该书封面有章太炎弟子李植所作的题签，上篆文“国故论衡疏证”，下楷书“李植署检”，并有篆章“培甫”。内封正面楷书“国故论衡疏证”，背面有“华西大学国学丛书之五民国庚辰铅印”，中卷首页署“綦江庞俊”，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四、二十五字不等，注文双行，以顿号作句读。该本每篇亦单独编页，版心上作“国故论衡疏证”，单鱼尾，鱼尾下方为卷数，并标页数，在中、下卷末各附勘误表。

《国故论衡疏证》，华西大学铅印本

从体例上看，学报本、川大本及华西本《国故论衡疏证》，均以章太炎的正文作为大字，章氏的原注、庞俊的疏证则用小字。有章氏原注者，以“原注”标明，庞氏疏证则以“○”隔开；如无章氏原注，则直接以小字为疏证，部分篇目有小字解题。就庞氏《疏证》采用的底本来说，章太炎《国故论衡》曾有1910年日本秀光舍初印本、1915年右文社铅字本《章氏丛书》、1919年浙图木刻本《章氏丛书》这三个主要版本。其中，右文社、浙图版的《国故论衡》，均为修订本，对秀光舍本的篇目、正文均有调整。比较《疏证》的正文可知，川大本、学报本、华西本的底本，均是以浙图本《章氏丛书》为主要依据，同时，庞俊也曾参考日本秀光舍、右文社版做过一些校勘，具体如下：其一，《国故论衡》的正文来看，《疏证》所引章氏原文，均与《章氏丛书》相同，不与秀光舍本同。其二，庞氏疏证，于《辨诗》、《明见》等篇下，有梵文摹写，这些梵文摹写，不见于右文本，仅见于浙图本。其三，从疏证内部的材料和其他史料来看，庞俊曾收集过其他版本的《国故论衡》作为参校本。在《上赵尧生先生书》中，庞俊云“买得《章氏丛书》一部，敚误甚众，近方借一浙本雠校之，日得十许页”[9]，这里夺误较多的版本，或即右文社《章氏丛书》，“浙本”则显然指的是校勘较为精审的浙图本。又华西本《辨性下》2A页原注“一阐提”下，《疏证》云：“注云‘一阐提’，‘阐’，浙本误作‘闻’，日本及右文本不误，今据改。”可以看出，华西本的底本即“浙本”，而庞氏所用的参校本，则包括“日本”及“右文本”。“日本”即秀光舍初印本《国故论衡》，右文本即右文社本[10]。虽然《辨性下》一篇仅见于华西本，这也可以旁证这三个《疏证》的底本，均是依据浙图本而来。

从三个版本的源流上看，通过比勘学报本、川大本和华西本的文字差异可知，虽然学报本始于1933年，川大本刊成于1935年，但川大本的文字较早，学报本、华西本则文字基本相同，并且在川大本基础上做过修订。其中明显的文字差异，见于以下六处：一，《明解故上》“此不足与四者数”句，川大本疏证：“上文陈数五蔽，此言四者，最后一蔽，所说止于诸子，非经之数也，今文诸家末流益多怪妄，故不足与诸儒朴学数”，误以章氏的“四者”为“解”中的“四蔽”。学报本、华西本则改为“四者谓校、故、传、解”，较为准确。二，《论式》“可与酬酢，可与右神”，川大本引《周易·系辞》注而误题“王弼”，学报本、华西本均改为“韩康伯”；三，《文学总略》开篇“论起法式，谓之文学”下，川大本疏证有“胡适云：章氏论文至多精语，此篇驳斥一切狭陋立论，初看似不重要，实则极有关系”一句，华西本删去。四，《文学总略》“饮食移味，居处缊愉”句，华西本疏证增加“《曾子立孝》曰：‘饮食移味，居处温愉’。卢注‘移味’曰：‘随所欲也。’”一句，注释章太炎典故出处。五，《文学总略》篇末，川大本附有章太炎《论文学》一篇及庞俊导语：“西历一千九百六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日本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有《论文学》一篇，即此文之初稿，附载于此，备考览焉。”华西本无此篇长文及导语。六，《正赍送》引《季札赞》，川大本误题“陶潜”，华西本改正为“范泰”。从这些材料看，我们不妨推测，川大本《国故论衡疏证》或系据庞俊稿本直接排印，而学报本、华西本的《国故论衡疏证》，实际上是订正了川大本的讹误，经庞俊改订后的版本刊行。不过，由于条件有限，川大本、学报本、华西本的《国故论衡疏证》，在排印时，均不免夺文、衍文、讹文、乙文等问题。

