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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与醒觉 在常识的意义上，梦是寝时做梦。对于这一点，庄子与列子的看法完全一致。然而，在对待寝时所做之梦的态度上，他们的观点却相去甚远：庄子认定寝时做梦是白天精神不宁的表现，在看到寝时做梦的同时呼吁“不梦”；列子基于梦醒的相对性进而夸大梦的真实性，并在混淆梦醒界限的前提下不辨“梦与不梦”。与这种情况类似，庄子和列子讲梦都是为了以梦来隐喻人生，这使梦与人生密切相关成为两人思想的相同点。另一方面，庄子以梦突出人生的虚幻、期待梦醒后的“大觉”；列子以梦象征人生，说明人生的一切“尽幻”。 （一）、庄子的梦后“大觉” 庄子之梦有虚幻不实之义，这个意义上的梦大都用来隐喻人的生存状态。《庄子》第一次讲述梦就是在虚妄不实的意义上进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庄子之梦与人生之虚的内在联系：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 在以梦隐喻生之情状的语境中，庄子所讲的梦有两层意义：第一，以梦醒之相对隐喻生死之相对，传达齐生死的理念。第二，以梦隐喻人生之虚幻，突出人生的短暂、不实和无奈。可见，从梦的这层含义中，既可以推出人生不能自已，一切都不由自主的结论；又可以得出人生的苦乐、寿夭都是虚幻的，短暂的，所以不足为计的认识。 同时，庄子以梦隐喻人生除了表示人生短暂、无奈之外，还有象征人对生死不明真相的愚昧之意。从与觉相对的维度上说，梦代表固执于生的愚昧。与此相联系，在以梦隐喻人生情状的过程中，他没有混淆梦醒界限，而是一面以梦暗示人生的不由自主而不足留恋，一面期待梦醒后的“大觉”。出于这一动机，用梦隐喻人生的庄子不是懵懂于不觉的梦之状态，而且期待通过大梦之后的“大觉”来领悟生死真相，进而齐生死。在这方面，他的做法是，借助齐生死的生存智慧，生而天行，死而物化，淡然从容，逍遥无待。同时，为了防止人们伤生、害性，庄子呼吁人们“学生”，“学生”就是学习养生之道。《庄子》专门列有《达生》篇，让人通晓养生之道。在他那里，养生就是保养本性之真。为此，庄子以素朴为美、本性为真，以保持天然本性为善，引导人们归于淡泊无欲，以期使人合于天道。同时，他还让人远离桎梏，淡泊名利，以便更好地尊生、重生而“尽天年”。 （二）、列子的不辨“梦与不梦” 在以梦说明人生的过程中，列子得出了人生“尽幻”的结论。为此，他彰显不同国度之人生活习惯的差异，以此证明梦与醒是相对的，或者说，究竟以梦境为真实还是以清醒为真实完全取决于梦醒在人生活中所占时间的长短。在他看来，如果像南隅之国那样“多眠，五旬一觉”，必然“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如果像中央之国那样“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见者实，梦之所见者妄”便是正常的了；如果像北隅之国那样“少休息，常觉而不眠”，对梦觉的判定肯定又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列子由梦醒的相对性直接推出了真妄的相对性，进而混淆梦醒之分。《列子》中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方面的思想，下面即是一例：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营世事，虑钟家业，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挞，无不至也。眠中啽呓呻呼，彻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访其友。友曰：“若位足荣身，资财有余，胜人远矣。夜梦为仆，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邪？”尹氏闻其友言，宽其役夫之程，减己思虑之事，疾并少间。（《列子·周穆王篇》） 在列子的视界中，梦醒具有同等的真实性，梦中苦乐与醒时的苦乐便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既然梦中的苦乐与醒时的苦乐具有一样的真实性，那么，昼苦夜乐的仆役与昼乐夜苦的富翁便拥有了一样的人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他泯灭梦与觉的区别，让人不辨“梦与不梦”。《列子·周穆王篇》记载：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途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 进而言之，列子之所以不辨梦醒旨在说明人生的一切遭遇包括苦乐、悲喜都与梦醒一样是相对的。