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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第五、六章 第五章 疯癫诸相 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论述17和18世纪精神病学各种观念的演变史，而是要展示古典主义思想借以认识疯癫的具体形态。这些形态依然常常被附着上神话形象，但这些神话形象在我们实际知识的构成中往往是十分重要的。 1、躁狂症和忧郁症
在16世纪，忧郁症的观念是由两个方面确定的，一方面是某种症状定义，另一方面是这个词所包含的一种说明性原则。在那些症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人所能产生的关于自己的各种指妄想法："有些人自以为是野兽，便模仿野兽的声音和动作。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玻璃器皿，因此避开过路人，以防自已被打碎；有些人畏惧死亡，然而他们却往往更容易致使自己夭亡。还有些人在想像中认为自己犯有某种罪行，每当有人走近他们，他们就惊恐战栗，以为来者要逮捕他们下默和判处他们死刑。”指委的想法始终是孤立隔裂的，并没有损害理智整体。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甚至注意到，忧郁症患者"是这样一些人；除了有所抱怨外，有些人小心谨慎、通情达理，有些人眼光敏锐、聪慧超群。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忧郁症患者比其他人更聪敏。"
这种清晰而一致的病症是用一个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因果系统的词来表示的，即忧郁症：“我请你们仔细注意忧郁症患者的思想、言语、想像和行为，你们会发现，他们的全部感觉都被遍布他们大脑的忧郁计败坏了。”某种程度的诱妄和黑胆汁（即忧郁汁）的作用被并置在忧郁症的概念里，但是除了由一个意指名词把一组符号跳跃地放在一起外，二者之间暂时还没有联系起来。到了18世纪，某种结合关系被发现了，或者说某种交流产生了。这种胆汁的阴冷暗淡的性质成为诸妄的主要特点，成为其有别于躁狂症、痴呆和狂乱的实证价值，成为其一致性的基本要素。尽管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仍仅仅把忧郁症定义为"一种不发烧的长期持续的指委，犯病时病人完全沉溺于一个想法"，但是几年后杜福尔（dufour）就把该病的定义重心转移到"恐惧和悲伤"上，认为能够以此解释请妄的部分特征："因此，忧郁症患者喜欢独处，躲避人群；这就使他们更沉溺于他们谁妄的对象或屈从于支配他们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这一观念被确定下来，不是出于更严密的观察，也不是由于在病因领域有了新发现，而是根据一种性质传递，即从该名称所蕴含的某种原因传递到对实际效果的明显感知。
17世纪初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忧郁症的讨论局限于四种体液及其性质的说法中。人们普遍认为，物质本身具有各种稳定的性质，物质本身就是这些性质的原因。在费纳尔（jeafernel）看来，忧郁汁与大地和秋天相关，是一种“粘稠、阴冷、干燥的”汁液。但是在17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一场关于忧郁症起因的争论：是否必须具有忧郁气质才会患忧郁症？忧郁件是否总是阴冷干燥的？难道它绝不会是温暖湿润的吗？是这种物质在起作用吗？或者说这些性质是被传递的吗？这场争论旷日持久，其结果大体如下：
1．物质的原因作用逐渐被性质的一种运动所替代。这些性质无须任何媒介便直接从肉体传送到灵魂，从体液传送到思想，从器官传送到行为。例如，在邓肯的辩护士看来，忧郁对产生忧郁症的最好证据是，人们在忧郁汁中能够发现该病的性质：“忧郁汁所拥有的产生忧郁症的必要条件远远超过了使人震怒的条件；因为它的阴冷性抑制了元气的数量，它的干燥性使精神能长时间地保存强烈而持久的想像；它的晦暗性使精神失去天然的明快和敏锐。”
2．除了这种性质力学外，还有一种动力学。后者分析练一种性质所隐含的力量。譬如，阴冷和干燥会与气质发生冲突，这种对立会产生忧郁症的症状，其强度与这种冲突成正比，其力量会战胜和扫荡任何抗拒力量。例如，妇女就其本性而言是不易忧郁的，而一旦陷于忧郁症反而更严重：“她们受其残酷的玩弄和强烈的骚扰，因为忧郁症与她们的气质更矛盾，因而使她们更偏离自己的天然素质。”
3．但是，有时在性质本身内部也产生冲突。一种性质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成为与自身相反的东西。例如，"当怒火中烧、热血沸腾...。所有的体液都消耗殆尽之时"，这种沸腾状态就会转变为阴冷的忧郁症产生"几乎与火炬倒置、燃蜡横流之后同样的情况。这种肉体的冷却是无节制的怒火宣泄殆尽之后的通常后果。"这里有一种性质的辩证法。这些性质一旦摆脱了物质的各种束缚，摆脱了各种预定轨道，就会产生颠倒和矛盾。
4．最后，性质会因偶然事件、环境和生活条件而改变。因此，一个体液干燥阴冷的人会因其生活方式而变成一个体液温暖湿润的人。再如妇女的情况，如果她们"总是无所用心，她们的身体排出的汗液会（比男人）少一些，热情、精力和体液也会得到保存”
因此，在脱离了限制性的物质基础之后，性质将能在忧郁症观念中起一种组织和整合作用。一方面，它们能描绘出悲伤、阴部、迟钝和呆滞等症状与现象。另一方面，它们能提示一种因果原则。这种因果原则不再是体液生理学，而是关于某种观念，忧虑和恐惧的病理学。这种病理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症状或设想的原因来确定的，而是在这二者之间和二者之外的某个地方所感知到的某种质的联系。它有自身的传导、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性质自身的神秘逻辑，而不是医学理论，支配着忧郁症观念的发展。这一点早已由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著作证明了。
乍看上去，他们的分析在逻辑推理上是严密的。威利斯的阐释完全借助于元气及其力学特征。忧郁症是“一种没有高烧和狂乱但伴有恐惧和悲伤的疯癫”。如果说它是循妄—一即一种与真理的根本决裂——的话，那么其根源在于元气的无序运动和大脑的缺陷。但是，致使忧郁症患者“悲伤和谨小慎微”的恐惧和焦虑仅仅用这种运动能解释得了吗？是否存在着某种恐惧机制和悲伤所特有的元气运转呢？这在笛卡地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威利斯则不再做如是观。不能像看待麻痹、中风、眩晕或痉挛那样看待忧郁症。甚至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痴呆，尽管吹郁佐塔妄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元气运动紊乱；用机制失调很容易解释渡委——但是这件错乱是痴呆或忧郁症等一切疯癫所共有的——不能解释指委所特有的性质，也不能解释使忧郁症的外表独具一格的悲伤和恐惧的色调。我们必须探究先在结构的秘密。说到底，正是隐藏在这种微妙事物中的这些基本性质能够解释元气的貌似矛盾的运动。
患忧郁症时，元气（精神）完全陷入某种躁动，但这是一种微弱的躁动，没有任何狂暴的力量，而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激动。这种激动不是沿着明显的途径或公开的途径（apert percula）推进，而是通过不断创造新的细孔穿行于大脑。但是元气并没有在其途径上游荡得很远。一旦躁动减弱平息，元气也就萎靡不振，运动就停止了：“它们不会传得很远。”因此，各种指妄所共有的这种骚动在身体表面既不会产生暴烈的行动，也不会造成在紧狂症和狂乱中所能看到的那种哭喊。忧郁症从来不会达到狂暴的程度。它是软弱无力的疯癫。这种矛盾是元气秘密变化的结果。通常元气具有近乎立竿见影的快速反应和绝对的透光性。但是在忧郁症里，它们则被黑暗渗透，变得"模糊、浑浊和幽暗"。它们传递给大脑的物像被"阴影"遮蔽。它们变得沉重，近似于化学黑烟而非纯粹的光影。这是一种酸性烟雾，而不是流化气成酒精雾。因为酸性烟雾的分子是活动的，甚至不能静止下来，但是它们的活动很微弱，不会产生影响。当它们挥发时，在蒸馏器里除了一点无臭的粘波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说酒精雾随时都会爆炸变成火焰，使人联想到狂乱，硫化气剧烈不息的运动使人联想到躁狂症，那么酸性烟雾不也具有忧郁症的特征吗？如果有人想探寻忧郁症的"正式理由和原因"，那么他就应考虑这种从血液上升到大脑并逐渐衰变为酸性和腐蚀性的气体。从表面上看，威利斯的分析偏重于一种元气忧郁症、一种体液化学变化。但是，实际上，主要思路是由忧郁症痛苦症状的直接性质提供的：软弱无能的混乱、头脑的昏沉、侵蚀着思想和情感的酸苦。酸性化学不是对症状的解释，而是一种定性方法，一种忧郁体验的现象学。
大约七十年后，元气说丧失了科学上的优势地位。人们转而在人的液体和固体成分中探寻疾病的秘密。詹姆斯于1743年在英国发表《医学辞典》。该书中的"躁狂症"条提出一种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比较病因学："显然，大脑是这类疾病的活动场所，......正是在大脑，造物主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安置了灵魂、精神、才气、想像、记忆和各种感觉。......如果血液和体液的品质和数量受到损害，不再能均匀而适度地输入大脑，而是在大脑里剧烈地循环或是艰难缓慢地扩散，那么所有的高贵功能都会变化、败坏、减弱乃至完全毁坏。”如果心脏向整个机体输送的是这种愈益减弱的、沉重而受到阻滞的血液，如果这种血液是很艰难地渗入大脑的细微动脉，而大脑则需要急速的血液循环才能维持思维活动，那么就会造成不幸的梗阻。由此便可以解释忧郁症。 在此，迟滞、梗阻这些基本性质依然是进行分析的指导概念。这种解释开始转到从病人的状况、言行中所感知到的性质的机制上。我们从对性质的理解转到假设的解释了。但是这种理解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并总是胜过理论逻辑。洛里平列了两种主要的医学解释（从固体成分和从液体成分），并最终使二者并行不停，从而区分出两种忧郁症。起源于固体的是神经忧郁症。其过程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刺激了接受它的神经纤维，结果，其他神经纤维紧张起来，变得僵直，同时还能颤动。 但是，如果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那么其他神经纤维就会更加紧张，以致不能颤动。这种僵直状态使血液停止流动、元气停止运动。忧郁症便产生了。在另一种“液体型”忧郁症中，体液浸满了黑胆汁，变得粘稠。血液因充斥着这种体液也变得粘稠，并滞留在脑膜里，直至压迫了神经系统的主要器官。此时我们又会看到神经纤维的僵直，但这完全是体液现象的一个后果。洛里因此而区分了两种忧郁症。实际上，他在两个解释体系中成功地运用了同一组性质，这些性质使忧郁症具有实际的同一性。理论大厦扩大了一倍，但是经验方面的性质基础依然不变。
液体的倦滞，动物元气的消沉及其散播在物象上的暗影，在血管中艰难流淌的血液的粘滞，变得暗淡、有毒和有腐蚀性的气体愈益浓密，内脏功能的减慢等等，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与其说是思想、理论的产物，不如说是感觉的产物。是它给忧郁症打上了特征烙印。
正是这种研究，而不是忠实的观察，重新编排了忧郁症的症状和表象模式。将某种程度的诸妥当作忧郁症患者的一个主要症状（以便像悲伤、疼痛、孤僻、呆滞那样作为定性依据）的说法逐渐消失了。在18世纪末，凡是没有诸妄但有呆滞、绝望和某种恍惚特点的疯癫往往被归人忧郁症。另外，早在詹姆斯的《医学辞典》中就已论述了中风性忧郁症。这种病人"不愿起床，……即使站起来，除非受到亲友或看护的强迫，否则也不愿走动。他们绝不躲避人，但是当人们对他们说话时，他们似乎心不在焉，而且一言不答。”如果说在这种例子中呆滞和沉默十分突出，并能因此而诊断为忧郁症，那么还有一些例子，人们只能观察到疼痛、倦怠和孤僻。但是观察者不会不注意到他们的躁动不安，也不会草率地诊断为躁狂症。这些病人肯定患了忧郁症，因为“他们回避亲友，宁愿独处，无目的地乱走。他们脸色焦昏、口干舌燥。他们的眼睛呆滞无神，毫无泪水。他们全身发干发热，面容阴沉，一副恐惧和悲伤的神情。”
在古典时期，对躁狂症的分析及其演变也遵循着同样的一致性原则。
威利斯将躁狂症与忧郁症相互对照。忧郁症患者的头脑完全沉溺于省思，因此他的想像力便处于无所事事的休息状态。反之，躁狂症患者的想像则被源源不断的、蜂拥而至的思想所充斥。忧郁症患者的头脑专注于一个对象，并仅仅不合理地夸大这一对象，而躁狂症患者则扭曲所有的概念和思想。二者都丧失了和谐能力，或者说，二者所表现的价值都是没有根据的。总之，思想完整性与真理之间的基本联系受到了干扰。最后，忧郁症总是伴有悲伤和恐惧，而躁狂症则表现出放肆和暴怒。无论是躁狂症还是忧郁症，病因总是出在动物元气的运动上。但是，在躁狂症中，这种运动是很特别的。它是持续不断的、暴烈的，总能在大脑刺出新的小孔。作为不连贯思想的物质基础，它产生出激烈的举止和滔滔不绝的言谈，从而表现为躁狂症。这种有害的运动也正是那种地狱之水、那种硫黄液、那种由硫黄液、玻璃液、锑液以及其他液体组成的冥河之水的运动：它的粒子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些粒子能在任何物体上造成新的孔隙和新的管道。它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身得以扩散，正如躁狂情绪能够引起全身各部位的骚动。一股地狱之水在秘密的运动中汇集了躁狂症的各种具体的物像。它构建了自己的化学神话和动力学真理，使二者难解难分。
在18世纪，具有力学和形而上学含义的神经系统中的动物元气意象经常被神经、脉管以及整个组织纤维系统的张力（紧张）意象所取代。张力意象具有更严格的物理含义，也更具有象征价值。躁狂症就是这样一种导致突然发作的神经紧张状态。躁狂症患者就像一件乐器，琴弦紧绷，受到很远很弱的刺激便开始振动。躁狂据妄就是情感的不停振动造成的。通过这种意象，躁狂症与忧郁症的差别变得明确了。这些差异组成了一种严格的对照：忧郁症患者绝不会与外部世界产生共鸣，因为他的神经纤维过于松弛，或者因为过于紧张而变得僵硬（我们看到，张力机制如何既解释了忧郁症的呆滞又解释了跟狂症的骚动）：忧郁症患者只有少数神经纤维在振动，这些振动的神经纤维与患者谁妄的兴奋点是相吻合的。反之，躁狂症患者的神经受到任何刺激都会振动。他的指妄是无所不包的。在忧郁症患者那里，滞重的木然状态会吞没各种刺激。与之相反，当躁狂症患者的肌体对刺激做出反应时，刺激反而变多变强，仿佛他早已在神经紧张状态中积累了补充的能量。而且，正是这种情况反而使躁狂症患者变得麻木，不是忧郁症患者的那种嗜睡麻木，而是由于内在振动造成的紧张麻木。 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躁狂症患者"对冷热均无所畏惧，严寒时节却处烂衣衫、赤身裸体席地而眠，浑然不觉寒冷"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现实世界仍在诱惑他们，他们却用自己请妄的虚幻世界取代现实世界："躁狂症的基本症状出自这个原因，即病人所感受到的对象与其实际状况不同。"12躁狂症患者的檐安不是由某种异常的判断失误造成的，而是感觉印象传递给大脑的过程中的缺陷、传导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在这种疯癫心理学中，旧的真理观念，即"思想与事物相吻合"的观念，变成了关于某种共鸣的隐喻，郎神经纤维如乐器那样忠实干使其振动的感觉。
