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福顺里

编者按：这是黄家花园征文以来，我们收到最长的一篇文字，原本计划分为两期刊发，但看完这篇文字后，我们决定全文刊发。因为这篇饱含深情的文字中，作者的涓涓细语特别打动人心，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生活。作者还把福顺里以及旧居的细节一一拍下，并且认真地绘制了很多平面图。

“在那个被我初生啼声环抱过的地方，在那个被我永远视为这个城市中最大最美的胡同，在那个对我的成长影响深刻的父亲走完他平凡一生的地方，在那个我八年前兴高采烈、义无反顾地搬离的地方，每个房间的门窗都已集结完毕，静静地重逢在路边；房顶上那些曾经为主人们骄傲地争夺出一片片空间的参差小屋也功成身退；干枯的瓜藤败叶在小院里、露台上和着轻风飘飘荡荡；干燥的热风恣意穿行于各个空洞的房间激起呜呜的回响。高高低低的残垣上，铁锤们与断壁作着亲切对话，想通的砖头们纷纷坠落到我幼年的脚步丈量过无数次的小巷柏油路上，一面面绝壁被绳子领着轰然倒下，飞扬的尘土弥漫在孩子们追逐哄抢足球的空场上，也迷住了我的双眼……”

以上这段话，出自1998年我与本科生活话别时写的一篇纪念文字。当时前路一片茫然，耳边又不断传来黄家花园福顺里即将拆迁的消息，在很多个半梦半醒的夜晚，离愁别绪便愈加无拘无束地蔓延。至于后来，自然是梦想成真了。2003年的整个冬天里，我多次去黄家花园目睹当年在脑海中浮现的一个个场景。那时步入社会的时间不长，还觉得这种天遂人愿太过另类，慢慢地，看啊看啊地也就习惯了。

2005年2月，再次站在庆华里小区楼顶向西眺望，工人们正在福顺里归零地热火朝天地播种一些人的希望。过往已不着痕迹地消逝，却也长久留存于一些人的心底。倏然间又过十年，且让我们共同翻检记忆，重回那片梦开始的地方，并以此祝福它的往生。

图1：2004年4月30日，西安道一侧福顺里巷口。

图2：2005年2月12日，福顺里归零地。

    缘起    

关于福顺里的由来，据《和平区地名志》记载：1925年英租界填土垫地，1927年李清和购地建房成巷，取福顺平安之意命名。那之后大约十年，爷爷奶奶带着我年幼的父亲迁入11号院。此后60多年里，一个小小的家族慢慢壮大，它与院外那棵贴墙生长的大柳树一样，几近沉默地经历着四季变迁，见证着巷中每个大时代上演的一幕幕悲喜。

回想起来，福顺里是以入门级联排别墅小区的形象来到世间的，一条300米长的主巷作为中轴纵贯南北，八排三层砖木小楼与其分隔成的七条支巷规整地横亘其中。每排楼房被主巷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南北两端的临街建筑自成风格，而巷内48座小楼的结构整体完全相同，以主巷为轴东西各有四座，单号在东，双号在西，小号在北，大号在南。其中尾号1和3、5和7、2和4、6和8的建筑彼此紧邻，每一对建筑的内部结构呈镜像对称。

图3：福顺里建筑布局示意图

图4：在南二支巷附近的主巷北望。主巷是沟通南京路与西安道中段的一条重要捷径，初中中午放学回家时，我与T.Q同学经常同时在巷内相向而行。

图5：南四支巷向东看，尽头通往临河里

图6：在临河里向西看福顺里北二支巷

主巷两端的出入口各有一座与临街建筑宽度相同的拱门洞，据我二伯回忆说，当年拱门洞内装有大木门，有专人负责定时开闭，从而提升了夜间巷内的安全度。我自然从未见过这献身于大炼钢铁的巷门，倒是一直对两座拱门洞上方胡同中独二无三的南北通透住房颇为好奇。北端拱门洞住房户主的孙子与我同年，小学同校不同班。那时我曾有一次到他家短暂做客，沿着拱门下靠东墙的楼梯上去，在他家窗前面南背北向外望，巷内数排小楼东西并立的风景堪称蔚为大观。西安道一端的巷口拱门洞没有外楼梯，可能两旁建筑中有通道可以过去吧。自我有记忆起，这南端拱门洞下一直有一个自行车存车处，有一位大妈在靠东墙的小小看车亭内驻守。每天清晨，这里还是订户取鲜牛奶的地方，人们来此送回头天的玻璃空瓶，再取走当天的牛奶。

图7：福顺里南巷口，门洞下东南角的位置以前有一间看自行车小屋。

图8：2004年2月6日，拆迁搬家最后阶段的福顺里南巷口。

福顺里的建筑设计应该是花了些心思的，巷中每幢小楼均由朝阳的三层主建筑和背阴的层高较低的三层辅建筑组成，两座建筑呈“L”型相连，由此留出一个小后院，主建筑南面是一个方正的前院，门口一侧有间门房。