在他看来，正如梦醒、真妄不可确定一样，人生的悲喜随境而发，都是虚幻的。推而广之，不惟悲喜是虚幻的，人生的一切存亡、得失、哀乐和好恶等都概莫能外。为此，《周穆王篇》通过逢氏之子的歌哭、白黑、香朽、甘苦、是非颠倒，说明宇宙的一切从“天地、四方、水火、寒暑”到“哀乐、声色、臭味、是非”都是虚幻的，原本就没有客观性、固定性或真实性可言。逢氏之子的迷惘之病恰恰使之处于众人皆迷我独醒的状态。在这里，列子将人生的虚幻性无限放大，一切都变得虚幻莫测、扑朔迷离起来，由相对而迷惑，以至不分迷觉。 在混淆梦醒之分的基础上，列子宣称人生“尽幻”。对人生状态的“尽幻”界定是其待命的哲学基础，“学幻”也成为对待“尽幻”人生的最佳方式。书云：“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列子·周穆王篇》） 可见，在列子那里，伴随着具有虚幻色彩的梦被视为与醒一样真实，幻成为人存在的本相——人之形态、人之生死“尽幻”。按照这种说法，生死皆幻，人的身体亦幻，“学幻”成为人的追求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学幻”的结果和境界是将人生的一切都视若梦幻——不仅不辨梦醒、是非、苦乐，而且一切皆忘。在这方面，华子的病忘可以作为注脚：病忘中的华子一切皆忘，无所不忘，以至于“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 上述内容显示，在以梦隐喻人生的维度上，庄子与列子的目的和宗旨大相径庭：庄子以梦隐喻人生，一是揭示人生的虚幻，一是期待大梦之后的“大觉”；列子则在不辨“梦与不梦”的前提下将人生完全梦幻化，进而在人生“尽幻”中一切皆忘而肆情任性享乐。这一差别引申出差若云泥的人生态度：庄子由梦醒后的“大觉”而“学生”，列子则由人生“尽幻”而“学幻”。 庄子与列子对梦的诠释不仅勾勒出不同的人生景观，而且标示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对梦醒界限的坚守中，庄子无论对待寝时做梦还是人生如梦都不消极坐视而是寻求超越：在寝时做梦的维度上，呼吁“不梦”；在人生如梦的维度上，期待梦后“大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现实的超越，他所讲的梦具有梦想之意。这使庄子之梦既有现实维度，又有超越维度。列子夸大梦醒的相对性，在不辨梦醒中得出了人生“尽幻”的结论；面对“尽幻”人生，他不是寻求超越，而是任其虚幻乃至荒谬。到头来，梦没有使列子超越生死，反而使他随波逐流，看破红尘，寻求感官刺激。 （一）、庄子之梦的理想和超越 庄子承认人生如梦却不认可这种生命状态，呼吁梦醒后的“大觉”便是对如梦人生的超越。不仅如此，梦的梦想内涵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梦的超越维度，使他的人生充满理想，在体悟人生本相后齐生死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现实生活中的庄子“处昏上乱相之间”（《庄子·山木》），心身疲惫。雪上加霜的是，“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使他面对各种拖累和窘境。然而，梦给了庄子自由驰骋的天地，在梦之理想境界的彰显下，庄子生活于现实世界与梦想之间，进而超越现实处境的拖累和有待。让他在现实世界之外开创了一个逍遥无待、惬意自得的新世界： 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庄子·大宗师》）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或者像飞鸟儿在蓝天翱翔，或者像鱼儿在大海遨游，或者变成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一份惬意，一丝浪漫，还有一种情怀。乘着梦的理想翅膀，庄子找到了超越之路，将生存和生活艺术化、浪漫化，从而步入诗意生存、审美生存的境界。 （二）、列子之梦的虚幻和放任 列子通过梦醒的相对性将世界和人生虚幻化，在用梦弥合了真实与虚妄之后，毫无真实、一切“尽幻”成为世界和人生的本相。于是，世界和人生都成为毫无意义、毫无本质的虚无存在。更可怕的是，由于阉割了梦之理想翅膀，他找不到超越和解脱之方，最终只能任由世界的荒诞和虚妄，以梦幻方式对待梦幻人生。可见，梦带给列子的不是超越，而是庸俗甚至是堕落。 与庄子追求超越或清醒不同，列子以梦象征人生是为了强化人生的虚幻性，任由其梦醒不分。在他的逻辑中，既然人生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人生是梦，一切“尽幻”，那么，在人生“尽幻”这个无本质的游戏中，所有的博弈规则便是娱乐。至此，肆意纵情任性成为对待“尽幻”人生的惟一方式。