这种躁狂紧张的观念陈了发展成一种固体医学外，还形成了更强烈的性质直觉。躁狂症患者的神经僵直总是让人感到干枯。踩狂症通常都伴有体液的耗尽，整个肥体的干热。操狂症的实质是沙质。博奈在其《墓地解剖》中宣布，就其所观察到的而言，躁托症患者的大脑总是显得很干硬松脆。稍后，哈勒也发现，踩狂症患者的大脑子夜脆弱。梅努莱（menret）重申了福雷斯梯埃（forestter）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脉管和神经纤维变干以及某种体液丧失过多，会引起躁狂症。例如，一个年轻人"在夏季娶妻，因交合过度而患躁狂症"。
有些人提出设想，有些人有所察觉，而杜福尔则加以证实、定量和命名。在一次尸体解剖中，他从一个死于躁狂状态的人的大脑中取出一块脑髓体，切下“边长二分之一英寸的立方块”，其重量为3j．g．，而取自一般人大脑的同样体积的重量为3ig．；"这种重量差别乍一看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常人的大脑总量一般为三法国古斤，疯人和常人大脑总量相差八分之七盎司，那么这种重量差别就不是那么做不足道的了。"踩狂症患者又干又轻，甚至表现在天平上。
躁任症患者的耐寒能力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体内的干热。众所周知，他们在众目腹腔下赤条条地在雪中行走，他们在收容所里不需要取暖，他们甚至能被寒冷治愈。自海耳蒙特（jean －baptiste van helmont）起，将躁狂症患者浸入冰水的做法被广泛采用。梅努莱讲述过他所认识的一个躁狂症患者的例子：这个患者从监狱中逃出来，"没戴帽子，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在暴雨中走了几里格（leagues），却因此完全恢复了健康。"蒙乔（montchau）在医治一个躁狂症患者时，"从高处向病人泼浇冰水"，病人被治愈。蒙乔对取得良好疗效毫不惊奇。在对此进行解释时，他综合了自17世纪以来盛行的各种并行不悻的关于身体发热的观点；"当血液沸腾、肝火太盛、体液紊乱、致使全身躁动不安时，冰水能产生如此迅速而彻底的疗效，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寒冷的作用，"脉管收缩得更猛烈，排走了充盈的液体，固体部分因液体的高温而产生的紊乱也平息下来，而且，由于神经放松了，失调的元气也恢复了正常状态。”
忧郁症的世界是阴湿、滞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则是干热、躁动和松脆的。在后一个世界，高温——是人所感觉不出的，但却处处显现出来——造成干涸和松脆，但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在湿冷的作用下放松。在这些简单化的定性认识的发展中，人们确定了躁狂症的内涵和外延。无疑，17世纪初的说法依然保留下来，即"不发烧的狂暴"。但是除了这两个完全描述性的特征外，还产生了一种感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临床实践的真正主导。一旦阐释神话消失，体液、元气、固体、液体等说法不再流行，留下的就只会是相关性质的系统。而这些系统甚至不再被命名。由这种热量和运动动力学所逐渐构造的躁狂症特征体系此时将会被视为一种自然体系，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直接真理。过去所感受的热力、所想像的元气失调、所设想的神经紧张，从此将被失去透明性的心理学观念所取代，如内省印象的过分活跃，联想的急促，对外部世界的麻木。里夫已经清晰地做了描述；"外部对象对一个病人的头脑不能产生与健康人同样的印象。这些印象很微弱，病人几乎不会留意它们。他的头脑几乎完全专注于大脑失调所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异常活跃，因此病人以为它们反映了真实对象，并据此做出判断。"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躁狂症心理学结构是在18世纪末出现和确立的，它仅仅是对一个完整而深奥的结构的肤浅勾画。它是根据关于一个性质世界的半感觉半图像的法则发展起来的，它终将坍塌。
无疑，这整个有冷有热、有干有湿的宇宙提醒正要走向实证主义的医学思想不要忘记自身起源的环境、但是，这种由意象组成的标志不仅仅是表示怀旧，而且也表示一项工程。为了形成关于躁狂症或忧郁症的实际体验，在某种意象背景下，由一种感觉和感情亲和关系体系而造成的各种性质互相吸引的这种引力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躁狂症或忧郁症从此具有了我们现有科学所认识的形态，那么这不是因为经过几个世纪我们已经学会了“正视”实际症状，不是因为我们已使我们的感觉净化得极其透彻，而是因为在疯癫体验中，这些概念围绕着某些关于性质的说法组织起来，因而得到统一，彼此有了重要联系，最终使人们能够感知。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简单的纯理念的描述（不发烧的狂暴，据妄的固执想法）进入到一个性质领域。这个领域表面上不太严整、比较简单、没有太严格的界限，但是它完全能建构整个疯癫经验中实际出现的可认识和可感知的各种单元。这个研究领域被分隔为两个区域，模糊地使两种疾病具有各自的类型和结构。一方面是一个潮湿的、经历了大洪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对一切不是他独有的恐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这个世界被极端地简单化了，并被不合理地夸大其中的一个细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焦干的沙漠般的世界，一个惊恐万状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混乱不堪。在躁狂症和忧郁症的宇宙模式中的这两个主题恰恰涵盖了关于这两种病的体验（这种体验与我们现在的体验几乎相同）。
威利斯因自己的钻研精神和医学感觉的敏锐完全有资格被誉为躁狂一忧郁交变现象的“发现者”。诚然，威利斯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注意，尤其是在这一点上：从一种病到另一种病的转变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观察的现象——当时的问题是要寻找有关的解释——而是被看作一种深奥的自然关系的结果。那种自然关系是这两种疾病的隐秘本质的结构所决定的。威利斯并没有引用他偶尔观察到的交变例子。他首先发现的是造成奇异变形的一种内在联系：“在讨论了忧郁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躁狂症，这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两种疾病常常互相转化。”实际中有这种情况：忧郁倾向发展严重时变成了狂乱，反之，狂乱益渐减弱，最终平息下来，变成忧郁。严格的经验论者会在此看到两种病的联系，甚至会看到同一种病的两种相继出现的症状。但是，威利斯不是从症状的角度，也不是从疾病本身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仅仅是探寻在动物元气的运动中联结两种状态的纽带。我们知道，在忧郁症中元气是阴沉暗淡的；它们给物像罩上阴影，形成一种晦暗的涌流。反之，在躁狂症中，元气沸腾不息，其运动漫无规律且循环往复，甚至在毫不发烧的情况下消耗和散发热量。在躁狂症和忧郁症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亲和关系。这不是经验所联结起来的症状的亲和关系，而是更强有力的在想像画面中更为明显的亲和关系，这种关系把烟和焰统一在同一种火中。“如果可以说在忧郁症中大脑和动物元气被浓烟所笼罩，那么躁狂症就像点燃了原先被浓烟所抑制的大火。”烈焰能够驱散浓烟，而烟尘降落下来能扑灭火焰、消除其光亮。对于减利斯来说，躁狂症和忧郁症的结合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包含着相互冲突的烟和焰的秘密之火，是那种光亮和阴影的混合。
实际上，18世纪所有的医生都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毗邻关系。但是，有些人拒绝将二者称为同一种疾病的两种现象。许多人看到了一种交替现象，但没有觉察到症状上的统一性。西德纳姆宁愿将躁狂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躁狂症，起因于"血液的过分沸腾和过快循环"，另一种是往往"恶化为痴呆"的躁狂症，"起因子血液因长时间的骚动耗尽了大部分精华而变得虚弱。"而更多的人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的交替或者是一种变形现象或者是一种有更深的原因的现象。例如，利厄托（josephl－ieutaud）认为，当忧郁症持续很久、其诸实愈益加剧时，就会失去通常的症状而变得与躁狂症相似："忧郁症在最后阶段与躁狂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没有展开论述这种相似性。在杜福尔看来，这种联系不那么紧密，而是一种间接的因果联系。忧郁症与"额窦中的或曲张的脉管中的蠕虫"一样能引起躁狂症。当时若不借助于一种意象，任何研究都无法把交替现象改造成既精细又必要的症状结构。
当然，在威利斯的后继者那里烟和焰的意象已消声匿迹，但是为了形成有条理的成果依然在借助意象。这些意象愈益具有功能性质，愈益驻足于关于循环和升温的重大心理学观念中，愈益远离威利斯曾借用的宇宙图像。例如，布尔哈夫及其著作的注释者范`斯维腾（gerard van swieten）认为，踩狂症十分自然地成为最高程度的忧郁症，这不仅仅是经常性的变形所造成的，而且是必然的机能运转的结果；在忧郁症中滞积的脑液在一段时间后会活跃不安，因为内脏中的黑胆汁会因静止不动而变得"愈并苦涩"，其中会形成酸性更强的和毒性更强的成分，这些成分被血液输送到大脑，就引起了躁狂症患者的强烈不安。因此，躁狂症与忧郁症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躁狂症是忧郁症的自然后果，出于同样的原因，因而通常受到同样的治疗。在霍夫曼（frledrich hoffmann）看来，躁狂症和忧郁症的统一是运动和冲击规律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纯粹的力学原则变成了生命和疾病发展的辩证法。忧郁症实际上以静止为其特征。换言之，或调的血液充满了大脑。血液在大脑里必须循环流动，但却因浓重而易于阻滞。如果说血液的浓重阻滞了运动，那么它有时也会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大脑、大脑血管、脑体受到的刺激越强烈，就越有抗拒性，因此越容易硬化。这种硬化使浓稠的血液更猛烈地倒流。这种运动越来越强烈，很快就卷入了那种躁狂症的骚动。这样，我们很自然地从一种静止的充血的意象过渡到干、硬、急速运动等意象，其结果是，为了忠实干这种功能统一体的真正组织者--图像式观念，古典力学的原则在每一阶段都受到修正和扭曲。
因此，人们还将添加其他的意象，但它们不能起建构作用。它们仅仅是对于已获得的统一体做出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史宾格勒（snengler）提出的关于躁狂症和忧郁症交变的解释，就是借用了电池的原理。首先，神经能量和神经液在该系统的一个地方集中。只有这一段受到搅动，其他地方都处于休眠状态。这就是忧郁阶段。但是当这种局部负荷达到一定的强度时，就会突然扩展到整个体系，在一定的时间里强烈地刺激着整个系统，直到负荷排放完为止。这就是躁狂阶段。从这种层次的阐释着，这种意象太复杂、太完整，它所借用的模式大间接，因此在感知一种病理统一体时不能起到组织作用。相反，它是那种本身基于具有初步统一功能的意象的感性认识产生之后所引起的联想。
这些具有统一功能的意象在詹姆斯的《医学辞典》中已悄悄地出现了。其中之一展示了一种客观精细的观察很容易觉察的现象；躁狂——压抑循环。“将躁狂症和忧郁症归结为一类疾病，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它们，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从实验和逐日的观察中发现，这二者有同样的起因……。十分严格的观察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忧郁症患者，尤其是长期患者，很容易变得躁狂，而当躁狂平息后，忧郁症又重新开始，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次反复。”因此，在18世纪，受意象影响而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感性认识结构，而不是一种理念体系，甚至也不是一组症状。其证据在于，正如在感性认识中那样，性质的转移并不影响图像本身的完整性。因此，卡伦能够在躁狂症中像在忧郁症中那样发现"镭委的一个主要对象"，反之也能将忧郁症归因于"脑筋体的某部分组织的干硬"。重要的是，观察设有发展为对解释性意象的建构，相反，意象加强了综合的主导作用，它们的组织力造成了一种感性认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症状最终能获得其重要价值，并被组织成可见的真理。 2．歇斯底里和疑病症
就这两种病而言，首先有两个问题。 1．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正当地将它们视为精神疾病或某种疯癫症？ 2．我们是否有根据把它们放在一起，把它们视为类似躁狂症和忧郁症那样的真正的对偶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只须简单地考察一下各种分类。人们对疑病症并不总是与痴呆症和躁狂症相提并论；歇斯底里更是很少与它们并列。布莱特（felix blater）根本没有把这二者列入感官病变之中。在古典时期末期，卡伦依然把它们列入非精神病的范畴：疑病症属于"体力衰竭，或因虚弱或因生命机能运转失灵而导致的疾病"；歇斯底里则属于"生理机能的控孪性疾病"。此外，在病情图表上，人们很难发现这两种疾病因一种逻辑关系而被列为一组，甚至很难发现它们被列为相反的一对。索瓦热将疑病症列入幻觉——“仅仅关注自身健康的幻觉”，将歇斯底里列入痉孪。林亲（i－innaeus）田地采用同样的划分。看来，这俩人都是威利斯的忠实信徒。威利斯是在《痉挛病》一书中研究歇斯底里，而在论述头部疾病的《禽兽之魂》中研究疑病症，给它起名为"绞痛感"。这里无疑是在谈两种调然不同的疾病。在歇斯底里中，亢奋的精神受到相应的压力，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它们正在爆炸，正在引起超常的不规律运动。这种运动在精神方面表现为歇斯底里惊厥。反之，在"绞痛感"中，由于有一种东西有害干和不适于精神，因此精神激动不安，然后引起敏感的神经的骚动、失调和皱授。因此，威利斯告诫我们不必因症状上的某些相似而大惊小怪；诚然，我们看到痉孪会产生疼痛，似乎是歇斯底里的剧烈活动会引起疑病症的痛苦。但是这些相似是虚假的。"实质并不相同，而是小有区别。"