具体到楼内的结构，以11号院为例：前院总面积约为25～30平米，其中门房分去六七平米；主建筑一楼面向前院只有一间正房，面积不到20平米；二三楼的正房面积均为大约24平米，每层的西北角有一间约12平米的偏房，开窗向北；一楼后院的主房间位于二三楼偏房正下方，面积和朝向与之相同；后院靠西墙有小仓库一间、卫生间一个。用今天的眼光看，每个房间的面积都不是很大，二伯解释说，因为在早前的砖木结构建筑时代，建筑面积要受到木材长度和强度的限制。

在后院东侧的三层辅建筑中，一楼有两个小房间，其中更小的一个是通往前院的过道，另一个的开门在后院内，原本用途大概是仓库。二三楼都只有一个近10平米的房间，各有两扇大窗朝西，一扇小换气窗朝北。二楼的房间原本是厨房、卫生间各占一半，卫生间安装了当时在普通家庭算得上前卫的浴缸、抽水马桶与洗手盆。辅建筑的层高要比主建筑低很多，两建筑间呈错层关系，因此后院三楼的那个近10平米房间俗称“二楼半”，也因此二楼半的上面有了一个露台。最初，除卫生间地面铺的是瓷砖，各房间都铺有木质地板，楼梯间的地面、楼梯及扶手全为木质。唐山大地震后，小楼改建为砖混建筑，主建筑二三楼的地板和楼梯间的木质材料保留，其余房间则改为水泥地面。

图9：福顺里11号正门前。据我二伯介绍，早先院门不是这样的单扇铁皮门，而是两扇对开的木门。

图10：福顺里11号各楼层平面图

图11：在11号所在的支巷口向东看，尽头是临河里。

图12：11号的主建筑，三楼挂空调室外机窗户所在的楼已属于13号范围。

图13：福顺里11号北侧与主建筑相连的辅建筑，露台上是私盖小房。1980年代中期，后院新搬来的住户为独占后院，将后院卫生间的门改到了胡同主巷一侧，后被居委会和派出所强令恢复原状。图中右下角的小窗下方还能看到封堵新门的砖和水泥。

图14：11号的后门开在北一支巷

图15：福顺里11号前院内，前方是楼门。

图16：在福顺里11号前院内向院门外看，门房外接了私搭建筑，因此过道很窄。

图17：一楼楼道内，图中间是通往后院的门。

图18：上二楼的木制楼梯，每家都装了自己的楼道灯，灯绳从楼上延长到楼梯口，方便晚上使用。其实在此生活多年之后，无论白天还是深夜，年轻人上楼都不用开灯，完全可以闭眼跑上跑下。小时候我学会了老伯的上楼方法：前三级楼梯一跃而上，全部楼梯用四步走完。

图19：在二楼楼梯口向下看。在我从老伯那里学会的上楼方法中，起步直接就跃上转角处的第三级。

图20：在二楼正房门口看三级楼梯下的厨房，墙角是住户堆放的蜂窝煤。

图21：二楼的厨房及位于厨房西北角的卫生间。卫生间里放着不知谁家的蜂窝煤，其隔壁是水池，洗菜、洗墩布都在这里，水龙头在三九天得终日开着小小的水流，否则水管就会冻裂。

图22：二楼厨房中当年我家的做饭位置。图中窗前是煤气灶，左下角是煤池，做饭时就在煤池的盖上切菜。

图23：在厨房门口看二楼正房，我与两位襁褓中的堂弟初见都是在这个房间。

图24：透过二楼正房窗户俯瞰前院。

图25：拆迁末期，露台上的违章建筑已被拆除，图中可以看到福顺里21号、23号院露台的外观。

图26：房屋拆除的时候，地板下的真相显露出来——原装的楼板木质骨架完好如初。图中为福顺里13号二楼正房一角，我的好友F. JL同学的爷爷一家在此居住。听说据她的奶奶讲，地板的材质是菲律宾木。

唐山大地震重创了天津，福顺里自然也难逃厄运。好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修地铁，福顺里北口外的墙子河已被填平，各家可以在昔日的河道上搭建防震棚。重建工作历时大约三年，那段时间父母带我在外居住。重返福顺里时我年近四岁，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图27：上世纪90年代末在南京路北侧看福顺里北巷口，此时拱门洞已在建造城建大厦前被拆除。据二伯介绍，当年我家的防震棚建在巷口台阶下的右侧。他还说，在1970年开工建设地铁之前，墙子河把图中这条大路分为南北两部分，拍这张照片时站立的位置早先就叫南京路，而河对面临近福顺里的小马路名叫上海道。图中还能看到新旧两代车道隔离装置并用的状态，从大意上说，红色隔离墩在原上海道一侧，金属隔离栏在原南京路一侧。