列子强调，养生就是肆耳目之欲——“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不难看出，列子之所以将人生娱乐化，宣扬肆情任性，寻求感官刺激，是因为他既感叹人生的虚幻不实，又找不到超越之路。正是由于认定人生到头来是一场梦，一切皆虚幻，列子才以暂时的感官刺激和一时之欢忘掉对死的恐惧，遮掩对生命的无奈。循着这个思路，娱乐化生存成为惟一的出路。这正如杨朱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篇》） 梦的梦想意蕴是庄子超越如梦人生的法宝，也是进入审美生存的凭借。由于梦中不包含理想和梦想内涵，列子对生死、寿夭做极端狭隘和庸俗的理解，结果只能在生死皆个人之事中寻求一时之欢。可见，梦不仅使列子将人生虚幻化，而且使他梦待人生。这就是说，列子没有超越人生之虚幻和短暂，反而被虚幻人生所累而陷入虚无之中不能自拔。他肆情享乐的前提是无所不忘便说明了这一点。公孙朝和公孙穆是列子树立的人生典范，两人的追求皆在感官刺激——酒色之乐。公孙朝和公孙穆之所以成为“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的典型，是因为他们在沉溺于酒色时忘掉一切：公孙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公孙穆“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为惬”。（《列子·杨朱篇》）这不由使人想起了病中皆忘的华子。一切皆忘是人生“尽幻”、一切虚化的表达，也是列子人心空虚、无所寄托的反映。在这种极度空虚、百无聊赖中，肆意放纵似乎成了必然的结局。 总之，梦在庄子哲学中不仅表示人生的无奈和无助，而且体现着超越、喻示着自由，成为审美生存、诗意生存的一部分；列子之梦在虚幻中隐去了梦想的内涵，也失去了超越的机会，只好在一虚到底中肆无忌惮而纵情享乐。结果是，与庄子提倡审美生存不同，娱乐化生存成为列子对待人生的惟一方式。至此，庄子以追求精神自由、修身养性为宗旨的养生蜕变为对感官欲求的放纵和放任。 三、梦与得道 梦的理想意蕴使庄子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以见梦、托梦的形式悟道更使人在与道的合一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列子之梦从本体论上的至虚而来，“贵虚”使他所讲的梦不包含梦想，更与道无涉。 （一）、庄子之梦向道的靠近 在庄子哲学中，如果说梦的理想意蕴表明了其超越维度的话，那么，托梦悟道则是超越的具体途径。在此过程中，梦不仅揭示了生之真相，指明了超越的方向，而且提供了体道的途径和方式。按照他的说法，人体道、悟道和证道可以通过托梦、见梦的方式进行。《庄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都反映了这一主题。例如，《庄子·人间世》载，匠石是世俗之人，以世俗的眼光看待有用与无用，故而将栎社树判为一无所用——“散木”。通过见梦，栎社树向匠石阐释了只有无用才能有大用——“尽天年”的道理。可见，匠石领悟无用即大用的道理全凭栎社树的见梦。再如，庄子对死之逍遥的认识也是通过空髑髅的见梦完成的。故事中的庄子起初不识生死之齐，见空髑髅而不觉心生种种疑问。空髑髅通过见梦，破解了庄子所言之苦皆生人之苦，死则逍遥至乐。这两个例子共同表明，在庄子那里，见梦、托梦是体道、悟道和证道的途径。梦不是对生死的困惑，更不是价值的迷惘，而是使人接近真相的方式。由于见梦者所言揭示了真相，托梦、见梦皆是悟道玄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梦对于悟道、体道的作用与“坐忘”、“心斋”是同等的。 进而言之，在庄子哲学中，梦的体道、悟道功能避免了梦的虚幻化，从通过托梦可以悟道来说，梦为人提供了得道的方式。同时，道具有超言绝象性，是人们通过耳闻目睹或语言无法把握的。梦的体道、悟道证明道为实存而非虚幻。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庄子推崇道，得道是超越如梦人生和有限生命的不二法门。基于对梦的理解，他悟出了人生的永恒。人只有从道的角度透视世间万物和人的生命才能领悟生命的意义，从而战胜死亡，摆脱人生的局限。这是庄子解构生死情结的秘密。具体地说，他对生死情结的解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死的解构。与人们通常所讲的出生入死不同，庄子对人之生命的认定从死开始，将人的存在归结为从无形到有形的无限循环。对此，他声称：“万物以形相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循着这个逻辑，人形是人之生，转化为其他形状并不意味着人之死；死不是消逝而是化为他形。