然而，在这些病情学家所做的固定分类的现象背后，有一种缓慢的努力正愈益频向于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视为同一种疾病的两种形式。布莱克默（richard blackmore）于1725年发表《论疑病症和歇斯底里》。文中，这两种病被定义为同一种病的两种形式--"精神的病态"和"精神的外溢和消耗"。怀特（whytt）认为，在18世纪中期，鉴别工作已经完成，从此症状系统统一了，包括"对冷热和身体某些部位疼痛的特殊感觉；晕厥和歇斯底里惊厥；强直性昏厥和痉挛；胃气和肠气；贪食；呕吐；小便清白但又急又多；消瘦和精神萎靡；神经性咳嗽；小零脉搏不齐；间发性头疼；间发性晕眩；视力衰退；压抑、绝望、忧郁以至疯癫；梦魔。"
另外，在古典时期，歇斯底里和疑病症逐渐被纳入精神疾病领域。米德（richard mead）在论述疑病症时还在说："这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而且，我们必须恢复威利斯关于歇斯底里论述的真正价值："在妇女疾病中，歇斯底里的名声很坏，就像是人已半入地狱一般（semi －damnati），它必须承担无数其他疾病的过失。如果一个妇女患上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我们既查不出原因，又不能确定治疗方法，我们马上就会归罪于子宫，而其实子宫往往受到冤枉。当我们碰到一种少见的症状时，我们就宣布，其中必有歇斯底里的踪影。这往往是掩饰我们对医疗对象无知的遁词。"凡是研究歇斯底里的材料都会引用这段文字。对于所有循规蹈矩的注释者来说，这段话绝不意味着威利斯认为歇斯底里症状没有器官基础。他仅仅明确地说，歇斯底里概念成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容器。这些想法不是病人的，也不是自以为有病的人的，而是本来无知却装作高明的医生的。实际上，如果说威利斯把歇斯底里视为一种精神错乱，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歇斯底里列入了头部疾病，而是因为他认为歇斯底里的根源在于动物元气的性质、起因和初始过程发生了一种变化。
然而，到18世纪末，疑病症和歇斯底里已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精神病。一七五五年，阿尔贝蒂（alberti）在哈雷城（halle）发表论文《论疑病症病人的臆想症》（de morbis imagi －nariis hypoch。driacorum）。接着，利厄托在确定疑病症的痉孪特征时，承认"精神上受到的影响不亚于、甚至重于肉体上的疾病；因此，疑病症一词几乎成了一个会得罪人的名称，想讨好的医生尽量避而不用。"至于歇斯底里，劳兰（josephranin）认为它没有任何器官上的原因，至少他在根本定义中从一开始就把它确定为一种臆想变态："患这种病的妇女虚构、夸大和重复各种胡思乱想，这种病有时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
因此，在古典时期，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有两个基本发展路线。一个是将二者统一为一个普通概念，即“神经病”，另一个是改变其含义和由其名称所充分显示的传统的病理基础，而倾向于将它们逐渐纳入精神疾病领域，与躁狂症和忧郁症相提并论。但是，后一种整合不是像在躁狂症和忧郁症中那样在图像价值中所感觉到的和所想像的原始性质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这里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整合。诚然，古典时期的医生也试图发现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所特有的性质。但是，他们从未能感知到类似躁狂症和忧郁症中标示出特点的性质上的相关性或紧密联系。人们所发现的各种性质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因而无法解决这两种病的根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
歇斯底里常常被认为是遍及全身的内热的效果，一种兴奋状态，一种不断地表现为惊厥痉孪的迸发状态。例如，求仍的少女和年轻丧偶的寡妇，她们的歇斯底里常常与炽烈的情欲有关。而炽烈的情欲难道不是与这种内热有关吗？就本性而言，歇斯底里是狂热的；其症状更容易使人想起一种意象，而不是使人想到一种疾病。费朗17世纪初精细地描绘了这种意象。他在《相思病或爱欲忧郁症》中宣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陷入爱情而不能自拔，而且她们很善于掩饰这一点。"此时她们的表情很像端放在圆筒上的蒸馏器，人们无法从外面看到火焰。但是如果人捆着蒸馏器的正下方，用手探摸一个女人的心，就会发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炽烈的火炉。"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从感情色彩或从比喻的手法来看，这是一个绝妙的意象。在费朗之后，过了很久，人们用湿热来描述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隐秘的蒸馏过程。但是这个意象从属于一个更抽象的主题。在谢诺那里，这种雌性蒸馏器的火焰早已变成无色的了："我认为，歇斯底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病，在这个名称下包含着因一种有害雾气引起的几种疾病，这种雾气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受到污染，并经历了异常的沸腾状态。"而在其他人看来，从疑病区发出的这种高热完全是干燥的：疑病性忧郁是一种"干热"病，是由"类似性质的体液"引起的。但是也有些人在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中都没有发现高热现象，相反，这些病的性质是衰弱、迟钝和阴湿的，如同那些惰性体液的性质："我认为，这些病（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若能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出自大脑和神经纤维。 由于它们怠情而衰弱、失去活力和弹性，神经液也变得虚弱无力，引起这些病。"也许对歇斯底里的性质的不稳定性做出最明确论证的是切恩的著作《英吉利病》。在切恩看来，这种病只能以抽象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统一性。其症状散布在不同的性质领域，起因于各领域的各自不同的机制。各种痉孪的症状都源出于由"有害的苦涩的有强烈刺激的气体"所象征的一种发烧病理。反之，各种心理或器官虚弱的症状"压抑、晕厥、大脑迟钝、昏沉、忧郁和悲伤"显示了变得潮湿或虚弱的神经纤维的状况，神经纤维无疑是受到了阴冷勤稠体液的影响，这种体液堵塞了浆液腺和血管。麻痹则意味着神经纤维的僵滞，即通常所说的因固体惰性的冻结而造成的"颤动中断"。
确定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性质特征是很容易的，而对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则很难做到。
运动医学在论述它们时是很不明确的，其分析也动摇不定。显然，至少对于任何不否定自己的印象的感觉来说，躁狂症与一种过度的运动有关，而忧郁症则与运动的减弱有关。但是，关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则很难做出选择。施塔尔选择了血液会愈益沉重的说法，认为血液会愈益增多变浓，以致无法正常地流过门静脉；血液有一种在门静脉滞留和汇集的趋势，由于“血液力图在较高或较低部位打开一个出口”而造成了危机。相反地，布尔哈夫和范?斯维腾则认为，歇斯底里运动起因于各种液体的一种过分的流动性。这些液体变得十分不稳定，很容易被搅动起来。范·斯维腾解释道：“由于结构层弱，血液很容易被分解；它勉强凝结在一起，因此血清的浓度和质量都很差；淋巴液类似于血清的状况，血清所提供的液体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无实体性的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就可能从神经纤维的这种特殊状态的部署中产生。”我们应该把“面色苍白的少女、用脑过度的人”很容易有的不适、控孪和疼痛归因于这种敏感性和流动性。歇斯底里既是活动的又是静止的，既有流动性又有动滞性，既起因于不稳定的振动又受到惰性体液的阻滞。谁也没有发现其运动的真实性质。
我们在化学类比领域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朗格看来，歇斯底里是发酵的结果，是由于“被送到身体不同部位的盐分”与“那里原有的体液”混合发酵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歇斯底里是碱性的。而埃特级勒（michaelettmtiler）则认为，这种病属于酸性反应，"直接原因是青的固有酸性；乳糜是酸性的，因此血液的性质受到腐蚀，不再能贻养元气；淋巴液是酸性的，胆汁也萎靡不振；神经系统备受刺激，而消化发酵成分因变质而不易挥发和酸性过强。"韦立德（viridet）着手重构了关于"我们所体验到的雾气"的一种酸和碱的辩证关系，认为这二者在大脑和神经中的运动和剧烈冲突引起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症状。有些特别易挥发的动物元气是碱性盐，当它们十分稀薄时，流动极快，变成雾气。但是也有酸盐挥发成的雾气；乙醚使酸雾足以抵达大脑和神经，在那里"与碱遭遇，引起各种疾病"。
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性质的不稳定性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它们的力学特性与其化学上的隐秘性质的混淆不清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果说从性质上对躁狂症和忧郁症做出诊断显得轻而易举的话，那么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辨别则显得犹豫不决。无疑，想像出来的性质图像对于构成忧郁症一躁狂症的对偶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历史上则只有第二位的作用，可能只是不断变幻的布景。与躁狂症不同，歇斯底里的研究进展并没有引导人们走出以医学意象反映出来的这个领域的模糊性质。它的活动空间属于另一种类型，是机体作用和道德价值相互粘合的身体。
人们通常认为，是勒普瓦和威利斯将歇斯底里从所谓的子宫错位的古老神话中解放出来。李耶鲍（jeanl．iebault）翻译或者说改写了马里涅罗（marinello）的著作，以适应17世纪的标准。同时他有保留地接受了关于子宫的自发运动的观点，认为如果子宫改变了位置，“这是为了更自在一些；这不是出于某种慎思、吩咐或感官刺激，而是为了保障健康和体验某种享受”。无疑，子宫不可能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人体大翻转时在全身移动，因为它被子宫颈、韧带、脉管以及腹膜“严格固定住”。但是它仍能改变位置：“尽管子宫严格固定在我们所说的那些部件上，因而不能改变所处空间，但它还是常常改变位置，在女人体内造成古怪的、任性的运动。这些运动是各式各样的：上升、下降、痉孪、游移、脱垂。子宫会上升到肝、脾、隔、胃、乳房、心、肺、咽喉和头。”古典时期的医生几乎一致反对这种解释。
在17世纪初，勒普瓦在谈到歇斯底里痉挛时写道："在各种病源中，有一个是最根本的，它不是通过交感而是通过原发病发挥作用。"更准确地说，这种痉挛惊厥的根源在于后脑积水："正如细流汇成大河，位于大脑表层和终止于后脑的空腔因处于头部的倾斜位置而大量积水。这些部位的热量使液体升温，影响了神经起端。"威利斯则对子宫说进行了细致的批判，认为，主要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疾病造成了"患这种病时血液运动的紊乱失调"。但是这些分析都没有彻底否定歇斯底里和子宫有一种基本联系的观点，而是改变了角度，不再认为这种联系是一种通过全身的实际错位，而是一种通过肌体的各种脉络，通过类似的功能脉络的秘密扩散。我们不能说病源已经变为大脑了，也不能说威利斯已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理分析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在大脑对一种起源于内脏的疾病是起了一种中继站和配电器的作用。直至18世纪末，直至皮内尔之前，子宫一直出现在歇斯底里的病理分析之中，但不是因自身的性质而具有特殊重要性，而是作为体液和神经的特殊扩散的一个结果。
施塔尔通过对月经和痔疮的奇特比较，证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相似性。他在分析痉挛时解释道，歇斯底里是一种剧痛，“伴有紧张和压迫感，因此主要在疑病区以下被感受到”。当男人受到该病侵袭时，“会本能地通过呕吐或痔疮发作将过剩的血液排出”。这时就被称为疑病症。当女人受到该病侵袭时，“月经周期就会不正常”。这时就被称为歇斯底里。“这两种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霍夫曼的观点与之十分类似，但在理论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在他看来，歇斯底里的病因在于子宫的松弛和虚弱，但是与疑病症一样，其发病部位还需要在肠胃里寻找；血液和生命液在“肠胃的包膜和神经股”开始滞留；引起胃部紊乱，并由此蔓延到全身。处于机体中心的胃就像一个中继站，把出自腹腔下半部的各种疾病扩散到全身：“无疑，疑病症患者和歇斯底里患者所体验的痉挛，其位置在神经部分，尤其在肠胃的包膜上，病状由此通过肋间神经散布到头、胸、肾、肝以及全身各主要器官。”
霍夫曼赋予肠胃和助间神经的作用典型地表现出古典时期处理该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避开在子宫内寻找病因的旧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致力于发现一种散布全身的、令状复杂的疾病的本原和散发途径。这里所要考虑的这种病是既能侵袭头部又能侵袭腿脚、表现为麻痹或运动僵硬的病，是能够造成强直性昏厥或失眠的病，简言之，这种病能迅速而巧妙地穿越肉体空间，在全身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