2008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整理本中，中、下二卷基本根据华西本排印，改正了部分讹字，唯整理本中的部分夺文、误字，亦系沿华西本之误。[11]

2.郭诚永与《国故论衡疏证》上卷

庞俊“自谦不精小学，故未注上卷”[12]。关于上卷的补撰疏证，白敦仁在1994年整理庞俊遗著时曾提及，《国故论衡疏证》的上卷工作，“尝嘱及门弟子胡君芷藩补作上卷疏证，而芷藩竟先先生逝去，未有成书。今则郭君恕已别作疏证上卷交中华书局。”[13]

郭诚永（1913-1998），字君恕，1929年入石室中学，即请业于庞俊，至1932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李植、赵少咸、向宗鲁、庞俊等巴蜀学人，治语言文字之学，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据郭诚永回忆，在川大求学时，“当时的川大讲台，人才鼎盛，文学如林山腴先生，经学如龚向农先生，史学如祝屺怀先生，小学如赵少咸先生，博综如向宗鲁先生，皆各有树立，卓然名家，又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闻章氏（太炎）之风而悦之者”[14]。影响所及，郭诚永曾积三十年之力，笺注《检论》，对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惜《检论》之稿，不幸毁于文革。至八十年代，郭诚永以“《文学》《诸子》两卷，庞公论之既详，不敢复赞一辞。”“转念先师所疏，尚阙一卷，幸有余力，当续成之”[15]，投入到他所擅长的小学部分的疏证工作中。

《国故论衡疏证》上卷署“成都郭诚永学”，其中的《国故论衡》的底本，也是浙图本《章氏丛书》。从体例上看，上卷基本承袭中下卷，并稍有发展：其一，上卷为章太炎榷论小学之作，其《成均图》、《古双声说》、《二十三部音准》、《转注假借说》等篇涉及到大量语料，疏证逐一注出《说文》训释、《广韵》音读及上古音、中古音地位，材料丰富，内容详赡。其二，郭诚永逐篇撰写解题，更注重从当代学术源流的角度，说明章太炎研究的学术价值。

从90年代起，程千帆、白敦仁等人，曾筹划出版《国故论衡疏证》，1997年程千帆致傅杰书信，“已函中华傅璇琮先生，请其设法付印（郭诚永君恕上卷，庞中下卷，所交中华稿庞亲笔校过，当无脱落之弊）”[17]至2008年，郭诚永的上卷稿本，始与庞俊的中下卷合为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

《国故论衡疏证》，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董婧宸校订，中华书局， 2018.

二、《国故论衡疏证》的学术价值

章太炎于1906年作《讲文学》，自陈其文章撰作，“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18]。章氏主张，文章写作，用词要合乎古训，持论要辨别体裁，行文要条理清晰。《国故论衡疏证》的学术价值，则在于通过“以章还章”，以解题文字概述文章主旨，梳理章太炎的行文逻辑，注释语词典源，准确地还原和阐发章太炎的学术思想，这为后人理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准确解题，点明主旨

在《国故论衡疏证》中，“解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解题，能阐明单篇主旨，梳理相关学术源流，并为读者了解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演变提供线索。