    扎根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住房非常紧张，考入天津财院的二伯住学校宿舍，奶奶与未婚的叔叔、姑姑挤在二楼正房，父母带我住在二楼半。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房间虽小，但有这样一个独立空间已属不易，要住得尽量舒服些就努力发挥聪明才智吧。今天我依然能信手画出屋内家具摆放严丝合缝、错落有致的精妙布局。

图28：这个山寨妹尾河童画法的平面图展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奥妙。

二楼半与上海石库门中亭子间的相对位置完全相同：它们都不到10平米，位于厨房之上，露台之下；而二楼半独有的优势在于，它不但有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还有两面朝西的窗可以观赏日落。这是一个能够对马太效应加深理解的房间，“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没错，每到夏日午后，猛烈的阳光会加倍涌进室内，而在冬天的深夜，西北风的怒号分外提神。所以，一年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里，那两面朝西的窗子都要被窗帘或毛毡严严实实地遮住。

某年夏天，远在武汉的二姨夫带孩子来天津玩。半夜他从二楼半跑到南京路马路牙子那里坐着，问他怎么了，答曰：哎呀妈呀，天津太热了！后来，不知家里怎么淘换到一张电风扇票。当一个没有定时关机功能的台式风扇摆在写字台上时，我看到人生是如此圆满，甚至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就此终结了。

我自己关于这个房间的最早记忆，是福顺里震后重建完毕刚搬回去不久的一个冬天早晨，家里的煤炉熄了，被拎出被窝穿衣服的我直接被冻哭，待到去奶奶的房间坐在阳光里，仿佛一下子迎来春色换了人间。

图29：福顺里11号的二楼半

图30：楼内终于空无一人的时候，我才再次看到这间一直住到15岁的小屋的内景，除了新住户后来装修的天花板以及墙上的新贴的艺术画，一切如昨。

奶奶曾长期居住的二楼正房总是光线充足，明亮温暖，一如这个房间给我留下的记忆。奶奶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但拥有朴实有效的育儿智慧，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管理与放手的分寸拿捏得很清楚。虽然如此，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对自己的五个孩子，对五个孙辈，又总是宽容迁就，和蔼可亲。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个除夕，老伯、老姑已经归来，全家人在二楼正房吃过年夜饭后围坐在火炉前，一边翻炒花生瓜子，一边谈天说地。这种全家欢聚的日子很短，也没有留下任何影像，它成为我记忆收藏中一个淡淡而又清晰的剪影。

图31：在院门口仰视二楼正房，以前奶奶总会在这窗前做针线活，给我们织毛衣。

幼时体弱多病的我没上过幼儿园，因此也拥有了一个算是不走寻常路的童年。劳保病休在家的父亲平日负责带我，日后想来，这真是上天的垂爱。父亲爱好多多，修表、自制收音机之类的事在那时的我看来自然枯燥无比，收听中央电台夏青的古诗词朗诵节目还不错，而养花、养鱼就更有趣了。他还培养过红茶菌，那酸溜溜的味道与顺滑的口感至今留在我的脑海中。

某个夏天，我们经过福顺里西侧的那个活巷口去长沙路农贸市场买菜，在临园里北口附近干涸的明沟里捡到一只不知从谁家溜出来的虎皮鹦鹉。后来它在我家住了好一阵子，父亲说应该再买只母鹦鹉给它做伴。作为对这个动议的回应，没过多久，它下了几个蛋……豇豆大小的鹦鹉蛋非常可爱，怎奈未受精卵不可能孵出小鸟，怎么处理它们呢？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生经验是，鹦鹉蛋的味道与鸡蛋其实没什么不同。

图32：这里就是当年捡鹦鹉的地方，右侧墙根处的干沟已被填平。我站的位置是长沙路、潼关道交口，从这个小胡同向里走，经过临园里北口走到头右转便是福顺里。

作为天津人，怎么可能不爱好曲艺？父亲用一台有些笨重的收音机为我打下了评书、相声、快板和鼓曲的欣赏基础。以至于如今有好友将我的语言风格归纳为“自得其乐的幽默”，根据我不大成熟的理解，这个评价的中文大意是：爱讲冷笑话还不自知……

在我上小学之前，父亲就开始从市图书馆借阅我能理解的科普书籍，从不宽裕的家庭开支中拿出钱来为我每月买《儿童画报》《少年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等杂志。那时候信息还颇为闭塞，记得《少年科学画报》中介绍英国巨石阵的文章没有配发照片，用的还是手绘插图。至于买杂志的地方，老街坊们，你们都知道，西安道与山西路交口的那个报刊亭。

间或我们还会去儿童影院各花五分钱看场电影，1982年曙光影院放映《少林寺》的票价就贵多了，记得是每张票两毛钱。在不多的记忆中，最盛大的一次活动是父亲带我去小白楼起士林二楼吃西餐，那口味其实不大符合孩子的喜好，但两人消费约十元的天价实在是令人难忘。