那种坚持认为从马里涅罗到霍夫曼医学视野发生了变化的观点是徒劳无益的。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传统中著名的子宫流动说三片平不存。或许只有某种主题还存在。这种主题现在变得更清晰了，即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医学理论，而是始终不变地贯穿于理论概念和解释性图式的速增过程之中。这个主题就是，肉体空间的运动起伏、下部力量的涌动。这些力量蓄之已久，过分充盈，便开始沸腾，最终不管是否经过大脑调节而把自身的无序扩散到全身。尽管生理学概念已经完全改组，但是这个主题却几乎一直不变地延续到18世纪初。十分奇怪的是，在18世纪，病理学中没有任何理论或实验上的革新，但是这个主题却突然受到修正，改变了方向，即肉体空间的动力学被情感道德取而代之。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关干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观念开始转向，明确地进入了疯癫领域。
我们现在应该试着来描述这个主题在其三个阶段的演变： 1．关于肌体和道德渗透的动力学； 2．关于肉体连续性的生理学； 3．关于神经敏感性的伦理学。 如果肉体空间被想像成一个坚实的、紧密联系的整体，那么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无序运动只能出自于一种极其稀薄而且流动不止的成分，这种成分能够渗透进固体所占据的空间。正如海默尔（nathanel hishmore）指出的，动物元气"因自身火焰般的稀薄而能渗透密度最大的实体，.而且因自身的活跃而能在瞬间渗透整个微观宇宙。"如果这种元气流动性增强，而且以极其混乱的方式渗透到身体中各个不适当的部位，那么就会引起无数复杂的失调症状。不论对海默尔，还是对其反对者威利斯或对西德纳姆来说，歇斯底里是一种肉体疾病，因为肉体能被元气以各种方式渗透，因此有着内在秩序的器官变成了一堆消极地屈从于元气的混乱运动的物质所寄寓的松散空间。这些元气"猛烈地涌到某个部位，在那里造成痉挛甚至疼痛，.并使器官功能失调，无论是被元气遗弃的器官，还是元气所涌入的器官，都会因元气分布的不均衡而受到严重损害，因为这种不均衡完全违背了生理系统的法则。"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身体就是这样听命于无序的元气。元气完全不受任何肌体法则和任何功能要求的束缚，因此能连续地侵袭身体的各个空间。
各个区域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后果也不相同。这种疾病的运动根源是没有分殊的，但是因其穿越的空间和在身体表面显现的部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它们在胃里积聚，然后突然涌到咽喉部的肌肉，在所穿越的整个区域造成痉挛，在胃里造成肿胀，如同一个大球。”歇斯底里在稍高的位置上，“侵袭结肠以及心脏下面的区域，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很像骼骨区的疾病。”如果该病升得更高一些，就会侵袭“中枢部位，引起剧烈的心悸。病人此时确信，护理人员应能听到他的心脏撞击肋骨的声音。”最后，如果疾病侵袭“头部的外围、头骨之间的部分，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引起刚烈的疼痛，并伴有剧烈的呕吐。”‘刀’身体的各个部位因本身的情况和特点而决定了症状的不同表现。因此，歇斯底里显得是最真实又最有欺骗性的疾病。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以动物元气的运动为基础的；但它又是虚幻的，因为它所产生的症状似乎是由器官内在的无序造成的，而这些症状其实是一种中枢的或普遍的无序在器官层面上的形成物。正是一种内在流动的错乱在身体的表面表现为局部症状。器官实际上是被无序而过分的元气运动所侵扰，但却装作自己出了毛病；从内部空间运动的某一缺陷开始，器官完全模仿自身才会产生的错乱；歇斯底里用这种方式“模仿出人的肉体的几乎所有疾病，因为它在人体中无所不在，它能立刻造成符合该部位的症状。如果医生既不聪慧又无经验，就很容易被欺骗，会把歇斯底里的症状归因于该部位的某种常见病。”‘凹’这种病的策略就是，它以同一形式的运动穿越肉体空间，表现出不同的外观，但是这里的性状不是本质，而是身体耍的一个花招。
体内空间越容易被渗透，歇斯底里就越频繁，其外观也越变化多端；如果身体健壮，抵抗力强，如果体内空间紧密，而且不同区域的质地参差不齐，那么歇斯底里的症状就很罕见，其效果也单一。不正是这一点使女性歇斯底里与男性歇斯底里，或者说；使歇斯底里与疑病症有所区分吗？实际上，不是症状，也不是病因，而是身体的空间坚实性或者说内部密度构成这些病的区分原则。“除了由可感觉的各种部件组成的所谓‘外在的人’，还有一个由动物元气系统构成的‘内在的人’，后者只能用精神的眼睛看到。后者与体质紧密相联，因人的状态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紊乱，其程度取决于构成这架机器的本原的自然坚固性。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病的侵袭，因为女人的体质更纤细而不那么坚固，因为她们过着较温和的生活，因为她们习惯于舒适的生活，而不习惯于受苦。”就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已经包含着空间密度的一个涵义：它也是一种道德密度；器官对元气的无序渗透的抵抗力可能也是灵魂保持思想和欲望的井然状态的能力。这种变得疏松的空间，可能完全是心灵的松懈造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惯于艰苦劳作的女人很少患歇斯底里，而当她们生活舒适、闲散时，或当某种悲苦压倒她们的意志时，就非常容易患歇斯底里。“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在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得的是一种歇斯底里。”
这样，我们就对古老的道德直觉有了一个新的概括。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起，这种直觉就把子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不止的动物，并且对其运动的空间加以规定；这种直觉在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不能控制的欲望骚动，因为病人既不能满足它们又不能驾驭它们；女性器官意象上升到胸部和头部的说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三元说中的一种剧变和力图确保自身静止不变的等级序列中的一种剧变。对于西德纳姆来说，对于衡卡儿的信徒来说，道德直觉始终如一，但是借以表达道德在觉的空间画面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的垂直的等级秩序被一个立体空间所取代。这个空间被不停的运动来回横切。这种无序的运动不再是底层上升到高层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混乱空间中的无规律的旋风。西德纳姆试图用“精神的眼睛”洞察这个“内在的身体”，因为它不是客观视察的迟钝目光所能看到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一种想像这种身体和译解其内在运动的方式同一种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方式紧密结合。在这种伦理知觉层次上的发展到此完成。在这种知觉中，一贯柔顺的医学理论意象发生了曲折和变化；在这种知觉中，重大的道德主题也得到系统的表达，并逐渐更新了原初的面貌。
然而，这种易渗透的身体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疾病在各器官的弥散反过来说则是一种允许其扩散并连续影响各器官的传播运动的结果。如果说疑病症患者或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是一种疏松的、自我分离的、因疾病侵袭而膨胀的实体，那么这种侵袭则必须借助于某种连续空间才能实现。疾病借以循环流动的实体应该有不同于扩散的症状借以显现的身体的特性。这个问题困扰着18世纪的医学，导致人们将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视为"神经方面"的疾病，即一切交感作用的一般媒介的原发病。神经纤维被赋予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将异质因素整合在一起。神经传送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印象，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器官里都应该有同一性质。这样说能不令人惊异吗？“神经在眼珠后面的伸展使人能够接收微妙的光亮；听觉器官的神经对发声物体的振颤十分敏感；但是就性质而言，它们与触觉、味觉和嗅觉等较迟钝的感觉神经毫无区别。”这种功能各异而性质同一的特性，保障了相距最远的和生理上调然不同的器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 “人体神经的同质性以及各种相互维系的器官之间的无限交流确立了器官之间的和谐，从而常常导致一处有病，多处受害。”但是，更令人赞叹的是，同一神经纤维能同时传送某种无意识运动的刺激和感觉给器官留下的印象。梯索（simon）认为，这种同一神经的双重功能是两种运动的结合。一种是造成无意识刺激的波荡运动（"这是一种装在弹性容器中的液体运动，比如，液体装在皮囊中，挤压皮囊，液体就会通过一个管道喷出。"）另一种是造成感觉的粒子运动（"这是一连串象牙球的运动。"）因此，同一神经能够同时产生感觉和运动。正如我们在各种神经疾病中观察到的，神经的紧张和放松都会同时改变那些运动和感觉。
然而，尽管神经系统有这些统一的性状，我们是否就一定能用神经纤维的实际网络来解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如此纷繁的紊乱之间的内在联系呢？如何来设想披露了某种神经疾病的各个部位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呢？如何通过探究这种联系解释某些“极其敏感”的女人会因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听到关于一个悲惨事件的生动描述或看到一个厮杀场面而“晕厥”？人们的探寻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神经联系，也没有发现任何从这种根源延伸出来的途径，而只是发现了一种基于生理相关性秩序的、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确定的官能，这些官能要么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人体，要么是特殊的，主要影响某些部位。”感觉和运动的双重官能使器官互相交流、同甘共苦，并能对来自远处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特性就是交感作用。实际上，怀特既未能将交感作用完全归因于整个神经系统，也未能从与感觉和与运动的关系上来界定它。交感作用在器官中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在那里是否能通过神经的中介而被接收到；神经越灵活，交感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交感也是感觉中的一种：“各种交感都以情绪为前提，因此只能透过神经的中介而存在，而神经完全是感觉借以运作的上具。”然而，神经系统在此不是被用于解释对运动或感觉的传送，而是被笼统地用于确认身体对自身现象的敏感性、确认身体在肌体空间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共鸣。
神经疾病本质上是交感的混乱；其前提是神经系统的普通警觉状态，这种状态使各个器官都可能与其他器官产生交感：“在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状态下，刻骨铭心的激情、饮食习惯的破坏、气候冷热湿闷的突然变化，都很容易产生病状；在那种状态中，人们也不能保持身体健康，通常会有各种连续不断的疼痛感。”无疑，这种过度的敏感都会伴有迟钝、困倦；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自我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神经疾病。“女人的身体系统通常比男人更灵活，因此更容易患神经疾病，而且女人的神经疾病也更严重些。”怀特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目睹“一个神经脆弱的少女因牙疼而昏厥，持续几个小时不省人事，直至疼痛更剧烈时才醒过来。”
神经疾病是相连肉体的疾病。自我感觉过于敏感的身体，各部位过于紧密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地紧缩的肌体空间，此时已成为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共同母题。对于某些人来说，身体与自身的亲密关系表现了一种准确的意象，如庞默所描述的“神经系统的萎缩”。这重意象掩盖了问题，但是并未抹煞问题，也未妨碍有关努力的继续展开。这种交感究竟是各个器官中所蕴藏的一种性能——切恩所说的“情绪”，还是一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播这些神经疾病的相似病状究竟是这种情绪的受激状态，还是这种间质性身体活动性增强的表现？
18世纪，当生理学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界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敏感性和应激性；感觉和运动）时，医学思想中的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医生们按照一种与生理学提供的图式大相径庭的图式将上述观念组合起来，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笼统的病情诊断。敏感和运动是不能分开的。梯索解释道，儿童比其他人更敏感，因为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比较轻，也比较活跃；应激性（irritability）按哈勒的理解是神经纤维的一种性能，等同于激怒、烦躁状态（发炎）（irritation），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刺激引起的器官病状。因此人们公认，神经疾病是过敏与神经过分活跃的结合物。