庞俊的《疏证》中，并没有逐篇撰写解题，其解题仅见于文学卷《文学总略》、《明解故上》、《辨诗》、《正赍送》这四篇下，也是章太炎基于故训，为不同的文体正其名、道源流的专篇。庞俊疏证的重点，也就是章氏标题的文字索解，以及对特定的文体观念的阐述。《文学总略》下，庞氏梳理了“文学”的含义变化，并引章太炎《检论·征七略》“略者，封畛之正名”，准确说明篇题“文学”、“略”的含义，并指出“此篇专论文学之定义”。《明解故上》、《正赍送》下，庞氏分别引颜师古、郑玄等前儒说解，阐明“故”、“赍”的含义，以明确章氏的文章主题。《辨诗》一篇，章太炎以“有韵者皆诗”，在该篇解题下，庞氏专门引用了章太炎《与曹聚仁书》，阐明章氏对“诗”的定义。总体看来，庞俊的解题，侧重援引古训以点明篇题，并以言简意赅而通畅晓达的文字，述说章太炎的学术主张，从而阐明篇旨。

郭诚永补成《疏证》上卷时，距章太炎《国故论衡》出版已有较长的时间，学术界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已有所推进。郭氏依据庞俊体例撰写解题之时，也较庞氏有所发展。如《成均图》的解题中，郭诚永以“此章氏古韵部通转之学说”，点明篇旨，同时还梳理了清代以来的古韵研究、章太炎古音研究的前后发展，并援引黄侃、胡以鲁、李植等学者对《成均图》的评价，客观指出章太炎对蒸部、鱼阳等部处理的疏失。可以看出，在郭诚永的解题中，更侧重于紧扣学术史，交代章太炎对相关命题的学术发展，并辅以后人对章太炎的学术评价，以促进读者对章太炎学术观点的理解。

2.综括文意、阐明意蕴

从论述结构上说，章太炎《国故论衡》等学术著述中，一直贯穿着主旨清晰、论述缜密的行文逻辑。只是章太炎在文风上追求的文字典雅、一依古训，又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对文章逻辑的清晰把握。有鉴于此，庞俊、郭诚永的疏证，即十分注意以概括总结的方式，勾勒出其内在线索。例如，章太炎《明解故上》开篇云：“校莫审于《商颂》，故莫先于《太誓》，传莫备于《周易》，解莫辩于《管》《老》。”庞俊疏证：

校者，平订书籍也。校有二科：一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为比对文字，是正夺误，所谓校雠之学也。故者，亦有二义：一为故事，一为故训，总谓之故也。传者，转释经义也，是有多义：有故事之传，有通论之传，有驸经之传，有序录之传，有略例之传，五者皆传之体也。解者，凡顺说前人书者，皆解之类也。此四语提挈纲领，下文自解。

章氏之言，是为了说明校、故、传、解四种文体的源流。在《疏证》之中，庞俊不仅指出其“提挈纲领”之用，更概述了下文对校、故、传、解的具体分类。在具体行文中，庞俊还以“以上论校”“以上论故与传通”“以上论传”“以上论解”呼应前文，分段结尾。这样的归纳，亦见于《论式》《辨诗》《正赍送》《原儒》等篇中，有助于读者把握章太炎的行文思路。

章太炎先生

3.钩稽来历、疏证语词

章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又兼治朴学。就其学术写作而言，正如郭诚永在《国故论衡疏证上卷序》中所说的：“（章太炎）‘综核字句，必契古训’（《致谭献书》），经史百家，信手揽掇，亦非素习常文者所能尽明也。”在《疏证》之中，郭诚永序言云：“辄就所知，举其来历，通其义蕴”。庞俊《论式》篇疏证云：“凡篇中所引成文，其习见者不载，可省略者省略之，不可省略则具载焉。”[19]也就是说，庞俊、郭诚永二氏，通过征引经典文献、小学训诂来疏通章氏文意，并阐明《国故论衡》的学术旨趣。

首先，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多出入经、史，以熔裁经典的方式，借用文献语境来阐述相关学术观点。其尤值得称道者，见《转注假借说》“转注”“假借”条下：

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

案，章太炎所说的“转注”，指的是词义不变，因语音发生变化而造字的文字孳乳，而“假借”指的是词义引申后，成为一个字的多个义项而并未造字的现象。[20]章太炎论“转注”的“繁而不杀”，语出《公羊传·僖公二十三年》“《春秋》辞繁而不杀”；论“假借”的“志而如晦”，语出《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这两句本是说《春秋》书法，或辞详而义备，或约言以记事，章氏借以喻“转注”之造字，“假借”之不造字，可谓别出心裁而又文意妥帖。在《疏证》之中，郭诚永即引用《公羊》、《左传》原文及何休、杜预之注，在说明来历的同时，也起到了解释内涵的作用。

