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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清廷曾設立武英殿聚珍館，負責製作木活字刷印內府書籍。通過梳理文獻資料，可知聚珍館的得名與“聚珍版”的命名密切相關，早期名爲“聚珍版處”或“排印聚珍版處”，其設立時間爲乾隆三十九年而非學界通常認爲的乾隆三十八年，地點在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至乾隆五十一年，聚珍館完成擺印“應刊”書籍的階段性任務，但並未閉館，而是將後續工作移交給武英殿，繼續擺印書籍。同時，探討了聚珍館的機構組成、人員設置和分工，研究發現聚珍館的二十五萬多個木活字應是在同治八年武英殿火災中燒毀。 作者簡介： 項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現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師，研究方向主要爲明清學術文化史。 活字印刷術在清代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康熙朝內府的銅活字印刷和乾隆朝內府的木活字印刷，凡論及中國印刷史或者古籍版本學的論著，幾乎都會提及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和木活字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實際上，這兩項活字印刷的標誌性成果都是由武英殿修書處完成的。修書處負責活字印刷的下屬機構分別是康熙朝設立的銅字館和乾隆朝設立的聚珍館。以往學界較多關注和研究活字印刷的最終成果——《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而從活字印刷的執行機構聚珍館這一角度切入研究的著作甚少。且聚珍館本身存在不少模糊之處，例如“聚珍館”何時成立？它與“聚珍板處”是何種關係？如何運作？筆者認爲，這一機構的開設和運作情況對活字本的成書影響甚巨，有必要深入探討。 一、武英殿聚珍館設立緣起 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乾隆帝輯校《永樂大典》時就曾設想：“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出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進呈，候朕裁定，匯付剞劂。”這一設想已有付梓之意。至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辦理大臣明確提出“《永樂大典》內所有各書……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其應刊、應抄各本，均於勘定後即趕繕正本進呈。將應刊者即行次第刊刻。”這裡所説的“應刊”即指應予雕版刊刻。而當時指定的負責刊刻機構即是武英殿修書處，“所有原辦絹板、紙片、界畫、裝潢及飯食各項事宜，派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經管總辦。其四庫全書處所有交到應刊各書，亦即令該員等監刻，以專責成。” 那麼，何時開始要將部分書籍以活字擺版刷印的呢？文獻所見，清廷置辦武英殿聚珍版之緣起與金簡的提議有關。《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錄有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管四庫全書刊刻等事務金簡奏酌辦活字書版並呈套板樣式的奏摺，是一份瞭解武英殿聚珍版籌設源流的重要文獻。在該奏摺中，金簡首次提出以活字版印刷部分四庫典籍的建議：“今聞內外彙集遺書已及萬種，現奉旨擇其應行刊刻者，皆令鐫版通行，此誠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藝林之至意也。但將來發刊，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時日，臣詳細思維，莫若刻做棗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種書籍，比較刊版工料，省簡懸殊。” 據此奏摺可知，金簡之所以提出活字版印刷，乃是鑒於如採取傳統的雕版印刷大規模的典籍，費時費力且花費不少，如若採取活字印刷，只需一次性製作活字“大小合計不過十五萬餘字，遇有發刻一切書籍，只須將槽版照底本一擺，即可刷印成卷。豫備木子二千個，隨時可以刊補。”