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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江路是一条近百年的马路。 1926年初建时，控江路不过是黄兴路与马玉山路（今双阳路）的联络支路。解放后，随着杨浦区“二万户”工人新村建设，西延伸至大连路，东延伸至军工路，成了一条4.5公里长的交通干道。一度，控江路被称为是“杨浦区的淮海路”，倒也不负上海县地方志中“负东海、控长江”的路名由来。 对我来说，控江路意味着很多。我在这条路上，读完了小学两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控江路东段，是我放学后游玩的天下，不少店铺老板，大概都知道我这个“皮大王”吧。用现在的话来说，20多年前，我也算是这条gai上最靓的仔。 岁月是一本仓促的书，如今我想起控江路，记忆中似乎只有那些简单的笑脸。 控江路是什么？ 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志摩路”， 是货运铁路和升降的竹竿， 是以前的长白电影院现在的长征刨冰， 是敦化路菜场里的夫妻肺片， 是印刷三厂边上门市部里卖的《少年文艺》， 是“泰晤士”里的奶油蘑菇汤， 是控江路近双阳路小花园里的集邮市场， 是杨浦公园里一看可以看半天的猴山， 是控江中学门前的莫师汉堡， 是“上海环球”里一元钱一串的喷香肉串， 是所有大杨浦儿童闻之色变的新华医院， 是迈玛瑞门前的老式火车头， 是百货商场里一股清流的“假日百货”， 是近大连西路，当时记得很高很高的的跳伞塔……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固执地觉得，和平公园不算控江路的一部分。尽管严格意义上，她算是控江路的尽头。 几年前，我所工作的单位搞一个活动，和平公园里早晨6点挂起了“百姓的心声”的条幅。阳光透下来，我看着这5个字，感觉有点控江路的味道了。 1 控江路的起点，是徐志摩曾就读的上海理工大学。 这是一个极其醒目的开端。 1915年，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随后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这个学院，是沪江大学前身，也就是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 在这里，徐志摩读得不错，还做了级长。 这一年的秋天，徐志摩由家庭包办，和张幼仪结婚。一年之后，他“挥一挥衣袖”，离开上海，离开被他称为“乡下土包子”的张幼仪，到天津北洋大学读法科。 晚年，张幼仪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上海理工大学里面，有一条“志摩路”。走在其间，确实可以感受到一些徐志摩诗篇的意境——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沉默吗？倒也不太沉默。我读大学时，到了几次上海理工大学，记得这个学校的舞厅很“野”。 当然了，吸引我的，还有学校里面的“思晏堂”，现在是校长办公室。“思晏堂”是纪念美国传教士晏马太博士（Matthew Yates）。我极其喜欢这个译名，耶茨翻译成“晏”，很有品位。 作为一个姓晏的仔，我对“思晏堂”这个名字，很有认同感。 我有一个好朋友，喜欢上了上海理工大学的一名女学生。那是1997年的夏天啊，我陪他从复旦大学骑自行车，到上海理工大学。在校园门口等了半天。 等待期间，朋友准备着说辞，嘴唇微动，木然的表情是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呆滞之下藏着一种激动。晚上8点，女生挽着一名男生，飘然入校。朋友的脚，像被胶水钉在了地上。
我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下一个镜头，就是我陪着这个朋友，在图门路上的一家小酒馆对饮。漂亮的店员过来招呼，却被朋友脸上的泪痕吓到。这个朋友不善饮酒，那天被一瓶啤酒打倒，哭死哭活，自行车都不要了。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啦。 2 我一度在长白电影院很有名，看自行车的都认识我。 虽然我从来没看过一场电影。 在预备班、初一那段时间里，我节假日上午，一般都会早起，走到长白电影院，跟着别人排队买电影票，随后加价卖出。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黄牛团伙”中年纪最小的一员。