“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极小的刺激会在某些人身上产生比健康人强烈得多的运动；这种人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反常印象。极其微弱的声音和光亮都会给他们造成异常的症状。”由于刻意保留了社ritation观念的多重含义，18世纪末的医学就能有力地证明气质（应激性）和病变（烦躁、发炎）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同时维系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各个器官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一般侵袭时会产生独特的紊乱（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决定了这种侵袭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染）。另一个观念是，任何一种紊乱都能侵袭肌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肌体内传播（神经纤维的活动性造成了这种不间断性，尽管各个器官的神经纤维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说“受激神经”的概念确实起了一种默契的混淆作用，那么它也造成了病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分。一方面，神经疾病患者是非常易于激动的，即他们十分敏感，神经脆弱、肌体敏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极易产生强烈的交感。这种全面的共鸣——感觉和身体活动兼而有之——构成了这种疾病的首要决定因素。女人“神经脆弱”，无所事事时很容易沉溺于想像，男人“因劳作而比较刚健’，因此女入比男人更易受到神经疾病的侵袭。但是，这种过度烦躁有其特点：它会减弱甚至温灭灵魂的感觉；仿佛神经器官的敏感性便灵魂的感受力不堪重负，并且自己留下了因自己的极度活跃而引起的大量感觉；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烦躁和反应状态，因此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传送给灵魂；它的全部印象都是混乱的；它不能理喻它们。”‘川怄样就出现了非感觉的敏感性的观念，这种由灵魂和肉体衍生出来的敏感与阻止神经刺激抵达灵魂的感觉麻木成反比关系。歇斯底里患者的丧失知觉不过是过于敏感的反面。这种关系是交感慨念所无法界定的。它是由应激性概念派生出来的。当然，在病理学家的思想中，这种关系几乎未加阐明，依然混淆不清。
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结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惫地配造的感惰和想像，都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惩罚。 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脚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洲生欲，或其它既伤害身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 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卜正导对一种更深刻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尘世：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试图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而受到这样的惩罚。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 19 世纪的门槛。在 19 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交上好运。但是，它目前在神经疾病领域中毕竟留下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昨完全确认。由于对敏感和感觉的盆大区分，这两种病进入了非理性领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非理性的根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只要这种状态是惊授状态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惫识减退秘夹失，那也不是病癫。但是，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见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确认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率、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而这种内涵本不属于古曲主义的体验。它还使非理性承担该些新的价值：不是成为各种找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疯癫，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 由此危及了以往非理性经验中的根本要素。以往被视为盲目的将变为无意识，以往被视为谬误的将变为过失。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诸妄，都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19 世纪的‘科学精神病学‘指日可待了。正是在这些很快就会受到嘲弄的“神经疾病”和“歇斯底里”概念中，产生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病学。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 治疗疯癫的方法在医院里并未推行，因为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然而，在医院之外，对疯癫的治疗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继续发展。长期疗法形成了，其目的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而其意义则借鉴自关于肉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
1．强固法。疯癫即使表现为最骚动不安的形式，也会有一种虚弱因素。如果在疯癫对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如果在神经疾病中经常出现惊厥，那是因为神经纤维太脆弱，太容易激动，或者说对振动太敏感。总之，神经不够坚强。明显的疯癫狂乱有时似乎使躁狂症者力量倍增。但是，在这种狂乱之下，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虚弱，即缺乏抵御能力。疯人的躁狂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暴力行为。因此需要有一种能使精神或神经纤维获得活力的疗法。但这是一种沉稳的活力，任何混乱都不能奈何它，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服从自然规律的进程。这种活力不仅表现为生机勃勃，而且表现为一种坚强性。它战无不胜，以一种新的抵抗力、青春的灵活性包围住对象；同时它又受到控制和驯化。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力量来增强自然之物本身。
理想的医治方法应该能“扶持”精神元气，“帮助它们克服使其骚动的发酵因素”。扶持精神元气就是抑制精神自身无法控制的无益的躁动，还应使它们能够避免出现引起亢奋和骚扰的化学鼎沸状态，最后应使它们坚实起来，足以抗拒企图窒息它们、使它们怠惰和陷入晕眩的烟气（忧郁气）。“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处；“阿魏”、唬柏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对付发酵作用，必须使用解毒剂，如抗癫痛的查拉斯，最好是用众所周知的匈牙利工后水。消除腐蚀酸以后，精神就恢复了。最后，为恢复精神的正常运作，朗格建议，让精神受制于令人愉悦的，适度的和有规律的感觉和运动：“当人的精神涣散时，应给予必要的治疗，使其平静下来，恢复正常状态。惬意的气味，在景色宜人的地方散步，见到惯会给人开心的人，另外还有音乐，这些都能使人的心灵感到温馨愉悦。”这种稳定的温柔，适度的力量以及完全为了保健的活跃，都是使机体内连结肉体与灵魂的脆弱因素变得坚实的手段。
但是，也许最有效的强身方法是使用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应该既十分坚实又十分柔软，既有极强的剧性，又能使懂得如何使用它以达到自己目的者任意摆布它。这就是铁。铁凭借其特有的性质，集上述相互矛盾的品质于一身。其他物质都没有铁的那种刚性，也没有铁的那种可塑性。铁是大自然的造化，但又可由人的技术摆布。除了用铁之外，人类还能有其它更可靠的方法——即更接近于自然而又更项从人类的方法——来加强自然之物，使其具有充足的力量吗？人们常引用迪奥斯科里斯的一个古老例子：当他把一块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后，就使静止的水具有了本身所不具有的活泼性。火的炽热，水的平缓流动，经过处理而变得柔顺的金属的活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水具有了强化力、激活力和加固力。水能把这些力量传递给人的机体。即使不经过任何加工，铁也能起作用。西德纳姆推荐最简单的办法，即直接服用铁锉屑。怀特举例说，有一个人因胃神经虚弱而长期患疑病症，为了治病，他每日服用二百三十二眼铁。这是因为，铁除了其他优点外，还能直接自我传递。它所传递的不是物质而是力量。似乎矛盾的是，虽然它有很强的刚性，但它能直接溶于有机体内。沉淀在有机体内的是铁质，而毫无铁锈或铁渣。很显然，铁能创造奇迹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各种奇想，并压倒了观察本身。如果人们进行实验，那么其目的不是发现一系列的实证效果，而是为了强调铁的品质的直接传递功能。赖特给一条狗喂铁盐。他发现，将乳康同五倍子（gall）颜料混合，一小时后乳糜并未显示出吸收铁局必然显示的紫色。可以肯定，铁没有进入消化过程，没有进入血液，实际上也没有渗入有机体，而是直接作用于腹壁和神经纤维。精神和神经纤维的加固，不是一种观察到的效果，而是一种有效的比喻。它意味着，无须任何扩散运动，便可以传递力量。接触便能提供力量，而无须任何交换或物质、任何运动交流。
2．清洗法。针对疯癫的各种病症产生了一系列疗法。这些病症是：内脏堵塞、错误观念泛滥，忧郁气沸腾，暴力行为，体液和精神腐败。而这些疗法都是一种清洗手术。理想的疗法是彻底清洗。这种方法最简单，但又最不可能用于治疗。该方法是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驱散话妄。1662年，霍夫曼建议用输血来治疗忧郁症。几年后，该想法已得到一定的承认，因而伦敦哲学协会制定了计划，对禁闭在贝德拉姆的病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受命从事这项工作的医生爱伦（alien）拒绝这样做。但是，丹尼斯对自己的一位病人，失恋忧郁症患者进行了试验。他从病人身上抽出十盎司的血，然后输入稍少一些的取自小牛大腿动脉的血；次日，他重做一次，但换血量仅几盎司。病人开始平静，过了一天便神智清醒了，不久便完全康复了。"外科医生学会的全体教授都确认这一试验"。尽管后来还有几次试验，但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抛弃了。
人们乐于采用的药物是防腐剂。这是因为“用没药和芦警保存尸体已有三千多年的经验了。”难道尸体的腐烂不是与体液疾病所导致的身体恶化具有同样的性质吗？那么，最值得推荐的抗忧郁药物就是没药和芦答了，尤其是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著名药方。但是，仅仅阻止腐烂是不够的，还应根除腐烂。因此产生了防止变质本身的疗法，或者旨在转移腐烂物质，或是旨在溶解腐烂物质。这就是偏转术和洗涤术。
第一种包括各种严格意义上的物理方法。这些方法旨在身体表面制造创伤或疮疖。这些创伤或疮疖是缓解肌体疾病的感染中心，向体外排病的中心。法洛斯（fallowes）就是这样解释其"橄榄油"的有效机制：在疯癫中黑色忧郁气堵塞了元气必经的细小脉管，，因此血液流动失调，滞留于脑血管内。必须有一种"能使注意力分散"的迷惑运动，才能使血液活跃起来。"橄榄油"就具有促使"头上长小脓疮"的效用。在脓疤上涂上油，防止变干，这样"滞留在大脑的黑色忧郁气"就可以连续排放。当然，烧灼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有人甚至认为，像疥疮、湿疹、天花等皮肤病，也能终止疯癫的发作，因为这种病能使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病变转移到身体表面，向外排放。到该世纪末，人们已经习惯于给最顽固的躁狂病人注射疥疮液。杜布莱在给医院总管写的"1785年训示"中建议，如果放血、药泻、浸泡和淋浴都对躁妄症无效的话，那么采用"烧灼术、切口排液、制造表皮脓疮和注射疥疮液"将能奏效。
然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消解体内形成的、造成疯癫的发酵因素。为此，主要药物是苦药。苦药具有海水的全部涩厉特点。它能通过洗蚀来达到净化目的。它磨蚀疾病在肉体和心灵中所沉淀下的各种无用的、不健康的和不纯净的东西。咖啡有苦味和活性，因此可用于“体液粘滞的肥胖者”。咖啡有干燥作用，但不会燃烧，因为这种物质的特性是能驱散多余的湿度，却又不会产生危险的燥热。咖啡里就好像有火却无火焰。它是一种不靠焙烧的净化剂。咖啡能减少不净物：“喝咖啡的人根据长期体验，觉得它有助于恢复胃的功能，除湿祛风，消痰通便，尤其是防止浊气上升，从而减少病人通常感到的头痛。最后，它使元气变得强健有力和清纯，而对那些常饮用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灼热感。”同样具有苦味和滋补作用的是奎宁。怀特经常让那些“神经系统十分脆弱”的人服用奎宁。奎宁对医治“虚弱、沮丧和消沉”很有效。在为期两年的疗程中仅用一种奎宁药酒，“偶尔停用，但停用不得超过一个月”，用此方法便可治愈神经不适的妇女。对于神经脆弱的人，奎宁必须与一种“味觉舒适的苦药”配在一起服用。但是如果病人不怕强烈的刺激，那么最好服用奎宁硫酸。二十至三十滴奎宁硫酸的效果为佳。
