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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读到，唐代书家怀素，写了一篇《自叙帖》，整个把别人夸赞自己书法如何之好的话抄录下来，流传千秋万代，所谓“自叙”其实也就有了“自夸”的味道。 但这也不是怀素的独创，历史上，自矜自夸的书家，大有人在；现在就更多了。不过，自夸不可随便玩，因为这是自信者的游戏，需要真功夫。 
书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大书家蔡邕那里。唐朝张怀瓘《书断·中·韦诞传》记载：“蔡邕自矜能书，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 蔡邕是书家，也是学者，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擅长碑铭这种文体。东汉立碑颂德的风气极盛，许多名士的碑铭都是聘他撰文。蔡邕还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间，他和几位大臣联名上书，要求正订儒家经典，刻立石经碑，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经碑，共46通，立于洛阳太学，后人称为《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书丹，当时“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百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及李贤注引《洛阳记》）。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亦可摹写标准的隶书。《熹平石经》并非蔡邕一人书丹，他的书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说蔡邕书碑。 东汉草书家张芝与蔡邕是同时人，都生活在东汉中后期，也自矜能书。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针对任何人，而张芝则是针对当时另外两位草书家而发，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罗叔景、赵元嗣就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罗晖，赵袭。他们也是一副自矜的派头，颇能惑众，引起张芝的反感，所以自称“下方罗、赵有余”，这样说，就有与人争胜的味道了。 汉魏时，士族名士间流行臧否人物的风气，他们的品评，重节操，论才性。文学之士陶染其间，则以己之所长贬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谓的“文人相轻”，就是概括这种现象。张芝轻视罗、赵，大概是书家之间“相轻”的先例。张芝有一众弟子，其中韦诞（仲将）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书、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所谓“尤精题署”。洛阳、许、邺三都所建宫观，朝廷皆令韦诞题署。韦诞也是一位自矜能书的书家，声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的自矜自美，类似蔡邕，不针对别人。西晋草书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种方式。他的草书，“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蠆尾’。”（王僧虔《论书》）索靖称自己的草书“银钩蠆尾”，很像为自己做书法广告。东晋时代，自矜而争胜的风气更盛。王羲之书法原不及小他数岁的庾翼，四十岁之后书名大盛的时候，连庾翼家的子弟也学王羲之，庾翼时任荆州刺史，出镇在外，知道后很不高兴，修书都下：“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谢安也很看重自己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曾经抄写嵇康的诗送给献之。后来献之渐有书名，为人所好，但是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显示自己的名士风度。东晋末年，桓玄权倾一时，喜好收藏“二王”父子书法，他的自矜其书是方式是“自比右军”。争胜的典型，当推羲献父子。王献之曾经作笺十许纸与简文帝，后题“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是自美的例子。后来他连父亲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曾经问献之：“你的字与右军相比，你觉得何如？”他答道：“当然是我比他强。”谢安婉转反驳：“别人可不是这样认为。”子敬一步不让：“世人哪里能知道！”王献之说自己胜过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时人很难认同。但5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献之的书名确实掩压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说的那样：“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唐朝书论家特别欣赏王献之的行草书，李嗣真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书品后》）北宋米芾喜好王献之书法，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书史》）。王献之是与其父争胜，王羲之争胜的对象却是汉晋书家顶礼膜拜的张芝和钟繇，他自夸的口气要比王献之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张芝以草书称圣。钟繇擅长铭石的隶书，抄写奏章的楷书，通尺牍的行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王羲之每每说自己“抗行”钟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张芝，是承认自己后于张芝，但羲之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这样的攀比“钟张”，看似分别相比，实是夸耀自己兼具两位书法巨子之长。羲之的争胜自夸之言，成为南朝人评说右军的依据，庾肩吾《书品》推崇右军“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无非显示洒脱的名士做派，以高声价，只有著名书家才玩得起这样自信的游戏。到了南朝，竟然发生帝王与士族书家王僧虔“赌书”争第一的场面，就显得滑稽可笑了。作者：刘涛（详文敬请参阅作者最新专著《魏晋书风》之《王羲之书法的分期》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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