图33：位于烟台道的原儿童影院。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家影院曾难以为继，后经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儿童影院再现生机。记得在此过程中，曾担任西安道小学大队辅导员的刘锡昆老师贡献良多。作为受益者，80年代中期，当时就读于西安道小学的我们一起来此参加了新儿童影院重张的庆祝活动。

图34：2004年时，友谊宾馆前的护栏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父亲带我散步时曾在此捡悬铃木的果实玩，他和偶遇的熟人聊天时，就把我抱起放在栏杆上坐着。那位熟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去理发的山西路上西安理发店的一位师傅。

图35：位于西安道与山西路交口的这个报刊亭见证了黄家花园几代人的成长。

图36：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这里的忠实客户。

与现在相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街巷生活平静淳朴，偶尔有换大米、换鸡蛋、剃头、磨剪子戗菜刀、收旧衣服旧家具的商贩沿巷招徕生意，也会有崩爆米花的来驻扎一会儿，每到那时，声声爆破过后，胡同里总是随处飘散着新出锅的米花香气。还有一段时间流行过摊蛋卷，商贩骑着一辆带有火炉和各种应用器具的三轮车到胡同里，想做蛋卷的家庭自备面粉、鸡蛋、白糖，商贩把食材调匀后用勺子盛入模具，再一张张烤出来。

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胡同时刻，是一个称得上奇异的场景：某天下午，我偶然间透过二楼半窗户看到胡同里有位大叔在推着摩托车奔跑。那是当时比较多见的一种名为“轻骑”的黑色摩托，车子的结构似乎相对比较简单，行驶过程中总发出带有鲜明金属质感的“咯咯”声，车子过去后总留下一道长长的青色尾烟。大叔推车跑过去也就算了，但没多会儿只见他又气喘吁吁地推着摩托从反方向跑了回来。他带着这外观比较摇滚的摩托搞行为艺术呢？当时的我自然弄不清其中奥妙。父亲向窗外看了一下说：“大概是打不着火了。”大叔第三趟跑过我家楼下后，没见他再回来，不知最终他是给摩托打着了火还是因为自己生气上火而不玩了。

图37：给我带来了，呃……欢笑的轻骑大叔，您一向可好？

三四十年前，在这简单并且幽默的胡同里，家长们可以放心地让孩子自己到楼下随意游戏跑闹。对各种年龄的孩子来说，福顺里的胡同都是最理想的社交练习场。印象中，住在胡同南北两个半边的孩子各有自己的圈子，彼此来往不多。

平日里下午四点过后，上幼儿园的小伙伴们假释回家了，我就去胡同里或是南京路边道上和他们一道奔跑放风。那些有规律的岔口和转弯是我们的游戏天堂，有时玩捉迷藏、“三个字”“砍子儿”，有时在南京路边道上踢球。福顺里北口外台阶的西侧转角处是一个天然的球门，台阶中间的坡道则是迷你滑梯。经常要和小朋友们玩到太阳西沉，听到在二楼厨房做饭的父亲从窗子里喊我时才回家。那时的夕阳总是被我眼中高耸的楼群挡住，每个公用厨房里飘出来的也算不上袅袅炊烟，但那些场景还是像一个个美妙的电影画面，瞬间定格然后褪成一张张黑白或棕色的老照片。

图38：福顺里北口外南京路边道上的这片区域是我们儿时重要的游戏场，下台阶左拐的天然足球门已不见踪迹。

图39：玩“三个字”游戏时，能在墙子河原河堤飞速爬上爬下的小朋友拥有巨大优势。

图40：临河里胡同当年也经常有我们的身影，上世纪80年代有段时间打台球风靡一时，这里每天最少会架起两张自制球台，我们就在一旁观摩大人们打球。

图41：冬天天黑得早，但即便在胡同里玩到路灯亮起，家里的大人也不会担心。

这样温馨充实而又闲适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小学三年级一个深秋的中午，我意外地看到老姑来接我放学，回到福顺里，远远只见11号门前摆满了花圈。

大约70年前，如今这条宽阔的南京路自然还大半隐藏在墙子河下。一个小孩每天背着书包走出胡同，蹒跚走过与长沙路北口相对的耀华桥，走进耀华小学，用他幼小的心灵去体会这个也许令他同样感到迷惑而又美好的世界。那个孩子曾经历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今已面目全非，但我仍愿意把手交给他，让他领着我走遍那些地方，听他告诉我许多只有孩子才关心的故事，而我不必因此受宠若惊，因为不论如何年少，拉着我的也是父亲的手。