而製作費用方面，“每百字工料需銀八錢，十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成做木槽版，備添空木子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再用銀一、二百兩，已敷置辦。是此項需銀，通計不過一千四百余兩”，金簡進而以活字刷印一部《史記》爲例，算了一筆經濟賬，“《史記》一部，計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塊，按梨木小版例價銀每塊一錢，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錢，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是此書僅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餘兩。今刻棗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計亦不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雕版和活版二者相較，後者確實有明顯優勢，“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屬一勞久便”，可謂一勞永逸。 金簡按照乾隆帝御制《永樂大典》詩，刻成棗木活字套版共四塊，並刷印黑紅格子樣式各五十張，進呈御覽。這一奏議立刻得到了乾隆帝的准允，諭旨：“甚好，照此辦理。”從此時開始，金簡即着手籌備製作木活字。 與康熙朝設立的銅字館一樣，乾隆朝聚珍館最初的設館地點不在武英殿，而是在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一云：“乾隆三十八年春，創制活字板，賜名聚珍，置局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排印各書，事亦隸焉。”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三“京師志十三”亦載：“乾隆三十八年創置活字板，錫名聚珍，置局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排印各書。”聚珍館館址距離同在西華門內的武英殿並不太遠，仍受武英殿修書處的直接管轄。 聚珍館的得名與“聚珍版”的命名密切相關。據軍機處上諭檔，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諭旨：“武英殿現辦四庫全書之活字版，着名爲武英殿聚珍版。欽此。”活字版被命名爲“武英殿聚珍版”，辦理“武英殿聚珍版”的機構被稱之爲“聚珍館”也就是很自然之事了。乾隆諭旨發下後，金簡等人即奏議：“仰蒙欽定嘉名爲武英殿聚珍版，實爲藝林盛典。擬於每頁前幅版心下方，列此六字。”這一提議後來並未得到完全的執行，而是採取折衷辦法，即在書前鐫“武英殿聚珍版”六字，成爲了武英殿聚珍版書的一個基本特徵。 聚珍館在檔案中一般又被稱作“聚珍版處”，那麼“聚珍館”或“聚珍版處”一詞是何時開始出現的呢？查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所見，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亦即乾隆帝正式命名“武英殿聚珍版”的次日，大臣奏摺中即出現了“聚珍版處”的稱呼了。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際華、英廉、金簡請旨：“查御書處現行之例，凡做墨刻字人等，服役之日，俱給與分例飯食。今排印聚珍版處，亦照此辦理。”這説明“聚珍版處”（聚珍館）在此時作爲一個機構名稱已經成立。當日，金簡也奏報了“聚珍版處”辦理製作木活字的進展：“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刻大小活字十五萬個，擺版刷印通行，荷蒙允准。嗣又仰遵訓示，添備十萬餘字。二共應刻二十五萬餘字，現已刻得，足敷排用。”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金簡“督同原任翰林祥慶、筆帖式福昌敬謹辦理，今已刊刻完峻。”此後“聚珍板處”頻繁見諸於乾隆帝與四庫館臣往來文書之中，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檔案有“聚珍版處設供事十二名……又聚珍版處刊刻木字數十萬。”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十七日：“今武英殿聚珍版處額內供事十二名、額外供事十二名。”