我一般买票不多。好比说吧，两毛钱一张电影票，我会排两次队，买上6张，然后3毛钱一张卖出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意味着我花一个多小时，就能赚6毛钱。大概可以买4个油墩子。 当个“黄牛”，可不轻松。因为你要察言观色，看谁更愿意买票。还要提防其他“黄牛”捣蛋。最担心的，当然是票砸在手里，所以下雨天，买票就要谨慎一点。一些不热门的电影，也要谨慎一点。
那个时候长白电影院门前就这些人，大家张罗几声，也就没什么大事情发生。没有抽头，没有欺负，谁卖得了就是谁赚。当然了，请客吃点雪糕，那也是必要的。 初二，我忙于学业，长白电影院就此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我一直在想，“黄牛生涯”给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察言观色的能力，包括理财的意识和知识。钱赚来了，也就愿意花，手头会比较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坏事。 初三第一次模拟考，我奇迹般地考了全年级第一。 后来，长白电影院拆了。现在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红美食，叫做“长征刨冰”。广告做出来，是1992年就开始卖了，到控江路内江路路口，也有7、8年。
这个刨冰很简单，就是把冰磨碎了，再加绿豆汤或其他口味，价格也不贵，10元一杯。我被几个小朋友拖着，去吃过一回，挺好吃的。一边吃着刨冰，一边上下打量，发现当年的痕迹，都没有了。我还想找当年的自行车管理员，上哪儿找去？自行车都没了。
我很想和这帮小朋友说——当年，就是比你们现在还年轻5、6岁的样子，我就在这里赚钱了。 可惜的是，说出来他们不一定听得懂，也不一定听得进。 3 控江路上，有一个645弄小区。我从小学4年级，一直到初一，居住于此。 一个楼层，有8户人家。靠西边的有两户，靠东边的有6户，中间由楼梯隔开。我家住308，要回家，总是要经过至少5户人间的窗口……
前两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回了一次控江路645弄小区。如今，这里正在改建，小区里四处在堆放建筑材料。我找到17号门洞，没费什么劲，自然而然上了3楼。307的阿姨迎出来，见到我就招呼：“是秋秋吗？”
这可是20多年的重量啊。 记得当年，3楼8户人家，都知根知底。楼层有大爸、大妈，有老师，有医生……大家的住房面积都不大，大年三十放烟火，307放的“滚地龙”，有时候会滚到我家来。邻居马上来道歉，父亲却说：“这是炀头！”
上小学，我要先走到杨浦公园后门，坐77路公交车。上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上海最拥挤的公交车，没有之一。记得有一次，我从上车到下车，脚就没有接触到车厢地板，不是踩在别人脚上，就是被挤在半空——就是这样，我还能坚持每天准时到建设附小上学，在门口看到韩校长的身影。
小学5年级，77路实在太挤，我开始骑自行车。请不要追问一个小学生，能不能骑着16吋自行车上下学，隆昌路上，满是我“双脱手”的身影…… 到控江中学读书后，我就开始步行到学校。从控江路645弄，到控江中学，大约要走一站半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点零花钱了。早上偶尔可以到水丰路对面的小吃店，点上二两生煎一碗小馄饨。 放学了，印刷三厂门市部，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只要宋庆龄题写刊名的《少年文艺》来了，我就如获至宝，掏钱买上一本，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读。
父亲有不少朋友，都说我小时候很高傲，客人到家也不打招呼，就是捧着一本《少年文艺》看。 我大概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模样。 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兜里有了10元钱。于是也学大人模样，到“泰晤士西餐社”去开洋荤。服务员都是上海阿姨，会不容置疑地帮你点菜。我预习了半天刀叉用法，第一次喝到奶油蘑菇汤，感觉人生进入了新的境界。