我与父亲相处的日子不算很长，如今也无法知晓他对我的那些培养是有意为之还是习惯使然，但它们一律来得及时并且重要。

小学的那些年里，我在二楼半养过金鱼、热带鱼、河鱼、河虾、小龙虾、乌龟、雏鸡、蚕，观察过蚁后产卵、田螺生小田螺。那些年从小学图书馆和位于山西路崇仁里的和平区少儿图书馆借的课外书总是不够看，便趁每周二下午放学时间早，偷偷带上压岁钱去趟“外地”——坐4路汽车去东北角新华书店或和平路上的少年儿童书店采购。2008年，当我亲身站在英国巨石阵前，仿佛看到了大约25年前心中播下的种子。

至于如今我与猫的缘分，与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也不无关联。那已是父亲去世后，某天后院那个作为公用空间使用的小屋的杂物堆里突然住进了一只流浪猫。我每天带着其实猫并不爱吃的食物去找它玩，到后来，只要远远地一打响指，它便会蹿出来迎接我。忘了是哪一天，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我家里集齐了七只猫，是的，七只，最近正计划召唤神龙。

图42：还是11号楼内变得空空荡荡的时候，我回到了无比熟悉的二楼正房。当年父亲为了方便冬天室内通风，动手将这扇窗左侧中间的那格改造成了一扇可以独立开闭的小窗，我还记得他带我去位于山西路上玉华台对面的玻璃店切割玻璃又回家钉窗框的情景。图中看不到这扇小窗，因为此时它正静静躺在如今我家的床下。我曾想把这窗框涂成美国国家地理Logo那样的黄色，来纪念父亲为我打开窗，让我看到这辽阔世界。

    前行     

1982年，我与小伙伴们走进了小学。如今我的母校西安道小学已不复存在，它通过并校成为了耀华小学，对我来说，这番变迁的最后结果多少还算令人欣慰。

说到西安道小学，它多少有些“黄家花园子弟小学”的味道。班里80%以上的同学家住黄家花园地区，很多同学在入学前早已是胡同里的多年玩伴，也有很多在一条胡同中长大的孩子，因为成为同学而彼此熟悉起来，更有很多人的兄弟姐妹乃至家中父辈是各届校友。

告别西安道小学后的多年里我愈加清晰地知道，怀念小学生活的校友数不胜数。母校犹如一杆大旗，我们永远糜集其下，乐在其中；母校犹如一串水晶珠链，串起我们少年时一段段斑斓的生活。这所“子弟小学”无疑是黄家花园大家庭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成员，周一早上的升旗仪式，每日的广播体操、眼保健操，下午放学后的鼓号队训练，如晨钟暮鼓般成为黄家花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儿时的我们也在为这个大家庭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全班组织去河北路、成都道交口擦拭人行道护栏，去家住潼关道口的孤寡老人家中打扫卫生，到南京路河沿儿的护墙下挖“吊死鬼儿”的蛹以保护槐树……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在中队旗的引领下，我们意气风发的队伍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图43：西安道小学总校校舍外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同学圈的建立，我们的活动区域开始扩大，我对黄家花园的地域概念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在我的理解中，黄家花园的核心区域东起圆茅房，西至西安道、长沙路交口所在的五岔路口，北到成都道、山西路交口，南到南京路、山西路交口；要是再拓展些，黄家花园的气息还可以向东辐射到成都道、南京路交口的公安医院原址，向西扩展到复兴公园。那个时候，黄家花园核心区是我们心目中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世界，有同学家住抗震纪念碑地区和河北路、成都道交口附近，我们总不禁感叹他们上学道路之艰辛。

回想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安道一带真是神奇的所在，每天街上都如庙会般热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除了沿街店铺之外，路两侧边道上陆续出现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售货亭，各色食品、玩具、生活用品无一不包。每到傍晚，摊点与购物者经常把从五岔路口到山西路之间的西安道堵得水泄不通，虽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交通，但与其营造出的繁盛亲切的市井生活气息相比，这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几乎是每天放学后，我都会与同学一起或独自在黄家花园溜达一番。有时会去岳阳道街边的摊位旁看看金鱼、热带鱼以及各种龟类、花鸟。另外，还会去二池附近的西安道路口看看那个卖各种孩子感兴趣小玩意儿的老大爷。大爷的小推车像是个万宝库，男生女生喜欢的小玩具无所不包，男女生都喜欢的，大概非“酸末糕”“小碗抹酱”这些自制小食品莫属了。更多时候，出校门后我会直接沿着西安道向东溜达，看看陈林洗染店马路对面那个卖各式新奇玩具的售货亭又有了什么新玩意儿，到委托店对面的亭子买个面包作为转天的早点，去报刊亭看每月关注的几本杂志到了没有，在红艺照相馆旁的书摊前瞄着摊主的脸色翻翻自己感兴趣的书。然后从山西路拐弯，经过玉华台沿着河沿儿从临河里回家。每到周末，也会与公休的母亲一起逛长沙路农贸市场采购，复兴公园后门外水产摊现场宰杀鳝鱼的场景总是那么触目惊心。