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二十五日，檔案又載“諭：《明臣奏議》着交武英殿寫入四庫全書，交聚珍版處排印。”檔案中偶見有“排印聚珍版處”的字眼。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九日，檔案中出現了“聚珍館”之名：“臣等遵旨查得聚珍館所擺各書，自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間進書起，至四十五年十二月，陸續進過各書六十五種，業經呈覽”，但無論是“聚珍館”還是“聚珍版處”抑或“排印聚珍版處”，在當時的辦理人員看來實際就是同一處，在具體奏報時彼此交替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聚珍館的成立時間晚於木活字開始製作之時間，聚珍館得名之時已經刻得二十五萬餘的木活字，楊玉良等學者認爲的“聚珍館，乾隆三十八年始設”表述不夠確切。聚珍館得名的實際時間是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距離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金簡首次奏議用活字版擺印部分書籍約有半年的時間差。 聚珍館是何時閉館的呢？實際情況較爲複雜。如前所述，聚珍館設立初衷是擺印四庫館應刊書籍，完成擺印任務後即閉館。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二十日大學士阿桂奏：“武英殿修書處諮稱：准聚珍版處稱本處具奏，臣奏明應擺各書期與四分全書後先蕆事。今四分全書於四十九年即可掃數全完，所有聚珍版各書亦應勒限四十九年全行告竣。……現今應擺各書共計二萬餘版，若照常辦理，尚須三年。今飭令承辦各該供事並力排擺，統限於明年告竣。”由此可見，聚珍館原先設想應擺各書與辦理北四閣《四庫全書》應該同時告竣於乾隆四十九年。但從後來的擺印情況看，直至乾隆五十一年聚珍館館務才告一段落，據檔案所載，“聚珍版處於乾隆五十一年館務告竣……歸款支出，俱開造清冊，移送武英殿接續辦理等因，奏明在案。嗣自乾隆五十一年經本殿接辦以來……” 。此檔案頗爲關鍵，據此檔案可知，聚珍館（聚珍版處）的階段性任務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已經完成，所謂“館務告竣”，擺印工作告一段落了，將來的工作由“武英殿接續辦理”。實際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二日，金簡奏摺中已經設想好“俟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木子、槽版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即用聚珍版排印通行”。聚珍館木活字原存貯於北長街路口東館址，館務告竣後移交武英殿存貯（原館址已經從武英殿外的北長街路口東移至武英殿）。按照這一設想，聚珍館擺印四庫館應刊書籍告一段落後，並未立即撤銷，仍以“聚珍館”之名繼續負責管理聚珍版木活字，遇有需要繼續擺印其他書籍。從現有資料看，乾隆五十一年以後至嘉慶中期，聚珍館確實擺印了《四庫全書考證》《吏部則例》等多種書籍。但嘉慶後期以後，聚珍館擺印書籍工作逐漸停歇，主要成爲了存貯“聚珍”之庫。咸豐初年，聚珍館仍設供事、收掌等官員、匠役在此聽差，每年撥有專款備用。到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木活字被燒毀，聚珍館也就不復存在了（詳見後文考證）。 因此，以乾隆五十一年館務告竣爲限，可以把聚珍館的機構發展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一年，聚珍館的任務是負責擺印四庫館一百余種應刊書籍，最後寫入《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第二階段是乾隆五十一年至同治八年，聚珍館陸續擺印了其他書籍（包括所謂的聚珍版單行本），嘉慶末期以後成爲管理貯存木活字之處所，直至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聚珍館不復存在。 二、聚珍館機構設置及分工 聚珍館下屬哪些機構？這些機構如何分工？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依靠清宮檔案加以辨析。筆者所見，乾隆朝修書處檔案中少見有專門涉及聚珍館機構情況的記載，但從道光朝修書處檔案依然可以基本梳理出該機構的組成情況。