在《疏证》中，庞、郭二氏，多通过揭示典源，以揭櫫章意。如《理惑论》的“彝器固少掊得”，郭疏引《史记·封禅书》之“掊视得鼎”，说明“掊”字之旨；《正言论》，章氏论西方文字“画革旁行”，郭疏引《史记·大宛列传》及《集解》引韦昭注，说明章氏所指即“外夷书皆旁行”；《明解故下》，章氏云“忽其事状，是口说而非传记”，庞疏引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指出章氏化用此文，是为了说明先师之训，不可悉从。另外，章氏引用典故而别作一解，疏证也另加阐明。如《成均图》章太炎论鱼阳部“当轴处中”，郭诚永：“《盐铁论·杂论篇》，‘车丞相即周鲁之列，当轴处中。’原指车千秋之官居险要，以此喻鱼阳二部在《成均图》中之地位。”这些契合语境的典故征引，是疏证中极其精彩的部分，反映出疏证者在钩稽来历方面所下的功夫。

其次，章太炎行文用词，多契雅训，索解不易。在庞俊、郭诚永的疏证中，亦广泛征引小学典籍、前人注释以疏通文意。如《古双声说》章氏谓“喉牙二音，互有蜕化，募原相属，先民或弗能宣究”。郭疏：“募原相属，犹言部位相近。募原，原指胸膜与膈肌之间，此以喻发音之部位。”章氏深谙医理，故以《素问》《灵枢经》中的医学术语“募”和“原”来比喻喉音与牙音的关系，非经过疏证，恐难晓其义。《原学》篇中，“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庞疏：“《周礼·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郑玄注：‘故书中为得。’”疏证据郑玄注《周礼》故书，可知原文“中失”，即言“得失”。据不完全统计，郭诚永、庞俊疏证中引及的训诂材料，包括《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小学专书及历代疏证，以及《诗经》《尚书》《三礼》《周易》《左传》《公羊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庄子》《楚辞》《文选》等数十种古代典籍的古注材料，并涉及清人《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考证笔记中的考证结论。这些旁征博引，皆旨在解决章太炎文句中的文字训诂问题，一经疏证，则涣然冰释，精核不移。

再者，章太炎的学问，以小学见长。在1910年至1915年撰写并修订《国故论衡》的前后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等小学专书，并撰成《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检论》等学术著作。在章氏的写作中，有一些别做新解的遣词造句，实际上是立足于章太炎的小学考据成果。在疏证中，也对这些特殊的用例有所揭示。如《原经》一篇，章太炎有“畴人子弟分散”句，章氏自注：“畴人者，世其父业，汉世所谓畴官，非专谓治历者”。庞疏引《检论·礼隆杀论》，说明章太炎之“畴”，不解为天文历算之人，而当释为世守专业的从业者。《文学总略》“文曲变化，其度无穷”，疏证引《文始》“文曲即文句”，疏通文字。《原经》一篇，“王通作《元经》，匡其简陋与逢迎索虏，斯侻矣。”《疏证》引《新方言》“然则古言‘侻’者，犹今言对耳”，以章太炎“侻”字之解，说明文意。通过搜集章太炎的其他考据结论，《国故论衡疏证》紧扣文意，作出了不少扎实而精到的解释。

4.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国故论衡》不是孤立的学术著作。《疏证》的作者，有意识地将《国故论衡》放在章太炎学术历程和近现代学术史的背景之下，梳理章氏观点的前后发展，并阐明相关问题的学术发展。

首先，就章太炎自身的学术发展，郭诚永指出，“（太炎）先生之讲学，非惟向不自封，抑且勇于改作”。在疏证中，庞、郭二氏，均十分注重介绍章太炎学术观点的前后发展。如《成均图》下，郭氏引用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1906）、《新方言·音表》（1909）、《文始》（1913）和晚年的《音论》，揭示章太炎的古韵分部和声纽体系的前后发展。《明见》中涉及章太炎对庄子哲学的评价，庞俊疏证指出：“此以任运流转，不求无上正觉为庄生之短也。章君后作《齐物论释》，己自不用此说。”指出了章太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