说到西安道上的临街店铺，似乎与我这样的孩子没什么直接关系，大多只是在受到家长委派时才会去切面铺买斤切面或馄饨皮，要么就是拿着肉票去报刊亭对面的副食店买两毛钱肉；家里有亲朋来做客时，还会背起当年很多同学都置备了的那种铝制绿色军用水壶去打散装啤酒。卖散装啤酒的临街窗口开在山西路上，位于祥记副食店北侧隔壁。与它的北侧邻近的店面后来是美膳酒楼西点店，上世纪80年代则属于一家规模相对较大的国营早点部。父亲曾带我去这家早点部喝小豆粥，在收款台买好牌后得自己去端粥。有这样的经历，每每听到高英培、范振钰的相声《跟谁对着干》时，总是觉得很有画面感。

位于早点部马路对面的黄家花园百货商店也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前期，每个封闭式柜台的上空还都拉着一根通往收银台的粗铁丝。顾客结账时，营业员把小票和钱款夹在挂在粗铁丝上的小木板上再用力一推，小票就滑到了收银台上空，找零和小票也以同样的方式飞回来。记得是80年代后期，黄家花园百货商店改为自选商场，营业员在货架一侧的收银机前等候结账。这在那个时代是颇为新颖的购物方式，附近的男女老少都去看新鲜，可谓盛况一时。

至于西安道上的其他店铺，委托店总是关着店门，营造出一种高大上的氛围，以至于我从未敢独自进去过，而布匹店、药店、茶叶店、五金店、修鞋铺等也没什么好玩的。山西路上的大业文具店倒是我们时常要造访的地方，但自从它搬到南京路小学对面后感觉就疏远了许多。印象里，临近大业文具店的西安理发店要比瑞华美发店显得平民一些，五毛钱的理发价位也延续了多年。而我的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记忆：上小学前一个溽暑的下午，父亲带我去长沙路二池对面的一个半地下室小理发店理发，缓缓旋转的吊扇全无效果，头发碴儿落在背上与汗水混合后的刺痒感实在让人感觉既恼火又无助。

图44：西安道小学总校墙外的路牌

图45：位于西安道西段的复兴公园是我小时候独自活动的边界之一。图中左侧远方那棵大松树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矗立在那里，今年春节，听Pierce P.同学说它还在那里。大约1987年前后，公园中建起碑林，语文课写作文时我还为此写了篇……《复兴公园游记》。

图46：复兴公园与胸科医院之间早先有一条苍梧路，听说是不通行的，在我小时候，图中这里是一家煤厂。

图47：二池门外的西安道上，推车买小玩意儿的那位大爷当年就在前面的路边摆摊，摆在哪一侧要视当天的风向而定。

图48：西安道与长沙路夹角的“认一民”的店面以前是一家国营蔬菜公司。

图49：长沙路北段的南口，当年这里的路西侧是繁华的农贸市场。1986年，在图中路牌那个位置第一次见识到新疆人摆摊卖的烤羊肉串，不知是不是巧合，陈佩斯的小品《羊肉串》就是那年春晚上演的。

图50：潼关道与长沙路交口的临园里，左侧岔口里就是当年捡到鹦鹉的那个胡同，父亲带我理发的那个半地下室位于图中的街边黄色凉棚附近。

图51：西安道小学东侧的临园里，在个儿矮腿短的小学生时代，这是课间十分钟跑回家拿忘带作业的必经之路。

图52：福顺里巷口这个小屋以前是一家开了多年的修鞋铺。

图53：福顺里巷口往东，这家利百食品商店以前是一家切面铺，小时候跟大人一起排队买鲜切面或馄饨皮时，观察切面机的运作是一大乐事。

图54：上世纪末，在西安道中段向西看，图中右侧亮灯处是福顺里巷口，左侧能看到西安道小学分校的围墙。当年下午放学后，校鼓号队常在学校院中排练，嗒嗒嗒滴，嗒嗒嗒嘀嗒嗒……

图55：上世纪末在西安道中段的南侧向西看，此时街道经过整治，售货亭已全部消失。图中右手边的白墙巷口是鸿文里，它的西面就是委托店改成的土大力。

图56：上世纪末在西安道中段的南侧向西看，右手边的白墙巷口是鸿文里，它的西面就是委托店改成的土大力。

图57：上世纪80年代初，图中这个位置每到夏天都会出现排大队购买西红柿的人群，入冬则堆满大白菜。

图58：山西路、西安道交口报刊亭马路对面的底商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人们正在此排队购买小宝糖炒票子，前店后厂，现印现卖。