道光十三年（1883），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等呈爲行取煤炭事稱： 聚珍館爲預備上交擺印活計，擺書房添行煤爐六座、硯炙二十四個；辦事科房煤爐一座、硯炙八個；提調房煤爐一座、硯炙四個；檔案房爲抄寫歷年檔案，添行煤爐四座、硯炙十六個。 同年，武英殿修書處“爲行本年九月分月例煤炭由”又載： 聚珍館爲預備上交擺印活計，擺書房添行煤爐六座、硯炙二十四個；辦事科房煤爐一座、硯炙八個；提調房煤爐一座、硯炙四個。 由上述兩則檔案可知，聚珍館設有擺書房、提調房、辦事科房和檔案房。擺書房設在武英殿東、西配殿，負責活字擺印；提調房則負責活字及書籍的收取和管理；檔案房辦理相關檔案；辦事科房則是配合擺印工作而設，有供事在此值班。 聚珍館隸屬武英殿修書處，受修書處管轄，而聚珍館下屬部門在職能分配上，則各有專屬：北長街路口東聚珍館館址所在地主要負責活字的製作，而武英殿東、西配殿則主要是將製作好的活字進行擺印。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月二十七日，質郡王永瑢等奏續辦詳校三分全書酌擬章程情形折： 隨飭提調等查看武英殿有無空閒房間，據稱：前後兩層正殿，向系收藏書籍，堆放版片。東、西配殿爲承辦刷刻、擺版之所，祇有後殿旁屋五間，亦不能容多人多書。 關於聚珍館的人員設置和分工情況，此前學界較少關注。武英殿聚珍版作爲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其辦理人員及匠役值得一一考究。張升先生的力作《四庫全書館研究》第九章專論《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除了考訂聚珍本的數量、印行時間，聚珍本的底本與校樣外，還爬梳了聚珍本分校官與纂修官，清晰的梳理出分校官與纂修官名單，用力茲深。實際上，除了這兩類人群外，參與聚珍版製作、擺印的柏唐阿、收掌等、供事人員名單和身份等信息同樣值得關注和探討。借助於武英殿修書處檔案等材料，筆者嘗試予以梳理。 除了校對人員外，聚珍館額設供事、辦事收掌、效力墊板收掌、效力柏唐阿、額外效力柏唐阿，聚珍館的人員設置始終在動態變化，需要分類查考聚珍館人員設置和職能分工情況。 第一，聚珍館供事，負責擺版等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聚珍館尚未成立之前，金簡已提議設供事六人，其中擺版供事二人，管韻供事四人：“以供事二人專管擺版，其餘供事四人分管平上去入四聲字。擺版供事按書應需某字，向管韻供事喝取，管韻供事辨聲應給。” 當然，這只是一個設想，後來供事人數有所增加。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多羅質郡王永瑢等奏：“檢擺字板必須供事經手，前經臣金簡奏明，額設供事六名在案。但查字板頭緒紛繁，六人尚不敷用，擬再添供事六名，統照武英殿供事之例，一體行走，以資供役。”此時，供事已經增加至十二名，由原任翰林院編修祥慶承辦擺板之事，實際上是管理這些擺版供事。 聚珍館成立後，額設供事十二人，專門負責擺版。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至額設供事十二名，專供擺版，實與匠役無異，與別館供事僅供登記收發者有間，應請亦照匠役之例，遇有擺版之日，給與分例飯食，庶令常川供役，免致遲悞。其無書可擺之日，仍毋庸濫給。”擺版供事按照武英殿匠役之例，發給飯食銀。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多羅質郡王永瑢等奏募選額外供事情形折稱：“聚珍版處刊刻木字數十萬，檢查排版，換篇歸類，頭緒更繁，現有供事亦不敷使用，臣金簡亦募選額外供事十二名協同幫辦。”此時聚珍館設有供事十二名，額外供事十二名，總計二十四名。 聚珍館供事名額一直是動態變化的，常常因需增減。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二十日大學士阿桂奏：“武英殿修書處諮稱……擺書供事向設額缺二十四名，嗣因不敷遣用，複陸續募充效力供事四十餘名，俱系自備資斧供役。”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吏部尚書常青奏：“查聚珍版處向設額缺二十四名，於乾隆五十一年經奏裁十八名，只留六名供役。隨派辦《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已屬書多人少，每形拮据。本年五月內奉旨交辦《詩經樂譜全書》，現存供事等實不敷用。臣等因公商酌，將額外供事十五名並修書處額缺供事二名俱添派趕辦查對、擺墊、收發一切事件。”可見，乾隆五十一年，聚珍館供事曾一度裁至六名，乾隆五十四年又增加了十七名。 