十分自然的是，肥皂及肥皂制品在清洗疗法方面必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效果。因为“肥皂几乎能溶解任何凝聚物”。梯索认为，直接服用肥皂可以镇抚许多神经性疼痛；最好是，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服用肥皂，或者与面包、“滑腻的水果”，如樱桃、草毒、无核小葡萄干、无花果、葡萄、梨子以及“同类水果”，一起服用。但是，也有些病例十分严重，其梗阻难以克服，服用任何肥皂都无能为力。对此，可用可溶性酒精。马泽尔（muzzell）是最先想到用酒石来医治"疯癫和忧郁症"的人。他发表了若干篇成功的实验报告。怀特对此加以肯定，同时还指出酒石具有清洗功能。他说，因为酒石对梗阻性疾病特别有效，"据我观察，可溶性酒石在医治因有害体液积聚于主要脉管而引起的躁狂症和忧郁症时，比医治因大脑缺陷引起的同种病症更为有效。"关于其他溶解物，劳兰还列举了蜂蜜、烟囱灰、东方藏红花、木虱、龙虾钳螫粉以及粪石。
在体内溶解法和体外偏转术之间，我们发现还有一系列的实践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醋的各种用法。醋是一种酸，因此能消解梗阻，摧毁正在发酵中的异体。但在外用时，醋则是一种诱导剂，能把有害体液引到外表上。这个时期的医疗思想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不承认在这两种用法中有任何矛盾之处。尽管这两种用法中任何一种现在已无法用理性的推理来分析，但是由于设定了醋既有洗涤性又有诱导性，因此它便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起作用。于是，它不需要任何媒介，仅仅通过两种自然因素的接触，便可起作用。因此，有人推荐用醋来擦洗剃光的头。《医学报》（gazette de nddecine）引述了一个庸医的例子，该医生"用最简单便当的方法医治了一批疯人。他的秘诀是，在把病人上上下下清洗一番后，把他们的头和手浸在醋中，直至他们入睡后或更确切地说直至他们醒来后才停止。多数病人醒来时病已治愈。他还在病人剃光的头上敷上切碎的川续断类（dipsacus）植物叶草。"
3．浸泡沫。在这方面有两个观念起作用、一个是与涤罪新生的礼仪相联系的沐浴观念，另一个是更具有生理学意义的浸泡观念，即认为浸泡能改变液体和固体的基本性质。尽管这两种观念起源各异，其阐述的层次不同，但是在18世纪末，它们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结合紧密，以致人们感受不到它们之间的对立。有关自然本性的含混观念成为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因素。由于水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液体，因此就属于自然中最纯洁的事物。人类能够给自然界的本质上的仁慈附加上各种可疑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并不能改变水对人的恩惠。当文明、社会生活以及读小说和看戏引起的幻觉欲望造成了神经性病痛时，返回到清莹的水中就具有洗礼的意义；在清澈的冷水中，人就会恢复其最初的纯洁性。但是，与此同时，水天然存在于一切物体的构成之中，能够恢复各物体的自身平衡。因此水是一个万能的生理调节者。卢梭的信徒梯索表达了上述所有的观念。他的想像力既具有道德意义，又具有医学意义。他说："大自然把水规定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独一无二的饮料。它使水具有溶解各种营养的能力。水很适合人的口味。因此选用一种清淡的新鲜凉水，就能强健和清洗内脏。希腊人和罗马人把水当作万应灵药。"
浸泡的做法在疯癫史上源远流长。仅用埃皮达鲁斯（epi－daurus）的澡堂就可证实这一点。各种凉水疗法在整个古代肯定十分普遍。如果我们相信奥雷利安努斯（caelnis aure －lianus）的说法，那么以弗所的索拉努斯早已抗议对这种方法的滥用。在中世纪，传统医治躁狂病人的方法是将其数次浸入水中，"直至他精疲力尽，归于平静。"西尔维乌斯（franciscus sylvius）曾建议用浸泡来医治忧郁症或躁狂症。18世纪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海耳蒙特（van helmont）突然发现了水疗效用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对水疗的再解释。根据梅努来（menuret）的说法，17世纪中期的这一发现纯属偶然事件所致。当时有一名戴着铁镣的疯人被一辆敞篷车押送到其它地方，但是他设法挣脱了铁镣，跳入湖中。他在拼命游泳时昏厥过去。当他被救上岸时，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死了，但他却很快恢复了神志，并恢复了正常。以后，他"活了很长时间，再未疯癫过。"据说，此次启发了海耳蒙特，他开始将疯癫病人统统投入海水或淡水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病人无防备时将其投入水中，让他们长时间地泡在水中。人们不必担心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而以趣闻轶事的形式传达的一个信息则是确定的：从17世纪末起，水疗法成为或者说重新成为一种医治疯癫的主要方法。杜布莱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发市《训示》，对他所认定的四种主要病状（狂暴、躁狂、忧郁和痴呆）都规定使用定期浸洗的方法，对前两种病状还增加冷水淋浴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切思早已建议："凡是需要强神益智的人"都应在家中设置浴室，每隔两三天或四天就浴洗一次，"如果他们没有浴室，那么就因地就宜，以某种方式在湖中或其他活水处浴洗。"
在十分关注液体和固体的平衡的医学理论中，水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水有浸透力，并因此而居于湿润剂之首的话，那么，就其能接受冷、热这些附加品性而言，它就具有收缩、冷却和加热的功用，它甚至能具有属于铁一类物质的强固效用。实际上，这些品性的相互作用在水这样的液体中是变化无常的；正如它很容易渗透到各种生理组织网络中一样，它也很容易被各种性质方面的影响所渗透。但是与人们的想像不同，水在18世纪的广泛应用并不是人们普遍承认其效能和作用模式的结果，而是由于极其矛盾的表现形式很容易归结为水的作用。水是各种可能的医疗观念的归宿，成为各种流行隐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在这个液体元素中发生着普遍的品性交换。
当然，冷水具有冷却作用。否则怎么会用它来医治狂乱和躁狂症呢？这些病是热病，使人的精神亢奋，固体膨胀、液体沸腾，大脑“变得干燥和松脆”。这是解剖学一再证实的。因此，布瓦修（bathelemy－camille boissieu）完全有理由将冷水作为冷却治疗的一个手段。冷水浴被列为第一种"消炎处方"，因为它能把体内多余的火分子排出去。作为一种饮料，它是一种"慢性稀释剂"，可以削弱液体对固体作用的阻抗力，从而间接地降低体内的总热量。但是，同样可以说，冷水有加温作用，而热水有冷却作用。达吕（darut）所捍卫的正是这一观点。冷水浴刺激了身体表层的血液，"更有力地将血液推向心脏"。而心脏是自然加热中心，因此血液在心脏变热，尤其是因为"孤军作战的心脏更要加紧将血液排走和克服毛细血管的阻抗。结果是，体内循环大大加强，血液和体液流动加速，各种梗阻被打破，自然热力、胃的消化力和身心的活动都得到加强。"与之对称的是热水浴的反作用。热水浴把血液、体液、汗液以及其他各种有益或有害的液体都引到身体表层。这样就减轻了主要器官的负担，心脏就必须缓慢工作，整个机体也就冷却下来。过于频繁地洗热水澡所引起的"晕厥、虚弱、无力"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此外，水具有多价性，而且极容易顺从它所承受的各种品性，因此，它甚至会丧失作为液体的效能，而作为干燥剂起作用。水能驱除湿气。它使“同性相斥”这一古老原则再度生效，然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是通过一种完全有形的机制实现的。在有些人看来，冷水有干燥作用，因为热区而保持了水的湿度。实际上，热使机体毛孔扩张，使隔膜膨胀，使湿气通过二次效应而浸透机体及其隔膜。热为液体开了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7世纪流行的并被滥用的各种热饮料才愈益变得有害了。因为机体松懈、湿气弥漫、全身柔弱，这一切给过多饮用这种浸液的人造成危害。而且，因为这些性状都是女性身体的特征，与男性的干燥和坚实正好相反，所以滥用热饮料就会有导致人类普遍女性化的危险："多数男人退化，愈益具有女人的柔弱、习惯和倾向，唯一的区别仅仅是生理构造。人们对此提出指责是不无道理的。过度饮用湿润剂会直接加速这种变态，使两性在身体和道德方面几乎变得一样。如果这种偏好支配了平民百姓，那么就不再有农夫、工匠和士兵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从事他们的职业所需要的力气和精神。人类就大难临头了。"门又冷水能够消除湿气的全部力量，因为它能使肌体组织紧缩，从而不被浸透："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我们洗冷水澡时或被冻僵时我们身体的脉管和肌肉组织是如何紧缩的吗？"凡因此，冷水浴既能强固肌体，使之防范湿气的软化作用，"稳定各部位"，又能"增强心脏和血管的舒张力"（霍夫曼语）。
但是，在另一些人对品性的感受中，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热的烘烤使水的湿润性丧失，而冷则使水的湿润性得到维持和源源不断的补充。对于“神经系统于缩”和“隔膜干瘪”引起的神经疾病，庞默（pomme）不主张使用热水浴，因为热水浴会增加体内已经很高的热度。他建议洗温水浴或冷水浴，因为冷水会修人肌体组织恢复其柔韧性。这种方法不正是美国人自发使用的方法吗？在医治过程中，这种方法的效果和机制是一目了然的。在病重对，内热使病人体内的空气和液体变得稀少，因此病人浮在澡盆的水上。但是，如果病人在操盆内泡上很长时间，"每天三个、四个，甚至六个小时"，那么身体便开始松弛，水逐渐浸入隔膜和神经纤维，身体越来越重，也就自然沉到盆底了。
到18世纪末，由于水过于万能，反而声誉日下。想想看，它能使冷变热，使热变冷；它不仅不带来潮气，反而能用冷气产生加固、僵化作用，或者用自身的热度来维系一团火。在水中，各种有益或有害的价值不分轩辕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水就有了各种可能的组合及作用。在医学思想中，水是一种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和操纵的医疗手段，其疗效从任何生理学或病理学的角度都可以理解。水有如此多的价值、如此纷法的作用方式，因此它能够证明一切，而又能否定一切。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多价性及其引起的意见分歧，最终使水的威力黯然失色了。到了皮内尔时代，水依然被使用，但它重新变得清莹了，原来夸大的性质被消除了，其作用方式仅仅是力学上的了。
在此之前，淋浴不如盆泪和饮水疗法那样盛行，而现在则成为受青睐的方法。然而，在抛弃了前一时期的各种生理学观点之后，水又重新获得其简单的净化功能。人们认为水产生作用的唯一性质是其强烈性。不可抵挡的水流可以冲刷掉造成疯癫的各种不洁之物。凭借自身的医疗效力，水使人回复到最简单的表现状态、最质朴的生存样式，从而使他获得再生。皮内尔解释说，这就是“把病人的越轨思想消灭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而这只有通过在几近死亡的状态下抹去这些思想才能做到。”因此，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沙朗通等收容院里使用了这样一种著名的方法：适当的淋浴--"疯人被绑在一张椅子上，被置于一个冷水容器下。用一个大管子直接将冷水冲到其头上"；突然的池浴--"病人治走廊来到底层，进入一间方顶房间，里面建有一个水池。病人被突然推入水平。"这种暴力行为据说是为了实现洗礼后的再生。
4．运动调节法。如果疯癫确是精神的不正常躁动，神经纤维和思想的紊乱运动，那么疯癫也会使身心失调，体液阻滞，神经纤维僵直，思维和注意为固定在一个逐渐压倒一切的观念上。因此，需要恢复思想、精神、肉体和心灵的运动，从而使之具有生机。但是，这种运动必须受到节制，而不能成为对神经纤维的无益颤动，因为神经纤维已不再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该疗法的新观念在于恢复一种与外部世界的稳健运动相适应的运动。由于疯癫者既可能狂躁不安，又可能蔫傻痴呆，因此该疗法就旨在使病人恢复一种有规律而又现实的运动，即顺从现实世界运动规律的运动。
这一时期的医生重新建立起古人的那种坚定信念。古人认为各种形式的散步和跑步有益于健康：单纯的散步可使身体灵活强健；逐渐加速的跑步可使体液在全身均匀分布，还可使器官的负担减轻；整装跑步能使肌体组织发热和放松，并使僵硬的神经纤维变得灵活。西德纳姆尤其建议用骑马来医治忧郁症和疑病症：“我发现，补血益气的最好方法是，每天骑着马在新鲜空气中长时间地漫游。在这种活动中，由于肺、尤其是下腹部的内脏受到颠簸，就能排除血液中淤积的废液，使神经纤维和各器官的功能得以康复，使自然热量得以补充，通过出汗或其他途径将腐败体液排出，或使这些体液恢复原健康状态，并且消除梗阻，廓清通道。最终通过使血液不断的运动来更新血液，使之具有特殊的活力。”海浪的翻滚是世界上最有规律、最自然的运动，也是最符合宇宙秩序的运动。朗克尔（del．aners）曾认为这种运动对于人的心脏极其有害，因为它产生了许多危险的诱惑、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些梦想事实上是极其邪恶的幻象。而18世纪的人则把这种运动视为有机体运动的强大调节器，因为这种运动体现了大自然的韵律。吉尔克利斯特（gilchfift）写了一篇题为《论航海在医学中的用途》的论文。怀特则认为，这种疗法很难用于忧郁症患者，因为"很难说服这种病人进行漫长的航海旅行；但是有一个例子应该举出："有一位年轻的疑病症患者在被迫乘船航行了四五个星期后，病状完全消失了。"
旅行还能直接地至少是通过较直接的方式影响思想的变化，因为后者完全取决于情绪。五光十色的风景能排遣忧郁症患者的郁积。这种疗法古已有之，但是在18世纪则受到新的重视，其形式也多种多样，从实际旅行到文学和戏剧的想像旅游，应有尽有。卡级（antoine ie camus）为使各种忧郁症患者"放松大脑"而提出医治方法："散步、旅行、骑马、做室外操、跳舞、看戏、读闲书、工作等，均能排遣苦苦纠缠的想法。"恬静多姿的乡间景色"能使忧郁症患者远离引起痛苦回忆的地方"，使他们摆脱偏执的困扰。