图59：山西路上的奇峰照相馆，上世纪80年代名为红艺照相馆，我经常光顾的书摊就在它旁边的玲珑时装店门前，记得时装店的店面当时也是一家早点铺。

图60：此图拍摄于2004年，想必我的很多同龄人看到这座位于山西路崇仁里小区内、外观别致的二层小楼都会感到亲切。

上图中的圆形建筑是和平区少儿图书馆，一楼是书库，二楼的阅览室会经常搞一些公益性阅读会、写作培训等活动。对青少年时代的我来说，这面积不算大的图书馆真真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先是基本看遍了自己感兴趣的馆藏，然后就每天盼着图书馆进新书。当时看过的很多图书的书名已记不准确，但它们都算是融入了我的头脑，唯有1989年春天借到的一本书记忆深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机器猫：奇怪的雨伞》。我一直觉得自己因此是中国大陆最早认识并喜欢上这个蓝胖子的孩子之一，并为之感到骄傲。

在那个资源紧俏的年代，图书借阅证也是凭票供应的，每年每个小学分到若干办证指标后再将名额分配到各班。当时西安道小学图书馆的冯老师、李老师，和平区少儿图书馆的刘馆长、苗老师等都曾在图书借阅方面给予我巨大帮助，让我在图书资源远不如今天充足的年代获得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如今李老师已故去，冯老师年届八旬，日前从电话中传来的她的声音依然如从前一样洪亮；上初三之后我便不再去少儿图书馆借书，与刘馆长、苗老师等老师也没有了联系，拍这张照片时曾想进去问候又感觉唐突。在此，向各位老师隔空问好，再次感谢您们对我的悉心培养。

    回望    

上中学之后，我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天津一中所处的地界也能算是泛黄家花园地区吧，至少步行上下学依然不是问题，放学后逛了西安道再回家也依然是保留节目。

1990年秋天，母亲单位分了房子，我家就此与西安道福顺里11号二楼半的蜗居告别，老伯家一直驻守在二楼正房直至拆迁。或许是到了需要见识更大世界的年纪，也是因新家中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兴高采烈，所以那时搬出福顺里我并未感觉有何不舍。而且，我一直一厢情愿地觉得，福顺里以及黄家花园会是永恒的存在，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回去看看。

拥有的时候不觉珍惜大概也是人之常情，上大学后多次听说福顺里要拆迁的消息才觉得遗憾，但除了回去多拍些照片，尽量多留下些念想之外也无计可施。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这概念，在冲印店，为了给顾客省钱，或者说避免争执，工作人员会主动不洗印那些曝光不好的胶片。以至于后来我送胶卷去冲洗时要先告诉他们：“全部冲洗，每一张我都要。”冲印店的人看我多次去冲洗画面中满是破楼的照片还感觉奇怪，后来他们就不奇怪了，一是习惯了，二是因为，冲印店也被拆了……

在那些回去拍摄的日子里我猛然发现，几年不见，曾英姿勃发地伴我成长、给了我无忧童年的福顺里老了。那种感觉如同我们在长大成人后的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父母已不再年轻，他们已不是我们曾经依靠的参天大树，而是更需要我们的关爱和照顾，但即便我们能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事，依然无力阻止他们老去。

冷清的胡同，黑暗的过道，剥落成粉末的墙皮，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早已冻裂却无人维修的自来水管，光秃秃缺少座圈也没有冲水系统的马桶……正如我在1998年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条胡同如今已没了元气，徒然挣扎在旁边巍峨大厦的阴影下让人看了心痛，所幸它很快就要一如有过燃情岁月的迟暮老人没有痛苦地离去，今后只留存在胶片与和与它相关的人们的记忆中。

图61：福顺里北拱门洞下的东墙

图62：福顺里11号后门外墙

图63：梦想成真

图64：2004年2月16日，福顺里主体建筑还在，在11号三楼楼顶背对朝阳留一张福顺里半空的剪影。

纵有万般不舍，可成长离不开新陈代谢。我非常希望还留在福顺里的老街坊们能尽早改善生活条件，但也曾幻想着开发商能出于利益的考虑，至少留下一两座小楼，把它们改造成上海新天地或如今的天津先农大院那样的商业设施，能让我今后有机会再回二楼半坐坐。但事实证明，愚昧无理且贪婪无礼的资本怪兽是绝不会在乎常人的愿望与想象的。

2004年冬末春初，一次次在渐成残垣的福顺里巷中游走，在11号三楼楼顶俯瞰，在童年游戏过的每一个楼门前张望。在庆华里小区的楼顶，我远远目送整个福顺里地区在一锤一锤中慢慢崩塌消散，归于尘土，77年的历史就此终结。

图65：2004年3月7日，临河里。

图66：福顺里，我的老人家。

图67：2004年4月30日，福顺里南口外。

图68：2004年4月30日，满面风尘西安道。

图69：福顺里拆除前后位置比较

2007年8月再去西安道时可以看到，牺牲掉西安道小学、敦厚里、临园里、福顺里、临河里、慧丰里、忠义里、鸿文里所换来的，那压迫感无与伦比的高档商品房已经完成攀升，里面的一个个格子正等待着被精心装饰，然后新一代的白领阶层会去把它们填满。听说其中的一个格子属于她和她的小家庭，1994年的一个深秋夜，我曾为她指点我从一直住到15岁的那间小屋的灯光，但愿福顺里在离去时也带走了她的这段记忆。

