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衡》之碎语杂言（20）——福虚篇第二十

一、

善行善为，若为图“天应”福报，心会很累的。存善念，重德行，其实是为心安。心安，心畅，自然少有忧心烦恼，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圣贤著论劝人为善，有些“天应”事例或确实为虚，却无碍其为教人善行之道。受善化之教，则善者更专于善；善恶之念共存者将近善；与善相悖之人，或将弃恶从善，或仍冥顽不化。至于天应善恶，那都是虚言，只不过是世人的心愿而已，当不得真的。尽管如此，还是心存善念为好，毕竟善人方能善已，作恶总会令人唾弃。

二、

据史料记载，楚惠王八年，白公胜作乱，囚惠王并欲杀之，惠王随从屈固背负其出逃，得以活命，而后终平叛恢复王位。由此例可见，惠王身边是有不惧身死的忠心侍从的，或许正是因为惠王平时常有不忍“庖厨监食者”死而吞“蛭”之类的行为。惠王吞了“蛭”，虽“腹有疾而不能食”，却能借令尹之口将其所虑、所为传与“庖厨监食者”及其他大小臣属，且后来“蛭出”、“久患心腹之积皆愈”，窃以为此非天佑惠王，而是惠王既贤且智。白公作乱，系因白公胜欲争王位，而惠王遭难时，先有随侍拼死相救，后有楚人自发起兵助其平叛，此皆得益于惠王平素以仁德待臣属之功。虽不敢苟同文中所言惠王之三“不肖”，但若说惠王吞“蛭”后“久患心腹之积皆愈”是因天“祐”，赞同王充的说法，“曰，此虚言也。”

三、

古时君王身边臣子，确有智慧过人者。他们既有渊博知识，又善解君王心意，再辅以巧舌如簧，焉能不为君王赏识？正所谓“货卖帝王家”。如文中所记，令尹知惠王吞“蛭”，竟“再拜而贺”，直言“病不为伤”，或许令尹乃通医术之高人，早知惠王所患腹疾，且晓惠王德性，故意使“庖厨监食者”与其联手设计为惠王治病。为何会有此想法呢？需知，君王的膳食岂是小事？怎会出现“食寒葅而得蛭”这类的事？“庖厨监食者”焉敢如此马虎？而令尹既通医药之术，又知惠王德善本性，便以“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这般讨惠王欢心的话，巧妙地将惠王的纠结化为无形。而惠王食蛭的故事，亦当是由令尹之口广传于外，既赞了惠王之德，又昭告天下“王有仁德，天之所奉”，此事上得君王之欢心，下虏臣民之忠心，此不正是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的职责吗？亦彰显了令尹的聪慧。楚国有此令尹实乃惠王之幸！

四、

孔子，千载所传的圣人，自是见多识广，然而依文中所举之例，孔圣人竟也有迂腐误人之时。其实也是正常。孔子其时，怎知生物基因之说？宋人父子，一年瞎一人，与那“白犊”何干？其时农人之家，牛为耕作重器，竟因孔子一句“以享鬼神”，初生的“白犊”便无辜成了祭鬼神的“牺牲”，专职传道的孔子当真不懂农人之不易，真的害人不浅。不知此故事是否为实，亦或是后世儒者为颂孔圣而杜撰的？或许真的是“虚言”传书，因为那场宋、楚之战发生后四十余年，孔子方才出生。史上有些“传书”，虚言者真不少。令宋人父子俱盲、祭“白犊”“以享鬼神”，直至战乱平定后再令那父子“俱视”，此为“修善积行神报之效”？所谓吉祥之兆，就是先使人遭眼盲大难，艰苦度日后再令其“俱视”，如此“神报”，实可称之为“神遣”。

五、

世间有很多习俗，其中不乏众多忌讳说辞，其实都是经人之口相传相承的。如若细问是否确有其事，大多会答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有人会说“人家都这么说，自然是要信的”。史上传书有虚有实，世间传闻亦是虚实有间。不知为何，往往实情常被质疑，而明明是虚言却得以广为流传。世人明知有“三人成虎”的故事，却常有人就是愿意成为那谬传原意的“三人”，甚或有意传以歧义，或是觉得好玩儿？于是，便无端生出了太多的“三累”、“三害”。何必呢？于他人为害，于已又有何益？善人善已，还是少些谬传为好。至于那些所谓的民间忌讳，遇见也无需争辩，没有什么意义，与吾无关，一笑而过。

六、

诸子百家孰优孰劣？恐非吾辈凡人所能鉴。传至今日，对于国人而言或许接受孔孟儒家思想者居多，信奉老子道学者稍逊。至于其他嘛，虽也有传承，但近忽于失。缘何如此？孔孟之道与老子之道更成体系，亦更受历代帝王青睐，尤其是儒家学说，推仁善，崇礼义，重德行，着重以顺天之道教化世人，在帝王统治者眼里，顺臣、顺民多了，江山自然便会稳了。故而儒家也好，道家也罢，亦或其他诸子之论，能得数千载传承，自然是有其存在的道理，当然其中亦不乏偏颇、虚妄之言。品味诸论，宜应有辨。文中提到，“天下善人寡，恶人众。”不敢苟同。大善之人或许“寡”，小善、“阴”善者世上却也不少。何谓“恶人”？至恶者亦非众，而人们印象中的“恶人”，实际上多为一些身染恶习的人、重私而轻公的人，这类人大罪不犯，小恶不断，偶尔也会有些善行的。所以，或许应说，“天下至恶至善者寡，小恶小善者众”。“善人顺道”，是为顺应普世道德价值；“恶人违天”，当是违逆了世间人伦。“福虚”何来？所谓天之福报，无非是人们的美好愿景罢了。尽管“福虚”，还是具善心、行善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