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生死相贯，在死中看到了不死，进而在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的相互转化中由有限达到无限。第二，解构生死之分。庄子指出，人和万物皆是道这个造化者所物之物，人形与非人形都出自大冶造化。既然如此，人应该顺应自然，随遇而安、随处而顺。在超越生死的体验中，不仅坦然面对生死，而且善待生死。“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超越生死、善待生死的前提是人与道的合一。按照庄子的说法，道无限变化和永恒无边，从道的高度看，万物的存在是短暂的、暂时的，处于“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无限转化之中。人与天道合一的过程就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相互转化的过程。他所讲的善生善死即顺应生死，不以好恶存于胸中，一切从容自若。 可见，庄子解构生死情结的秘密是人依托于道，与道合一。在此过程中，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对生死的解构和对人之永恒的期望皆与梦息息相通。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由如下：第一，庄子认为，借助梦可以悟道，通过悟道与天道合一带给人的不仅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自由，而且是肉体生命从有限向无限的飞跃。第二，在庄子那里，对生的解构借助人生如梦和生死昼夜如梦醒之喻。尽管人生如梦，梦醒后的“大觉”预示着超越；梦想更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创造了广阔的精神自由境界，使人的生存丰富、浪漫和审美化。这就是说，通过梦，庄子使人的生命超越了有限，人的存在获得了永恒。换言之，凭着梦而悟道，他将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自然造化的无限变化之中，从而获得未尝死的生命境界。 （二）、列子之梦与“贵虚” 列子所讲的梦没有理想意蕴，便没有超越维度。同时，他将梦彻底虚幻化，一虚到底势必将道一同虚掉。这注定了列子之梦与道无关。其实，他压根就没有体道、悟道的追求和愿望，因为列子并不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并且在价值领域剔除了道。 或谓子列子曰：“子奚贵虚？”列子曰：“虚者无贵也。”（《列子·天瑞篇》） 正如列子本人所言，虚则无所贵。他以至虚为宗，本体论上对至虚的推崇导致价值上的贵虚。进而言之，推崇至虚就是无所推崇，这使列子在精神寄托和价值观念上陷入虚无。与这种虚无主义相印证，列子以梦指示人生不是隐喻，而且实指；或者说，与其贵虚的思想主旨和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他讲梦正是为了强化人生之虚——不仅人生的实然态是虚的——一切“尽幻”，而且，人生的应然态也是虚的，“学幻”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梦之虚由存在论、价值论上的贵虚而来，不具有超越人生之虚的维度和意蕴。更有甚者，为了将梦完全虚幻化，列子非常重视幻、幻化等概念，并且将梦与幻、幻化相提并论。于是，讲述梦的《周穆王篇》从幻化讲起，由幻化进而“学幻”，进而梦醒不分，进而肆情享乐。与此相关，该篇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讲述幻化的，集中反映了梦的虚幻性，透露出列子讲梦的理论初衷。借助周穆王的经历和改变，列子企图申明，人生的惟一目的是“穷当身之乐”，达此目的的途径是视生死如梦幻。出于这一理念，《周穆王篇》在幻化之后接着讲梦，以梦渲染人生的似梦似幻；接着，以梦醒、真妄的相对喻示苦乐、悲喜的虚幻。这种安排旨在说明，只有将人生幻化才能无所不忘，只有在一切皆忘中肆意享乐才是不枉此生。 作为“贵虚”的表现和结果，列子之梦没有理想内涵和超越维度，更没有解道、悟道的功能。这葬送了人与道合一而达到永恒的可能性。同时，人与道的分裂本身就包含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割裂和分离。《天瑞篇》讲述的齐之国氏的盗论便基于人与道的分离，其盗天地之举以人与天地的分裂为前提。东郭先生的盗身、盗阴阳之说更是割裂了人与天地的亲缘关系，是人生“尽幻”的注脚。 列子对人与道和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割裂使人自我封闭起来，成为一种孤立的存在；由于丧失了与万物打成一片的机会，于是关闭了人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之门。