4 杨浦公园，据说是仿照西湖的格局造的。我长大后去西湖，觉得完全不一样。
杨浦公园的后门，在隆昌路。正门，在双阳路。两条路之间，控江路的部分，全部是杨浦公园的围墙。那个时候，杨浦公园的门票，一人5分钱，给你一块绿色的圆牌子，就是入园凭证。 虽然家和学校，都距离杨浦公园很近，但我很少真正去到公园里。有一年学校春游，去杨浦公园，我兴奋得前一晚睡不着。
杨浦公园最吸引我的，就是各种动物。有老虎、狮子和狗熊。左边第一个笼子，关着一对狮子。公狮会突然把屁股对准人群，放出一股股强劲的尿液，淋得游客一身。 边上还有孔雀。要孔雀开屏，总是很困难。一群游客像屌丝一般，拼命挥舞红色的围巾或衣服，而“身经百战”的孔雀常常不以为然，像现实生活中的女神一般，阅人无数。
能让我一站半天的，是杨浦公园的猴山。一圈半人高的围墙，一条小河隔开猴子和游客，假山上几十只猴子。时而，大猴子在责打小猴子，时而，猴子之间展开追逐，时而，铁制的滚轮或桥锁上，有猴子上下翻飞。游客投食，总是在猴群中展开一阵抢夺，最后猴王不慌不忙地走出来，解决纷争……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杨浦公园的猴山，就是人生啊。 杨浦公园的动物，已经全部搬走了。同样搬走的，还有我的青春。 除了动物区，杨浦公园还能划船，看老人打牌……杨浦公园双阳路大门入口处，有一排假山，常有大年级的学生，三五成群，在那里“拗分”（即抢钱）。我曾和两个同学一起路过，7、8个大年级学生出来，团团围住我们。我被抢走了两元钱。有个同学损失惨重，身上带了10元钱，被“拗”掉了。 5 从1989年，到1996年，我在控江中学读书。初中班主任兼地理课老师，是林伟雄。高中语文课老师叫王延永。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叫刘大连。
平心而论，初中的时候，林伟雄老师是比较偏爱我的。我带头在学校操场“博眼子”（一种两张牌判定大小的扑克游戏），中午去游戏机房玩耍，林老师批评几句，也就过去了。 初中直升到高中，我又遇到了很欣赏我作文的语文老师王延永。他把我的文章，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还推荐到各处去发表。高中填报志愿时，王老师毫不犹豫地帮我做主，填报复旦新闻系。
我在复旦读大一时，有一天传来噩耗。王延永老师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20多年后的今天，我充分意识到，有这样一个控江中学的语文老师，对我的人生，是多大的帮助啊。 如果王老师还在，看到我的职业选择是个记者，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么多的文章，他应该是会很欣慰的吧。
在杨浦区的中学里，控江中学有一个口号，叫做“玩在控江”。高一时，我有一次参加学校的唱歌比赛，获得“金唱片”。一下子震动了班级——谁拿了“金唱片”？就是那个坐在前排的晏秋秋？他还能唱张信哲的歌？ 恰好高一时，我还奇迹般的，从初中足球队的一个替补，踢成了班级足球队的队长。每一次比赛，在场边啦啦队的加油声中，左右突破，在对手尚未发育之前，发挥速度和冲抢的优势。
后来进了大学，我的歌声和球技，立刻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所以，你懂的。高一生涯给了我非常美好的回忆，走路有风。 关于控江中学的美好记忆，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控江中学毕业的人都知道，学校大门对面，有一个“莫师汉堡”。
这也成了我中学7年的一个圣地。有一段时间，磁带卖7块9一盘（后来是9块8），而“莫师汉堡”里最便宜的“吉士汉堡”，大概是5块钱。而我宁愿不去买“小虎队”，而愿意进“莫师汉堡”去买点东西，有模有样地坐在心仪的女孩子的背后，静悄悄地观察…… 6 继续往西，控江路就进入了繁华路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浦路控江路口，有一个“迈玛瑞大酒店”，标志是门口的老式火车头。 “迈玛瑞”是一个性价比还蛮高的酒店，老杨浦人聚会，喜欢在这里。父亲自从70岁退休以后，老厂里有几百个老员工跟着他，几乎每个季度，都要在“迈玛瑞”聚餐一次，大概人均100元左右。这样的聚会，我参加过一次。大家碰头，吃什么已经无所谓了，笑笑闹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中午。