嘉慶元年（1796）四月，聚珍館擺印《高宗十全集》後，修書處奏准議敘：“除提調纂修諸員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在館額缺，取結供事等俱系自備資斧，效力擺辦，已閱五年。尚能各知奮勉，臣等擬請照五十三年《詩經樂譜》書成之例，懇恩賞給議敘，以示鼓勵。”由上述檔案可知，聚珍館供事系自備資斧，效力擺辦。嘉慶十三年（1808）九月初五日，武英殿文稱：“本館一切擺板、歸匯、查對等事不敷辦公，相應移付內閣，撥送供事四員，並造具該供事履歷過館當差等因前來。今本處輪應供事一員過館，將實缺供事李蓮一員撥送典籍廳，即行文移送武英殿當差。” 第二，聚珍館柏唐阿，負責墊版、在館值宿、辦事等。據武英殿修書處檔案，聚珍館額設效力柏唐阿、額外效力柏唐阿，人數不定，柏唐阿需輪流到館備差。 從實際情況看，聚珍館柏唐阿數量亦在變動之中。嘉慶元年（1796），武英殿修書處奏： 本處承辦事務，有柏唐阿三名，向由內務府挑派，校錄十名，向由國子監肄業正途貢生考送充補。近年以來，均未奏請議敘。查柏唐阿等逐日在館，實心經理，該校錄等繕寫各種副本，校對諸書，俱屬勤勉，並擬擇其年久者，請照前例，量加優敘。仍各按計到館日期，扣足年限，始准諮部銓選。 嘉慶十二年（1807）十一月二十日，武英殿修書處奏爲館書辦竣恭進樣本呈請聖鑒事：“承辦聚珍版事件，向由內務府挑撥收掌筆帖式一員，委署庫掌一員，柏唐阿等十五名到館當差，因近年差使較繁，添設五名經理，俱屬勤慎，亦請照例一併酌加議敘。”此時的柏唐阿人數爲十五名。 嘉慶十七年（1812）六月奏准：聚珍館原設栢唐阿二十二名，除值班外，並無專任事件。因此採取簽掣名次的方式： 將簽掣在前之十二名栢唐阿，令其承辦墊板事務。其餘十名，命其專司值班事務。俟有墊板十二名缺出，即將在館值宿十人挨名頂補，仍將各該員履歷、旗分造冊諮部存案。每屆活板書成時，其收掌各員，並墊板之栢唐阿十二名，俱照舊例，與供事一體議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定，選留效力柏唐阿五人，其餘人員調往他處聽差。直至清末再無大的變化。 第三，聚珍館收掌，負責紙張、書籍等收發工作。聚珍館額設辦事收掌一員，效力墊板收掌三員。除辦事收掌一員常川在館外，其效力收掌各輪流到館備差。聚珍館所設收掌三員，“遇有擺印書籍，篇頁浩繁，頭緒紛雜，收掌三員職司各事，儻不敷用，該管官員按例呈明，再行添派”。嘉慶十六年（1811）十二月，武英殿修書處移會典籍廳：“承辦聚珍版事件，向由本處挑取收掌二員，柏唐阿二十名，此次因書卷繁多，複酌增取收掌一員，柏唐阿二名。” 三、武英殿聚珍館的經費收支 聚珍版的主要經費來源與武英殿修書處一致，都是從廣儲司銀庫請領，另外一部分來源則是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處售賣圖書所得款項。辦理聚珍版的經費屬於專門款項，專門用於製作、刷印活字版。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摺：“至所有工料，前經臣金簡奏明，領過廣儲司庫銀一千四百兩。茲添刻木字等項，尚屬不敷，應請仍在廣儲司銀庫內再領銀八百兩，統俟臣金簡另行核實奏銷。”也就是説聚珍館專爲製作木活字從廣儲司“通共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具體的用處，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檔案載“擬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每百個約計工料銀八錢，並成做槽版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檔案還提及“所需刷印紙張工料銀兩，除現在武英殿存貯通行書籍贏餘銀一千七十兩四錢五分八厘，堪以支用外，應請再於廣儲司支領銀二千兩，以備刷印。”由此可知，聚珍館用於刷印各項書籍的刷印經費總共爲三千七十兩四錢五分八厘。對於零星支出，則採取實銷的方式：“其書內僻字，必須隨時增添，及將來刷多模糊，應行換補者，無庸另行支頒。應即於武英殿每年奏請備用銀兩項下，核實支銷。” 隨着製作木活字的完成，金簡奏報了經費使用詳細情況，從中也可以看出聚珍館爲製作木活字做了哪些工作：“細加查核成做棗木子，每百個銀二錢二分，刻工每百個銀四錢五分，寫宋字每百個工銀二分，共合銀六錢九分，計刻得大小木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實用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五分。備用棗木子一萬個，計銀二十二兩。