其次，就相关学术命题的时代背景，《国故论衡疏证》也有所交代。如《正言论》所讨论的文言合一、拼音文字的问题，诞生于晚清语文运动的背景下，郭疏在解题中交代了黄遵宪、陈荣衮、宋恕等当时学人的代表观点，并云“凡此，并章氏所谓‘时彦哗言’也。《太炎文录·别录卷二·论汉字统一会》中有与此论互相发明者，兹移录之”，明确交代了该篇的历史背景；《语言缘起说》中，章太炎言及的“诸夏种族西来说”，郭疏也引用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之文及刘师培、章太炎、蒋由智等人之说，介绍其历史背景。《文学总略》为章氏探讨文体的专文，庞疏也将之与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序》及阮元《文言说》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指出章氏的观点与前人的不同。

三、《国故论衡疏证》的部分疏失

细绎《国故论衡疏证》，读者不仅能从疏证者旁征博引的相关文献中，把握章太炎的小学、文学、诸子的学术观点，也能领略到庞俊、郭诚永的学术功底。但2008年整理出版的《国故论衡疏证》，除了文字排印上的一些讹误之外，就其疏证本身，也有几处尚不够妥当。仅就笔者所见，略识于下：

其一，章太炎的术语使用非常谨严、清晰，在《国故论衡疏证》中，偶见前后疏漏、照顾不周之例。如“实、德、业”为章太炎借自印度胜论的一组语法术语。章氏《明解故上》：“古者实句、德句、业句，或展转貤易，动变无方。”章氏自注：“实句即今所谓名词，德句即今所谓形容词，业句即今所谓动词。”据此可知，章氏的“实”指名词，“德”指形容词，“业”指动词。《语言缘起说》，章氏谓：“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其业相离。”郭疏：“一曰实，谓本体；二曰德，谓属性；三曰业，谓作用。”《明解故上》章氏论《曲礼》“坐如尸，立如齐”，谓“一言实，一言业，性不得均。”庞疏：“实，体也；业，用也。尸言其体，齐言其用，故不得均。”今案，此二处郭、庞二疏均以体、用、属性为释，但事实上，这两处的实、德、业，分别指名词、形容词、动词。前例中，章氏阐明的是名词与形容词、动词在语源上相关；后例中，“尸”为名词，“齐”为动词，章氏所指，实为两个词的词性差别。又如，《古双声说》：“同一音者，虽旁纽则为双声。”郭疏：“同一音，谓同一声符。”案，章太炎此处之“音”，即前文之“九音”，指喉、牙、舌、齿、唇、半舌等发音部位，此句本谓同一发音部位，虽然声纽不同，也称为双声。至于郭氏疏证所说的“声符”，章氏的术语中，则多用“声类”或“声”，与“音”不同，此处疏证殆误。

其次，文中的个别注解，尚有可商之处。词义训诂方面，如《文学总略》之“汉晋乐府反有慭遗”，庞疏：“慭，语词。”今案，《新方言·释言》：“慭为伤创，故引伸为残缺。”“今人谓物缺处为缺慭。”此处“慭遗”连用，当据章氏考证，释为“缺遗”为妥。又如，《明见》“夫其俴者”，庞疏引《管子·参患篇》尹注“俴，单也”为说。今案，此用尹注不确。考《说文》“俴，浅也”，又《訄书·订文》中有“说尤鄙俴”，则此处之“俴”，当释为浅薄、浅鄙之义。文章宗旨方面，如《小学略说》中，章氏谓“段于雅训，又不逮郝”。郭疏以“雅训”为训诂，谓段玉裁在形声、转注、假借等训诂问题上“或失专断，或病缴绕”。今案，此解不确。章氏此言，承前文“旁有王氏《广雅疏证》，郝氏《尔雅义疏》”而来，章氏的“雅训”并非泛指，实际上是专指《尔雅》《广雅》等雅书训诂，提出段玉裁在此方面，不及郝懿行耳。另外，《小学略说》篇末云“始一终亥，是即《归藏》”，章氏所讥，专指宋翔凤之说，但《疏证》失考。[21]