“迈玛瑞”已经拆掉了，真真正正成了memory。现在这里一个地铁站点。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便捷常常取代回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迈玛瑞”斜对面，就是大杨浦儿童闻之色变的“新华医院”。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我们家至今的观点，是以“自己克服”为主。所以，我的少年时代，去“新华医院”不算太多。 因为不多，所以每一次去，印象都很深刻。等候区内，总是有孩童的哭声。每一个女医生似乎都很冷艳，手起针落，没有第二句废话。
我工作一段时间后，和“新华医院”的员工，有了很多接触。深刻感觉到，少年的错觉有多么可怕。我觉得，“新华医院”医生护士的酒量，是可以排到上海医院系统第二档次的。酒到杯干的速度和力度，常常让我胆寒。 控江路这一段，曾有三峰精品商厦，后来关张了。“假日百货”一度是杨浦人民的心头好。
我最喜欢的，是旁边低矮而名声响亮的“上海环球公司”——里面什么吃的没有？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最喜欢到“环球”，吃它一块钱一串的烤肉，20串不在话下啊！
说实话，控江路西段，我来得不多。我去内江公园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和平公园。在大连西路控江路路口，曾经有一个很高的跳伞塔。所谓“跳伞塔”，是供跳伞训练用的，常见一两朵“蘑菇”缓缓落下。那时光，这比现在的“蹦极”，要刺激太多了。
7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跑到了控江路。 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 我在控江中学门口，徘徊许久。
我在长白电影院原址门口，找不到人。 我不是太理解“杨浦区的淮海路”，或者“五角场之前杨浦区最繁华路段”这样的描述。在青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用脚步，丈量着控江路的长度。充满着书卷气息的印刷三厂，和充满着平民气息的杨浦大剧院，也不过就是一两公里的距离。
灵魂的自由，需要一个正确的起步。自由的灵魂，当然也需要一个安稳的落脚。 对我而言，控江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年代， 马路上的车子，还不是那么的多； 路两边的树木，还不那么高大；
我，也还不是现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年男子。看问题带着几分激进，看事情带着几分怀旧。 这是控江路的初夏。我也在控江路，度过了初夏。 夜幕降临。对控江路最基本的尊重，是在鞍山地区找上一家饮食店，静静地喝上一杯啤酒。这样的一个晚上，我想一个人静静。我没有那份寻找喧嚣的心情， 毕竟，这里的喧嚣，已经太多了。
既然是一个人，那就把所有的一言难尽，一饮而尽吧。黄梅天气，气压很低，冰爽的啤酒下肚，脑细胞似乎被那一股清凉激活了。 小学毕业后的那一天，我放学走到控江路645弄门口。那一天，天色已暗，我经过控江路出口的那一家理发店，突然人生第一次，有那么一点点感伤。我想到的是，再见啦，我的小学生涯！换句话说，我不再是一个“小学生”啦。
29年后，我再一次来到控江路645弄门口，理发店早已不见。17号307的阿姨，除了一眼认出我外，也和我们讲了不少645弄的故事。 有的人，已经离开。有的人，还留在老地方，亲热地喊我一声“秋秋”。 我站在控江路许昌路的路口，长时间的左顾右盼，而最终又低下头来。岁月是一本仓促的书，而控江路，隐藏着许多苦难而高贵的灵魂。
我终究还是要离开。5公里外，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从来没有想到，重回控江路，能带给我这么多的沉重和宁静。 什么是青春？ 青春就是你，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是你生命刻度上，感慨万千的重峦叠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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