与上述情况相反，躁狂症的躁动则可以用有规律的运动的良好效果来纠正。这里不需要恢复运动，而是要调节躁动，暂时停止其运动，使病人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旅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途中不断地休息，而是因为旅行使病人耳目一新，从而产生好奇心。旅行能在病人的思想完全听命于内部运动的振动的情况下从外部来分散其注意力。“如果人们能发现某些物体或人能使病人的注意力从胡思乱想转移井多少能集中在其它东西上，那么就应该让躁狂症患者经常见到这些物体或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旅行常常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它打断了原来的思路，提供了转移注意力的对象。”
运动疗法能给忧郁症患者造成变化，能迫使躁狂症患者循规蹈矩。这种疗法隐含着这个世界力图控制精神错乱者的观念。它既是一种“齐步走”的口令，又是一种改造术。因为运动既规定了它的节奏，但又透过花样翻新而不断地要求病人的思想放弃自身而回到现世中。如果浸泡法确实一直隐含着关于沐浴和再生的伦理上的和几乎宗教上的记忆的话，那么我们在运动疗法中也会发现一个相对应的道德主题。与浸泡法中的主题相反，这个主题是，回到现世中，通过回到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却疯癫，从而把自己托付给观世的理智。因为疯癫纯粹是一种主现状态。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经验论中这种治疗方法也与古典时期的疯癫体验的庞大组织结构发生着冲突。 由于疯癫既是一种错误，又是一种罪过，因此它既不洁又孤立；它脱离了现世和真实，而它又因此而陷入邪恶。它的双重虚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是那种非存在物的可见形式，而非存在就是邪恶的，另一方面，它用空虚和谐妄的情感现象来表达谬误的非存在。它是绝对纯洁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那么它只是主体的消失点，在这个点上任何真理都被勾消。但它又是绝对不洁的，因为这种虚无是邪恶的非存在形式。因此，医治方法及其形象强烈的物理象征——一方面是加固和恢复运动，另一方面是净化和浸泡——是秘密地围绕着两个基本主题组织起来的：病人必须返朴还真，必须脱离其纯粹主观状态而回到现世中；必须消除使病人自我异化的非存在，但病人必须回到外部大千世界，回到存在的坚实真理上来。
这些方法被沿用的时间比其意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了纯粹的生理学和道德意义时，当古典主义借以给疯癫下定义的谬误与过失的关系被单一的罪过观念所取代时，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着，只是其意义要狭窄得多。人们所寻求的仅仅是一种机械效果，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惩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调节法蜕变为著名的“旋转机”。考克斯（mason cox）在19世纪初曾描述其机制和效用：将一根柱子垂直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上；将一把椅子或一张床悬挂在围绕立柱水平运动的支架上，将病人绑在上面。借助一个"不很复杂的齿轮系统"，让机器按照"所需的速度"开始运转。考克斯引述了目睹的一例：这是一名因忧郁症而陷入僵痴的病人，"他的肤色黑青，眼睛发黄，目光盯着地面，四肢僵硬，舌头干涩，脉搏迟缓。"这位病人被放到旋转机上后，机器开始加速旋转。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病人开始极度不安，从忧郁症的僵直变为躁狂症的亢奋。但是，在这种最初的反应过去之后，病人又回复到最初的状态。此时，机器的节奏变了，转得非常快，但也有规律地突然停顿几次。这样，忧郁症被驱除了，而旋转还未来得及造成躁狂症的亢奋。这种忧郁症"离心分离法"很典型地体现了对旧医疗方法的新用法。运动的目的不再是使病人回到外部世界的真理，而仅仅是产生一系列纯机械性和纯生理方面的内在效果。决定医疗方法的不再是真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功能标准。在这种对旧方法的新阐释中，人的机体仅仅与自身及自身的性质有关系，而原先则是要恢复人的机体与世界的联系以及与存在和真理的根本联系。如果再考虑到旋转机很快被当作一种威胁和惩罚手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整个古典时期从多方面维护这些医疗方法的各种意义大大丧失了。医学手段原来被用于祛除罪恶，消除谬误，使疯癫回复到世界不言自明的真理，现在医学则仅满足于调节和惩罚的功用。
1771年，边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文章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博歇恩（beauches－ne）写道："仅用物理手段来医治疯癫是徒劳无效的。...话不借助于某种方法使虚弱的病人在精神上强健起来，单靠物质疗法绝不会获得完全的成功。"这些论述并没有揭示出心理治疗的必要性，但是它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医学思想还没有明显地将物理疗法和道德治疗区分开。各种象征的统一体开始崩溃了，医疗方法开始丧失其无所不包的意义。它们只具有对肉体或对心灵的局部效用了。治疗的方向再次发生变化。治疗不再由有意义的疾病统一体来决定，不再围绕着疾病的主要特性来统筹安排，而是分门别类地针对着构成疾病的不同因素来进行。因此治疗将由一系列局部的医治方法构成，其中，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但绝不相互渗透。
实际上，当时已经出现了心理治疗的雏形，但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古典时期的医生们却没有这种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音乐重新获得了古人论述过的各种医疗能力。音乐对疯癫的疗效尤其明显。申克（johann schenck）让一名"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去听"各种器乐演奏会，使他特别高兴"，结果患者痊愈了。阿尔布莱希特在医治一位指妄病人时，在各种疗法均告无效后，便让他在一次犯病时去看演出，结果，"有一首很平凡的歌曲竟使病人清醒过来，使他感到愉悦并开怀大笑，从此不再犯病。"此外，甚至还有用音乐治愈躁狂症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决不意味着当时会对此做出心理学解释。如果音乐治愈了疯癫，那么其原因在于音乐对整个人体起了作用，就像它能有效地渗透进人的心灵一样，它也直接渗透进人的肉体。迪默布罗克不是谈到过音乐治愈了鼠疫患者的情况吗？无疑，多数人已不再像波尔塔（gi－am5attistadellaporta）那样依然认为，音乐通过其声音这一物质现实将乐器本身的隐秘力量传递给肉体；也不再像他那样认为，用"冬青木笛吹奏的一首欢快乐曲"便可治愈淋巴病，或用"虽葵笛吹奏的一首轻柔乐曲"便可缓解忧郁症，或必须用"飞燕草或劳尾茎做的笛子来医治阳萎病人"。 但是，如果说音乐不再传递隐含在物质中的力量，那么它对肉体的效力在于它将某些品质传递给了肉体。音乐甚至是最佳的品质传递机制，因为它从一开始仅仅是一种运动，而一旦传到耳朵里，它立刻变成品质效应。音乐的治疗价值在于，这种变化在体内便停止了，品质在体内重新分解为运动，感受的愉悦变成以往那种有规律的振动和张力的平衡。人作为灵肉统一体，从另一个方向跟随这种和谐运动，从感受的和谐转到波动的和谐。在人体内，音乐被分解了，而健康却恢复了。但是还有另外一条更直接，也更有效的途径。人若是走上这条途径，就不会再是一个消极的排斥乐器的角色；他就会像一个乐器那样做出反应："如果人们仅仅把人体看作一组绷紧的纤维，而忽略它们的感觉、生命力和运动，那么就很容易认为音乐会在纤维上产生与在类似乐器的琴弦上相同的效果。"这是一种共振效果，无须通过漫长而复杂的听觉途径便可达到。神经系统随着弥漫于空气中的音乐振动，神经纤维就好像许多"聋哑舞蹈者"，随着它们听不见的音乐翩翩起舞。就在这个时候，在人体内，从神经纤维到心灵，音乐被重新编织，共振的和谐结构使感情恢复了和谐的功能。
疯癫治疗术中对感情的利用，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心理治疗。利用感情来医治痴呆，不过是想突破灵肉统一体的结合点，利用一个事件的双重效应，利用这些效应之间直接呼应的意义。用感情来医治疯癫意味着人们承认灵与肉的相互象征意义。在18世纪，恐惧被认为是一种最适宜让病人激发出来的感情。它被视为对躁狂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加以约束的天然补充手段。人们甚至没想了一种纪律，即要让臊狂症患者的每一次狂怒发作都将立刻伴有一种恐惧作为修补："只有用武力才能压制躁狂症患者的发作，只有用恐惧对付狂怒，才能制服狂怒。如果在狂怒发作时，将公开出丑与对惩罚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印在病人的脑子里，那么这二者就会难解难分，成为一对毒药和解药。"但是，恐惧不仅仅对疯癫的后果起作用，而且还能对付和压制疾病本身。实际上，它能使神经系统的运转便滞，抑制其过分活跃的纤维，控制全部紊乱的运动。"恐惧是一种能减弱大脑兴奋的感情，因此它能对抑制过度的兴奋，对躁狂症患者的暴怒尤其有效。"
如果说恐惧一愤怒的相克关系能够有效地用来制止躁狂症患者的躁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用于医治忧郁症患者、疑病症控者以及各种具有淋巴质气质的人的莫名恐惧。梯索重新提出发怒是胆汁的释放结果这一传统观念，认为发怒有助于化除淤积在胃和血液里的粘痰。发怒时神经纤维变得紧张，因此振作起来；这就能恢复原已丧失的弹性，使恐惧消散。感情疗法是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关于品质和运动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品质和运动可以直接以各自的方式从肉体转移到灵魂，反之亦然。谢登曼特尔（scheidenmantel）在论述这种疗法的文章中说，"当医治需要在体内造成这种感情所产生的那种变化时"，就应使用这种疗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普遍地取代其他各种物理疗法，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不同方法。在感情疗法和药物治疗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深入身心共有的那些机制。"如果用理性不能使病人去做恢复健康所必需的共，那就应该用感情。"
物理疗法同心理或道德疗法之间的差别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古典时期这种差别不可能被当作可信的，至少是有意义的区分。只有当恐惧不再被视为一种抑制运动的方法，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惩罚时；当欢悦不意味着有机体的舒张，而意味着一种酬报时；当发怒仅仅是对有意羞辱的一种反应时；总之，当19世纪通过发明著名的"道德疗法"而将疯癫及其医治引入罪想领域时，上述区分及其各种蕴含才开始存在。只有当对疯癫的关注转向对责任者的审问时，物理性和道德性之间的区分才在人们思想中成为一个实际的医学概念。当时所规定的纯粹道德范围严格地规定了现代人在内心深处探索自身深度和自身真理的范围。在19世纪上半叶，物理疗法往往成为由某种天真的决定论所设计的疗法，而道德疗法则往往成为一种可疑的自由所创造的疗法。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从此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它首先不是解脱病人，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要去安慰，安慰是徒劳无益的；不要诉诸说理，说理是无济于非的；不要与忧郁症患者一起悲伤，你的悲伤只会加重他们的悲伤；不要对他们装出欢快的样子，那样会伤害他们。此时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在必要时还需要严厉。让你的理性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身上有一根弦还在振动，那就是痛苦；要敢于找动它。"
医学思想对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分并非出自笛卡地关于物质的定义。在苗卡地之后一个半世纪内，医学并没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吸收这种区分观念，也没有把这种物质区分理解为有机体与心理的对立。古典时期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拥护笛卡儿的还是反对笛卡儿的，都没有把笛卡地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引进到对人的研究中。而且，当人们开始做出这种区分时，并不是由于重新肯定了《沉思录》，而是由于对越轨做了新的解释。在医治病人时，惩罚手段的使用才使肉体治疗同心灵治疗区分开来。只有当疯癫变成了罪意，才可能出现纯粹的心理治疗。
然而，古典时期的整个医学实践可能会成为顽强反对上述看法的证据。纯粹的心理学因素似乎已经在医疗方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否则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即在不用肉体治疗的情况下，古典时期的医生非常看重对病人的告诫、规劝和讲道理？如何解释索瓦然所表述的同时代人的一致看法，即“只有身为哲学家才能医治心灵疾病。因为其病很不过是病人要得到他所喜爱的东西的强烈欲望。医生的部分职责就是，用坚实的道理向病人说明，他所欲求之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此使病人改邪归正。”