上举的个别词义训诂、文章主旨方面的理解疏失，对还原章太炎原意，会有一定的误会。无论如何，瑕不掩瑜，以上的疏失只是《疏证》作者的千虑一失，并不影响其突出的学术成色。总体而言，《国故论衡疏证》是一部注释精核、解读准确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两位梳整者深厚的学养，是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

《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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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文述及庞俊的书信，均收自庞俊著，白敦仁纂辑，王大厚校理：《养晴室遗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间有原书未系年者，谨据相关史实考订年份。

[2]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国故论衡出版说明》中，对《国故论衡疏证》的底本情况未作详细的说明，又有“庞氏的中、下卷疏证从未正式出版”之说，略有疏失，见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又程千帆《致傅杰》（十一）中提及：“先生言所印《国故论衡》，庞氏注颇有脱误，此当是四川大学印二次本。其初印乃华西大学出，庞先生亲校，版式亦宽阔，似可据也。”见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案，程先生对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的印本先后稍有误解，详下。

[3]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养晴室遗集》卷七，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53-254页。案此封书信未署年月，据信中涉及《学衡》及所附诗作，当作于1922至1923年间。

[4]参庞俊：《与章太炎书》，《养晴室遗集》卷七，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7-278页；李润苍：《章太炎与四川》，《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8页。

[5]庞俊：《与章太炎书》，《养晴室遗集》卷七，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7-278页。

[6]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养晴室遗集》卷七，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56页。案此封书信原未系年，据其中所云，当为1936年事。

[7]《文学总略》38页，《原经》36页，《明解故上》25页，日新印刷工业社代印。《明解故下》23页，维新印刷局印。《论式》18页，《辨诗》27页，溶记美利公司代印。《正赍送》18页，《原儒》12页，《原道》上、中、下三篇共22页，连续编页，《原名》17页，《明见》25页，《辨性上》13页，协美印刷公司代印。《原学》9页，成都球新印刷厂代印。其中，日新印刷工业社、维新印刷局、溶记美利公司、协美印刷公司、球新印刷厂均为设在成都的印刷机构。

[8]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养晴室遗集》卷七，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56页。

[9]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养晴室遗集》卷七，第253页。此封书信作于二十年代。

[10]案，“一阐提”，秀光舍本作“一阐提”，右文社本、浙图本作“一闻提”，则日本不误，而右文本、浙图本均误，惟庞氏云“右文本不误”，或为记误。

[11]夺文如《论式》，章太炎正文的“今虽不著，明其为沈任法”，三本均夺；衍文如《辨诗》“今之词自龟兹乐来”，三本“乐”下衍“府”；讹文如《原名》之“仪之以物”，川大、华西本“仪”讹作“拟”；乙文如《原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川大、华西本误为“二十五家”等。

[12]如《明见》篇“陀尔奢那”之梵文摹写，整理本沿用华西本之摹写；而《论式》篇原文“近于强钳”，川大本、学报本不误，华西本误作“疆”，华西本卷末校勘记已订正，惜整理本404页仍据华西本正文沿误作“疆”。

[13]程千帆《致傅杰》（八）：“庞氏曾为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中下卷作疏证，有华西、四川两大学印本。自谦不精小学，故未注上卷。”见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14]白敦仁：《养晴室遗集前言》，《养晴室遗集》，第5页。又，张志烈亦言，胡芷藩上卷仅完稿三篇，“1968年胡芷藩先生去世，文稿下落不知”，见《庞石帚先生与其〈国故论衡疏证〉》，《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5]郭诚永：《讲台生活四十年》，见四川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编：《隆重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教学经验汇编》1979年版。

[16]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上卷序》，见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

[17]程千帆《致傅杰》（十二），见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18]章太炎：《讲文学》，见《国学讲习会略说》，日本秀光社1906年版。又章太炎1909年《与邓实书》：“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则俪语华靡。”见《太炎文录·文录卷二》，亦主张先文辞要根底小学，言之有物，剖析义理。

[19]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