随着不破不立伟大事业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四品香”“工农兵药店”的牌匾字号都露出来了。这些发现在局外人看来想必相当无聊，但属于黄家花园的人绝不会这么想。而看到这些无比熟悉的字号重见天日并不值得庆祝，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再也看不到它们，而其他的，更是不必再想。

图70：2007年8月25日，四品香。

图71：2007年8月25日，“为幸福生活储蓄”。

图72：在福顺里11号所在的支巷口看主巷南口

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当年齐集的孩子如今已四散，多希望有一架时光相机能记录下那个辉煌的黄家花园，多希望我们不舍的一个个瞬间能一直停留。能忆起的场景都属吉光片羽，更多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又未曾彻底忘却，它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在我们这些黄家花园长大的孩子们的日常思想言行中慢慢挥散。

如果昔日重来，我们会怎样度过？可能也不会怎样。

是留恋过去的生活吗？对于那段物质与精神比较贫乏却又不失丰盈的日子，实在难以用“留恋”或“向往”这样的词汇来简单地概括。其实，对于逐渐风化的福顺里乃至整个黄家花园，只是希望它能在重获新生的过程中留下一些传统风貌，能够继续承载我们的记忆，而不是变幻成为如今那个外观壕气逼人却又如鸡肋一般的火柴天堂。令人欣慰的是，福顺里不必再担心洪水滔天，但我们还要在这世上继续奋力修行。

谈到黄家花园，它不过是一座城市中的一个普通社区，而一旦谈到黄家花园，又能瞬间引爆许多人的情绪。真情难忘，真切的生活难忘。当年我们并未意识到黄家花园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今当我们不再真正拥有那一片地方，反倒能够感受到它已经赋予我们的力量。前辈们经历各异，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播撒在黄家花园的种子，有过同样的阳光、空气、水分与土壤。经过那些笑着闹着一起萌芽的日子，大多数人已挥别黄家花园，脚下的路越走越开阔，越走越深远，如今天各一方，收获各异。但想想看，我们是一起长大的种子，有这一件事已经足够美好了。

一位微博上的朋友看过上一篇关于西安道小学的纪念文字后给我留言说：忽然想起一个文章里看过的话。“故乡与其说是处所，不如说是河流。无论欢喜悲忧，它总要向前流淌，不断改变形貌，只有沉积在水底的几块石头能让你想起它的旧日模样。……你要回去的家乡，是十年、二十年前那天下午的水光。”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加贴切和暖心的话来总结自己这段情绪。在此我想说的是，感谢那一大片潋滟水光曾映出我童年的面容，感谢那一段成长，我爱福顺里，我爱黄家花园，我爱曾与我共同经历并珍视那段日子的每一个人。

在童年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视黄家花园为一个独立的小宇宙，而这宇宙的中心，自然在福顺里，确切地说，在福顺里巷北，东侧第二条胡同第一个门的，二楼半。至今，我依然这么想。

2004年2月18日

奶奶住过的福顺里11号二楼正房洒满阳光

    后记    

有人说，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技巧之一是定期扔东西，作为一个自幼酷爱收藏记忆碎片的人，我对这种说法在相当程度上表示认同，但哪些该扔、哪些不该扔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我在黄家花园度过的童年相当无忧且充实，因此才在心里更多了几分不舍。

“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每当我翻阅黄家花园旧照，耳边总会响起许巍这首《家》的旋律。1996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我曾有几次去黄家花园连续拍摄的经历。当时的拍摄设备很简陋，除了一个胶片傻瓜相机，2002年时添了一个30万像素的“网易拍”。随着黄家花园地区拆迁的步步紧逼，2003年11月30日那天，我用网易拍把整个黄家花园地区曾比较多留下自己足迹的地方都拍了一遍，照片数量很多，角度很全，画质很差。原本只是想给自己留个念想，所以画质差也无所谓了。没想到，在网络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大家已经能够如此方便地分享资源，那就把我当时拍的值得一看的东西都发到网上，供大家交流回忆之用，看得懂其中内容的，自然不会在意图片的质量。

黄家花园老照片共享网址：

http：//yunpan.cn/cZLCKf9rTbeDn

访问密码 28f2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正写这篇文字的时候，T.Q同学告诉我，在黄家花园微信群中遇到了失联多年的Y.K同学。Y.K既是我们的小学同班同学，也是我在福顺里时期的好友。我们升入不同的中学后，因为通讯不便等原因失去了联系，如今他已在海外有了自己的事业，当年对我非常关爱的他的父母也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