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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写出英雄人物作为“人”的一面

 寻梦向天歌 2019-10-15

曾剑,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等。

写出英雄人物作为“人”的一面

——《长跪大别山》创作谈

文 | 曾剑

我出生地湖北红安(史称黄安),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革命时期,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在此被改编传唱。红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是举世闻名的“将军县”。 

对红安这片热土,我心怀敬意和感激,她用五谷杂粮养育着我,她用革命精神熏陶着我,那年高中毕业,我像红安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将军梦,走向军营。

二十多年过去,将军梦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虚幻;作家梦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2016年国庆节,我回故乡红安探亲,期间参观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馆。当讲解员讲到一位姓周的大娘时,我眼泪奔涌而出:她在一名红军小队长遭国民党兵追杀时,将他拽进自家,脱下他血痕斑斑的衣服,套在自己儿子身上,让儿子向山林逃跑,红军小队长脱险,而她的儿子,落在敌军手中,被斩首示众。

这位红军游击队小队长活了下来,继续革命。他官至军区司令员时,特地到红安看周大娘,认周大娘为干娘,像亲儿子一样孝顺她。

我想写写这位周大娘,却迟迟动不了笔,我找不到切入点。直到201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鲁迅文学院老院区的宿舍,拽被入睡,盯着那床薄被,一首红安革命歌歌谣在耳畔飘响:“最后一粒米,用来作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当红军;最后一床被,放在担架上……”

我鼻眼酸涩,泪水没落。我回到电脑前,敲下“奶奶要死了,我给干爹打电话……”。黎明的光透过窗玻璃,晨曦美丽。我完成了小说的初稿。

小说写完,兴奋劲过去,我仔细阅读,并不满意,却一时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那段时间,我奔波在北师大校园。我不满当年在军事院校学到的那些操枪舞炮的知识,重返校园,攻读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因为撰写学术论文的需要,我重读莫言的作品。莫言老师在一篇随笔里写道:真正的民间写作,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而是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我似乎懂了,再看我这篇小说,觉得写得有些硬,不柔和,摆出的是一副“为老百姓写作”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把自己当作老百姓去感知,去体验,去想他们内心所想,也就是说,没有把英雄人物还原为人,没把英雄放到人的立场上去看写,这样的作品,自然难入人心,她触动不了我自己,也必定感动不了读者。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位大娘,我的儿子因掩护别人死去,我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可是亲生儿子啊。

冥思苦想之后,我加入如下文字:偶尔,我听她自言自语:黑溪山那么大,二子那么熟悉,咋没逃了呢?

所增文字不多,“奶奶”整个人却因此活了,真实了。

小说改好后,八一建军节临近,《中国作家》的俞胜主任向我约稿,我发给他,很快就有了答复:小说留用。

创作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那么艰难,却又是那么令人欣喜。感谢《中国作家》,感谢《小说月报》,我心里清楚,并非我这篇小说写得多好,这其中一定包含着编辑们对这位英雄母亲的深深敬意。

再次感谢!

长跪大别山(节选)

文 | 曾剑

1927年初冬,七里坪郊外,一股匪军三百余人,追赶着一个年轻人,领头的喊,他是头,抓活的,抓活的!领头的匪军大脑袋,大嘴咧开,活像一只站立起来的蛤蟆精。

枪声在那个年轻人的头顶雨点般响起,那不是要命的枪声,子弹都打在他的头顶或脚下。同他们的喊话一样,他们要抓活的。

年轻人奔跑在七里坪镇狭窄的街道上,在街角拐弯处,在他的前方巷子,一扇门突然打开,一个娇小的女人的身影探出来。当年轻人跑到她跟前时,那个女人的手,像一只鹰爪,死死地抓住他。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奶奶。奶奶极快地将年轻人拽进屋,将他推进夹层墙藏起来。七里坪地处大别山南麓,天台山脚下,这里群山环绕,匪患众多,不少人家有藏身的夹墙。

很快,门外的脚步声洪水般逼近,继而远去,消失在幽长的街道。这时候,夹墙的门被打开,奶奶将年轻人拉出夹墙。她打开后门,门口是繁密的竹林,竹林连着山,山上全是树。奶奶对年轻人说,快,从后门走,他们往北去了,一会儿他们没抓到人,还会回来。你进到林子,往南跑,一直往南。

年轻人一路向南,连夜跑到木兰山,与失散的战友会合。

年轻人率部队打回七里坪时,才知道,那天他能逃脱敌人的追捕,并非仅仅是我奶奶家那堵夹墙。真正救他的,是我的二伯。他被我奶奶推进夹墙时,奶奶顺手摘下他的帽子,把它戴在我二伯的头上,奶奶让我二伯装扮成这个年轻的红军,向黑溪山飞奔,白腿子匪军在七里坪三里外的黑溪山追上了他,他们发现抓错了人,在黑溪沟畔杀害了他。

干爹突然停止他的讲述,望着我,表情凝重。他说,孩子,那个被白军追杀的年轻人就是我。干爹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他努力地控制情绪,想自己平缓下来。但他没能够,他懊恼地说,我当时躲在夹墙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

干爹自己也是为了引开敌人,保护战友,跑上我家门前那长长的巷道的。

那年,干爹带着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的一支,在七里坪一带秘密行动,发动红军,为上级密谋的黄(安)麻(城)起义做准备。不久,干爹遭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他和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民团和红枪会匪徒数千人围堵追杀。他为了保存实力,下令分散突围。他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引开敌人,以便更多红军突围,直至来七里坪,被奶奶救下。

干爹从木兰山带着红军杀回七里坪时,是七天后的事。干爹说,那时,我二伯的尸首还挂在黑溪沟边的古松树上示众。几个白腿子大兵在尸首旁巡逻,等待红军“上钩”,干爹一声令下,杀死了他们。干爹抢回了我二伯的尸首——尸首分离,被砍成四截,在树上像悬挂的风干的腊肉,惨不忍睹。干爹把我二伯的尸首运回来,埋在我家后山坡。

那段时间,我大伯为了生计,从七里坪倒水河放排,直下汉口。大伯回来后,听说他二弟的死,拿起砍刀,要去城里同白军拼命,干爹拦住了他。干爹说,兄弟,现在给二子报仇,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时机不成熟,白送性命。我大伯低头不语,在那儿生闷气。干爹说,要不,你跟我干革命吧。我们的队伍人多,保准能给你兄弟报仇。大伯不敢做主,看一眼奶奶,奶奶说,去吧,跟着你大哥干革命。

这个晚上,我的大伯拥有了一套军装、一杆长枪。这年冬天,黄麻起义的枪声打响,大伯战死黄安城。

战争局势紧,从攻城到外围战斗,牺牲的战友多,可怜我大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干爹说,他的确是牺牲了,他的战友看见他牺牲了,战友当时顾不上他,后来,就分辨不出谁是谁了。

大伯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我家山后他坟里的几件衣物,还有红安烈士陵园烈士墙上他的名字。

(微信值班编辑:崔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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