……通共實用銀二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查原奏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尚不敷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請仍向廣儲司支領給發。” 由上述檔案可知，製作二十五個木活字的總費用爲二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只是稍微超出原有預算兩千二百兩的一小部分，可以説原先估算相當準確。因此金簡認爲“此項木子器具成造工價，事屬初創，並無成例可援，所有請領價值，俱系實用實銷，請將此次奏准工料價值作爲定例，造具清冊，諮送武英殿存案。” 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聚珍館擺印工作暫時告一段落，後續工作移交給武英殿辦理，當時進行了階段性的經費清理：“所有該館承辦得通行書籍陸續收得價銀，除所用過成本等項外，下存銀七百七十六兩七錢八分三厘，存書一百二十三部，值銀一百二兩三錢七分三厘八毫。又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江西等五省尚未繳價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兩六分三厘。並開館時曾經支借過廣儲司銀二千兩，武英殿銀一千八百六十兩四錢六分，俟各省解交到時，再行歸款支出，俱開造清冊，移送武英殿接續辦理等因，奏明在案。”而至嘉慶六年六月，“續經擺印發交五省通行書籍並各省吏部則例，計值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八兩四錢九分六厘八毫。” 聚珍版擺印書籍通行各省，獲得書價近一萬八千兩。 嘉慶以後，聚珍館所費工價無多，余銀由武英殿修書處統一協調，挪作他用。嘉慶七年（1802）十二月十四日，武英殿謹奏爲奏銷用過銀兩事：“查嘉慶六年奏准由聚珍版項下撥入備用銀五千兩，舊存銀二千四十六兩八錢八分五厘，共銀七千四十六兩八錢八分五厘。自六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此一年繕寫刊刻刷印裝潢各書並敷春堂等處刊刻御筆字條活計匠役工價，翰林飯食供事公費等項，共用過銀三千五百三十七兩五錢二分八毫，下存銀三千五百九兩三錢六分四厘二毫。以及庫儲各項書籍物料數目，今派員外郎福成、內管領安成逐款詳查，俱各相符。謹將用過銀兩物料及庫儲書籍細數造具黃冊，恭呈御覽。” 從實際情況看，直至道光年間個別省仍有拖欠書款。如道光十三年（1833）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等呈爲再行嚴催《吏部則例》書價銀兩事：“查嘉慶五年本殿擺印吏部則例，據吏部來文，發交奉天等十九省通行交價，除各省已經解交外，其福建省領取則例六十部，合計應交價銀三百八兩八錢八分，尚未解交，屢經諮催，均屬罔應，相應再行嚴催，吏部轉催該省，作速派員解交前來，以清款項，毋任延緩，相應呈明伏候。” 四、聚珍館木活字消失原因稽考 康熙朝設銅字館，製作銅活字一百多萬個，最後於乾隆九年奏准熔化改作他用。而聚珍館的二十余萬個木活字的貯存情況如何，最後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據檔案可知，聚珍館最初設在西華門外北長街路口東，負責管理木活字，而當時木活字應當貯存於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二日金簡奏稱“俟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木子、槽版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即用聚珍版排印通行。爲此謹奏。”也就是説，等聚珍館館務告一段落後，原貯存西華門外北長街路口東的木活字、槽版等件要移交武英殿收貯，繼續由武英殿管理擺印其他書籍。據嘉慶六年（1801）八月初七日修書處檔載：“聚珍版處於乾隆五十一年館務告竣。”相關經費交接給武英殿，“仍存聚珍版項下，以備擺印別種書籍，辦買紙張等項應用。”因此，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開始，木活字、槽版等件已經移交給武英殿收貯，聚珍館館址相應移至武英殿辦公。那麼，這批木活字存貯於武英殿的什麼地方呢？道光五年（1825）修書處檔案透露了重要信息：“爲成做提調處行取裝貯木子木盒六百七十個，共用工料銀一百三十四兩”。這裡的“木子”應該就是木活字，而委託製作裝貯木盒的機構是提調處，亦即校刊翰林處。校刊翰林處設在浴德堂，浴德堂亦有貯書房，有足夠的空間貯存這批木活字。