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之变虚篇（4）

2019年4月7日，星期日，农历己亥年【猪年】三月初三

今日品读王充《论衡》之论衡卷第四——变虚篇第十七（4）

【原文之四】

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于景公也，如何可移于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于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于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于国，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君之罪，荧惑安肯移祸于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拙解】

况且宋景公是一位贤者。贤者的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谈及圣人无不说尧、舜，论及恶人无不言桀、纣。尧、舜的操行多为良善，所以不见火星移位而致尧舜二帝延寿的验证；桀、纣施政多有恶行，也不见有与宋景公免祸相反的火星降灾的验证。宋景公说出三句善言，便延年二十一岁，那么尧、舜应获延寿千年之赏，桀、纣当为夭亡。如今来看则是不然，他们各随自己的寿终年限，尧、舜、桀、纣皆活近百岁。如此可知子韦当是妄言，所谓延寿之说是虚假的。而且子韦还说：“火星的出现，是天使然；心宿，是宋国的分野，所以其祸当应在君王。”若是如此，当是天使火星加祸于宋景公，如何可以移嫁于将相、亦或年景与宋国之民？天上有火星，犹如为王者有方伯一样。诸侯若有当死之罪，王便派方伯包围监视该诸侯国，国君问罪于属臣，属臣言明罪在君王。虽然如此，君王尚可将其罪移嫁于臣子与国民。假设国君听信子韦之言，令其属臣将罪责归于国民，方伯闻听，肯从其言，而释国君之罪，转移给国民担责吗？方伯所以不听从，本是国君之罪，不应由国人承受无辜。方伯所以不听从，本是国君之罪，火星怎可移灾祸于国民！如此看来，子韦之说是妄言。说宋景公未听子韦之言，怎么就能感动天？假使诸侯不听从其属臣之言，揽过自责，方伯闻听其言，可以免其罪放其离去吗？方伯不免诸侯之罪，火星怎会三移其位！所以听与不听子韦之言，都不会有福善之事发生，火星移位是实，但不可相信所谓闻善言而赏寿命之说。天上与人间遵循同样的道理，喜好与厌恶没有差异。既然人间之道不似子韦之说，便可知天也同样不会有火星移位而景公延寿的实例之验。

【小议】

中国古有星宿之说，星宿的运动周期往往超出世上常人之寿，古时便有子韦之类的方士将地上之事附会于天上的星，也就是所谓的黄道之说。西方则将可见的天上之星归于诸神，且多有诸神打架的传说故事。黄道也好，传说故事也罢，皆为古人脑洞大开的杰作，从欣赏的角度看，倒也是蛮有趣的。古之传书，为彼时颇受知识局限之人所作，如今观之，实虚易辨。有些事情确是虚妄，却也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像力。能经千百载而传下来的经典之作，实在不易，当以崇敬之心品读，可辨真伪，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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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