由于将人在宇宙中完全孤立起来，人只好任由人生的短暂而看不到出路所在。 总之，缺乏超越意识使列子执意于人生的短暂，因任人生短暂反过来促使他只能看到人生的有限。更有甚者，丧失道的寄托以及割裂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更是在加剧人生的短暂，增加人的孤独感的同时，堵塞了人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之路。 四、梦与希望 梦具有虚幻性，这一点对于庄子和列子都是如此。与此相关，以梦说明人生使两人的视界呈现出某种相似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人生不由自主的认定上。另一方面，尽管庄子和列子都将人生“梦化”，却由此而引申出巨大的分歧，并且直接导致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旨趣。具体地说，齐生死和与道合一使庄子获得了永恒，也找到了人生的寄托和希望。由于梦中剔除了梦想，再加上丧失道的寄托和割裂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梦使列子一虚到底——没有超越虚幻人生，只能受制于人生之虚幻、任其虚幻。这表明，对于庄子，梦带来的是理想和希望；由于梦想存在，由于道的物物不止，庄子之心充满希望。对于列子，梦由虚幻导致绝望。由于梦中没有梦想，更由于与万物和道的割裂，列子陷入了彻底的孤独和绝望，及时享乐是绝望的发泄和表现。 无论是梦的理想内涵和超越维度还是体道功能都使庄子始终希望与大道合一。有希望便可以在期待中坚守，为了明天而执著不已。正因为如此，尽管眼中的世界满目不堪，庄子心中的世界却依然逍遥自在，这便是“梦哲学”的魅力所在。换言之，梦的理想意蕴和超越维度使他看到希望，道联结的人与万物的一体使人拥有了明天。在对明天和未来的关注中，人拥有了希望。可见，是在对人的整体性的关注中，庄子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如果说梦的超越带给庄子的是希望的话，那么，梦的虚幻则把列子带入了无边的绝望深渊。由于将人孤立化，更由于阉割了人的整体性，列子迷失在对人生有限和生命短暂的嗟叹中。更为致命的是，人与天地万物的割裂使人只剩下了今生今世的肉体存在；反过来，对人之存在的这种极端狭隘理解又增加了他的短视。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列子极度绝望而万劫不复。在他那里，梦的虚幻是世界、人生虚幻的缩影。由于没有希望，信仰坍塌，列子看不到未来和希望，进而对整个世界和人生心灰意冷、极度绝望。他主张纵情肆欲、及时行乐便是丧失信心、极度绝望的反映。这就是说，由于只看到了人生的虚幻和有限，而看不到人生的无限和未来，到头来，他只能紧紧抓住生而不顾死。 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列子·杨朱篇》） 在庄子那里，与天地息息相关使人找到了精神寄托和超越途径，也是人超越现实苦难和有限生命的方式。人与道和天地万物的疏离使列子没有如庄子一般齐生死，而是紧紧抓住生之享乐不放而不顾死后。换言之，他之所以追求享乐，归根到底源于人生的短暂和不可超越。 朝穆曰：“……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列子·杨朱篇》） 朝穆即上文中的公孙朝和公孙穆，他们的名字象征着生命短暂且没有明天之意。两人的人生态度表明，列子追求的肆意纵情之乐与不分梦醒有关，是其虚幻之梦的延伸，更是无法超越短暂的生命，看不到人生无限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了梦的超越和道的寄托，只剩下了对短暂人生的感叹。何况人生譬如朝露一般短暂，及时行乐尚且自顾不暇，何必顾及其它！ 综上所述，庄子之梦引导人超越生死，由有限达到无限；列子之梦导致人生“尽幻”，并在一切“尽幻”中隐去了道乃至天地万物。进而言之，庄子与列子之梦所以导致一永恒、一短视的悬殊，归根结底取决于对梦是否具有超越维度和体道功能的回答：在庄子那里，依托于道的无限，人获得了永恒，找到了解脱和超越之途；在列子那里，梦的虚幻使人生陷于短暂，与道的隔绝更是使人的永恒无从谈起。 庄子与列子之梦的差异昭示人们，梦可以带来希望，也可能导致绝望。人生活在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之中，梦应该成为沟通现实与理想的桥梁，而不应该成为认定人生如梦而拒绝走向未来的理由。 【参考文献】 [1]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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