因此，綜合以上資料，筆者認爲聚珍版活字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應貯存於浴德堂內。道光五年製作六百七十個木盒裝貯二十余萬個木活字，也同時説明彼時擺印工作幾乎停止，聚珍館主要任務變爲管理存貯這批木活字。清人梁紹壬所撰《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載：“聚珍版：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升爲活字版，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銅爲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梁紹壬曾爲內閣中書，卒於道光十七年（1837），其筆記反映的聚珍版“多散失”，很可能是道光時期之事。但是直至咸豐初年，聚珍仍設供事、收掌等官員、匠役在此聽差，説明木活字雖有散失，但大部分仍舊存在，如咸豐二年（1852），武英殿修書處曾派五名柏唐阿清理聚珍木字三個月。咸豐年間仍有支付聚珍館收掌人員公費的記載：咸豐三年（1853），武英殿修書處“爲聚珍館辦事收掌二員，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共領公費銀二十八兩八錢。”咸豐四年（1854），武英殿修書處“爲聚珍館辦事收掌二員，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月止，共領公費銀七兩二錢”。咸豐五年，武英殿修書處“爲聚珍館辦事收掌二員，自本年四月起連閏月至十二月底止，共領公費銀二十四兩，照新章合製錢三十兩串。”聚珍館辦事收掌主要負責的是木活字的保管和收發工作，説明至少至此時木活字仍存在。筆者所見，目前所能找到的提到聚珍館的檔案是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武英殿修書處“爲修理聚珍館房間，動用銀二百五十六兩五錢”，説明此時聚珍館仍在運作之中，木活字應該還存貯於聚珍館。 聚珍版木活字最後去哪了？是如何消失的？目前學界通行的説法是，二十余萬個木活字被守門的士兵用以生火取暖。武英殿修書處管理甚嚴，此事似不太容易發生。這一説法的來源，可追查至清末金梁所撰《光宣小記》。該書“聚珍版”條載：“康熙銅活字既毀於鑄錢，乾隆木活字久貯武英殿，後亦爲直殿宿衛焚以取暖，遂皆無存云。”而金梁此説又依據何在呢？核諸史料，他參考了《清朝野史大觀》卷二《清宮遺聞·武英殿版之遭劫》的説法： 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書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久，不常印刷，遂爲人盜賣無數。……殿旁餘屋即爲實錄館，供事盤踞其中，一屋宿五六人、三四人不等，以便早晚赴館就近也。宿於斯食於斯，冬日炭不足則劈殿板圍爐焉。 《光宣小記》“直殿宿衛焚以取暖”與《清朝野史大觀》“冬日炭不足則劈殿板圍爐”，表述幾乎一致，皆是記錄光緒年間武英殿版片被宿衛燒火取暖，所不同的是《清宮遺聞》並未明確説聚珍版，而金梁可能在其基礎上加以附會成聚珍版被拿去燒火取暖，因此以訛傳訛，影響至今。野史記載並不能完全採信，筆者認爲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大火時聚珍版被燒毀的可能性最大。據清人翁曾翰《翁曾翰日記》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條載：“昨夜武英殿不戒於火，自子至辰方熄，全殿被焚，惟餘西配殿三楹而已。”武英殿大部分殿堂被燒毀。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倭仁、徐桐、翁同龢等奏爲武英殿不戒於火請勤修聖德以弭災變事，奏摺稱：“本月二十日夜武英殿不戒於火，書籍、版片焚毀殆盡。”聚珍館木活字早在乾隆五十一年已經從北長街路口東移入武英殿（浴德堂），這次大火使得包括浴德堂在內的大部分殿堂被燒毀，其中貯存的板片、書籍也幾乎“焚毀殆盡”，其中應包括二十余萬個木活字。也就是説，聚珍館製作的木活字毀於同治八年武英殿火災，而非傳統認爲的因被宿衛燒火取暖而消失。 該文原刊《歷史文獻研究》第41輯（廣陵書社，2018年）。此據作者原稿，注释略。感謝項旋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西子 排版：大隱 相關文章： 感谢“征文考献”公众号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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