但是，这种治疗疯癫的方法同我们前面讨论的方法一样，都不是心理疗法。语言作为真理或道德的表述，与肉体有直接关系。达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论文中说明，采用或拒绝一个伦理原则会如何直接改变人的机体运作过程。然而，有些方法是旨在改变灵肉共有的特性，而有些方法则是用话语来医治疯癫。这两类方法有本质差别。前一种方法是一种隐喻法，认为疾病是本性的败坏。后一种方法是语言法，认为疯癫是理性的自我冲突。在后一种方法起作用的领域里，是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来“治疗”疯癫的。这里所说的“治疗”包括“对待”等含义。 总之，在整个古典时期，有两类并行不悖的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类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的（运动——品质）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谚妄。构成古典时期疯癫体验的、感情的和谚妄的结构循环圈在这个技术世界里再次出现，只不过表现为更简略的方式。其统一性只是隐约表现出来。而明显可见的则是疯癫医学的二元性，抑制该病的方法的二元性，对待非理性的方式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几乎是一种对立性。后一类医学方法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1．唤醒法。因为谚妄是人的白日梦，所以必须使檐妄者摆脱这种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使之从白日梦及其意象中真正清醒过来，这时感知意象就会驱散梦幻。笛卡儿在《沉思录》中从一开始就寻找能逐一扫除各种幻觉的绝对清醒状态，最后他反而在梦幻的苏醒中、在对被欺骗的意识的意识中发现了这种状态。但是，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儿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这是一条武断地缩短笛卡儿的漫长道路的捷径。笛卡地在其结论中，在一种水不自我分裂的意识的二元化中所发现的东西，正是医学要从外部通过医生与病人的分裂强加给病人的东西。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复制了"我思"之片刻与梦幻、幻觉和疯癫之时态的关系。医生完全是一个外在的"我思"，与思考本身无关，只有用一种闯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
这种惊醒方式是最常见的医治疯癫的方法之一。它常常采用最简单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同时却包蕴着最丰富的意象，被认为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力。据说，有一个少女因过度悲伤而患惊厥病，一次在她身边开枪却使她康复。这是一个对唤醒法的夸张图解。其实不必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突然而强烈的情感也同样有效。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哈夫在哈勒姆（haarfem）进行了著名的惊厥治疗。当时在该城医院里，流行着一种惊厥病。大剂量的镇疼药对此毫无效力。布尔哈夫命令"搬来若干烈焰熊熊的火炉，把铁钩放在炉中加热。然后他大声宣布，因为迄今各种医治惊厥的方法都证明无效，他现在只有一种医治方法了，这就是用烧红的铁钩来烙惊厥病人（不论男女）的手臂，直至烧到骨头。
比较缓慢但也更正视真理的唤醒方法是从理智本身出发，让理智循序渐进地但又一往直前地穿过疯癫领域。威利斯根据这种理智及其各种形式来寻求对各种疯癫的医治方法。例如，医治低能地，需使用一种教师的智慧。“细心而又热心的教师应全面地教育他们”，应该一点一滴地、不厌其烦教给他们那些学校里教授的东西。医治忧郁症患者则需要那种奉行最严格而又最明显的真理形式的理智。在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病人谚妄中的幻觉就会消失；这也是极力推荐病人钻研“数学和化学”的原因。对于其他病人，奉行井然有序的生活的理智将能减少他们的谚妄。在这方面，除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真理外，无须再强加给他们其他真理。他们可以留在家中，但是，“他们必须继续处理自己的事情，管理家务，安排和经营自己的产业、花园、果园和耕地。”相反，对于躁狂症者，需要从外面，必要时用暴力，将严格的社会秩序强加给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神智清醒过来，接受真理之光：“为此，病人应被置于特殊的房间里，由医生或训练有素的助手来医治。他们用警告、规劝和当下惩罚来使病人始终循规蹈矩，格守职责。”
在古典时期，这种医治疯癫的权威性唤醒法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含义，仅仅成为使病人重新记住道德戒律、弃恶从善，遵从法律的手段。威利斯依然想使病人重新面对真理，而索瓦热则对此已全然不能理解。他认为承认善便是神智清醒：“错误的道德哲学使那些人丧失了理性，因此，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考察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东西更值得追求，我们就能使他们恢复理性。”这样，医生就不再起唤醒者的作用，而是起一个道德家的作用了。梯索认为：“问心无愧是（抵御疯癫）的最好的预防药。”继之而来的是皮内尔。他认为，在治疗中，唤醒病人认清真理是毫无意义的，盲目服从才是有价值的：“在大量的病例中，医治躁狂症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首先实施一种强有力的约束，然后再施展仁爱的方法。”
2．戏剧表演法。这种方法至少在表面上与唤醒法完全相反。唤醒法是用耐心的、理性的工作来对付谚妄。不论是通过缓慢教育，还是通过权威强制方式，理性都仿佛是因自身的重力而降临。疯癫的非存在性、谬误的虚无性最终被迫屈服于真理的压力。而戏剧表演法则完全在想像空间中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是非存在与自身的共谋关系。想像必须玩弄自己的把戏，自动地提出新的意象，支持为谚妄而谚妄，并且必须在没有对立和冲突，甚至没有明显的辩证关系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健康必须在虚无中围攻疯癫，并战胜它，而这种疾病恰恰是虚无的囚徒。当想像力"患病时，只有用健康积极的想像才能治愈它。不论是用恐惧，还是用施加给感官的强烈痛苦印象，或是用幻觉来治疗病人的想像，都是一样的。"幻觉能医治幻觉，理性本身就能摆脱非理性。那么想像的这种神秘力量是什么呢？
如果说意象的本质在于被当作现实来接受，那么，反过来，现实的特点就在于它能模仿意象，装作是同一种东西，具有同样的意义。知觉能毫不中断地将梦延续下去，填补其空隙，巩固其不稳定因素，使梦尽善尽美地完成。如果说幻觉能显得像知觉那样真实，那么知觉也能变成有形的、无可挑剔的真正幻觉。“戏剧表演”疗法的第一步正是如此：将非现实的意象并入被感知的现实中，并且不让后者显得与前者矛盾或冲突。卢西塔努斯（zacatusl－usitanus）描述了对一名忧郁症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位病人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诅咒，理由是自己罪孽深重却依然活在世上。由于无法劝说他，医生便承认他的谚妄，让他似乎看到一位手中持剑的白衣"天使"。这个幻影严厉地训斥了一番，然后宣布他的罪孽得到宽恕。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步骤：局限于意象的表演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谚妄话语延续下去。因为在病人的错乱言词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话。这个声音遵循自己的语法，并表述某种意义。必须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维持这种语法和意义，即在现实中表现幻觉时不应显得是从一种音域到另一种音域，不应像是翻译成了一种新语言，而且改变了意思。这种语言应该是前后贯通的，仅仅给话语增添了新的淮理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却非同小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是使谚妄延续下去，而是通过延续来结束它。为此，应该把谚妄引入一种无法自制的危机状态，这时，无须增加新的因素，谚妄便与自身发生冲突，被迫反对自身的真实性。 因此，如果现实的和知觉的话语要想延续意象的谚妄语言，就必须不回避后者的规律，接受其支配，对它加以肯定。它应使谚妄语言紧紧围绕自己的基本因素进行。如果说它在表现谚妄语言时不怕强化后者，那是为了使后者戏剧化。有这样一个病例：一个病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也确实因粒米不进而奄奄待毙。“一群把脸画得苍白、身着尸衣的人进入他的房间，摆好桌子，拿出食品，对着病榻大吃大喝。这个忍饥挨饿的‘死人’看着他们，他们则对他卧床不起表示惊讶。他们劝他说，死人至少吃得和活人一样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观念。”正是在一种延续的话语中，谚妄的因素发生了矛盾，造成了危机。这种危机以一种双关的方式表现出来，既是医学上的临界险象，又是戏剧中的转折点。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整个西方医学传统在这里突然与一种主要的戏剧经验相交了。这种交叉仅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主题。这种危机使病人与自身的意义相冲突，使理性与非理性相冲突，使人类的精明诡计与疯人的盲目相冲突。这种危机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回归自身的幻觉由此将接受真理的眩惑。
在危机中，这种开放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开放及其紧迫性构成了危机的基本因素。但是，开放不是危机本身引起的。为了使危机不仅仅具有戏剧性而且成为医学上的转机，为了使危机不会危害人，而仅仅抑制疾病，总之，为了使谚妄的戏剧表演具有喜剧的净化效果，必须在特定时刻引进一种诡计。这种诡计，或者至少是一种能暗中改变谚妄的独立运作的因素，应该一方面不断地肯定谚妄，另一方面通过使谚妄面对自己的真理而使谚妄必然导向对自身的压制。这种方法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谚妄病人所施用的一种诡计。有些病人认为在自己体内有某种物体或某种异常动物：“当一个病人认为自己身体内关着一只活生生的动物时，人们应该假装把它取出来。如果这只动物在胃里，人们可以用强灌洗法，同时趁病人不注意时将一只动物扔进盆里从而达到上述效果。”戏剧手段体现了谚妄的目标，但是如果不使这种结果外表化，就达不到这种目的。如果说它使病人从知觉上肯定自己的幻觉，那么这只是为了与此同时用强力迫使病人摆脱幻觉。对谚妄的人为重构造成了一种实际的间离，病人由此恢复了自由。
但是，有时甚至不需要造成这种间离。在谚妄的半知觉中就可以用诡计建立一种知觉因素。最初它是默默的，但是它逐渐得到加强，并开始与整个系统竞争。正是在自己身上，在肯定谚妄的知觉中，病人感受到解放力量。特拉利翁（trallion）报道了一名医生是如何驱散了一位忧郁症患者的谚妄。这位病人认为自己没有头，在头的位置上只有一种空虚的东西。医生加入了这种谚妄，答应病人的请求，为地填补这个空间。他在病人头上放了一个大铅球。重压产生的不适感很快就使病人相信他有头了。在医生的参与下，没有对病人采取其他直接干预手段，而是通过病人机体的自发反应，就使这个诡计及其喜剧性复位术最终获得成功。在前面提到的病例中，那个自以为死了的忧郁症患者因拒绝进食而生命垂危，而一场死人宴席的戏剧表演使他开始进食。营养的补充使他恢复了神智，"进食使他安静下来"，机体的紊乱因此而消失，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谚妄也随之消失。 因此，想像的死亡可能会导致真正的死亡，而通过现实，通过对不真实的死亡的纯粹表演而避免了真正的死亡。在这个巧妙设计的把戏中，非存在与自身进行了交换：谚妄的非存在转而反对病态的存在，通过用戏剧表演把病态存在从谚妄中驱逐出去而压制了病态存在。用存在来完成指委的非存在就能压制住非存在本身，而这是完全通过谚妄的内在矛盾机制实现的。这种机制既是文字游戏又是幻觉游戏，既是语言游戏又是意象游戏。实际上，据安之所以作为非存在而受到压制，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存在的感知方式；但是，因为谚妄的存在完全表现为它的非存在，所以这种存在就作为指委而受到压制。谚妄在戏剧幻想中受到的肯定使它回归到某种真理，这种真理通过用现实来俘获它从而把它驱逐出现实本身之外，而且使它消失在非谚妄的理性话语中。
3．返朴归真法。因为疯癫是幻觉，所以如果戏剧能够产生疗效的话，那么通过压制戏剧性也能够更直接地医治疯癫。自然本性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的直接性容不得非存在。把疯癫及其空虚的世界完全托付给自然本性，也就是把疯癫交付给自身的真理（因为疯癫作为一种疾病归根究底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同时也把疯癫交付给与之最密切的矛盾（因为谚妄作为一种没有内容的表象恰恰是常常隐秘莫测的丰富自然本性的反面）。因此，这种矛盾就表现为非理性的理性，具有双重意义：它既不交待非理性的起因，同时又隐瞒了压制非理性的原则。但是，应该指出，这些主题的整个持续时间与古典时期并不同步。虽然它们也是围绕着同样的非理性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但是，它们却追随着戏剧表演法的主题。而且，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关于存在与幻觉的辩论开始让位给关于自然本性的争论。戏剧幻觉的把戏失去了意义，人为的逼真表演法被一种简单而自信的自然还原法所取代。但是这种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自然来还原，另一方面是还原到自然。
返朴归真法是一种最佳疗法，因为它完全拒绝治疗学。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否认一切治疗。正是在人对自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中，在人使自己的各种技艺保持沉默的状态中，大自然进行着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完全是与自我克制相反相成的。具体地说，人的这种消极性是真正的主动性；当人把自己托付给医学时，他就逃避了自然本身为他规定的劳动法则；他陷入了谋略的罗网、反自然的世界，他的疯癫仅仅是这种世界的一种表象。而无视这种疾病，恢复他在自然存在物的活动中的位置，就能使表面上消极（实际上却是一种真正积极）的人得到医治。譬如，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nierre）就曾讲述他是如何治好自己的一种"怪病"的。患病时"他像俄狄浦斯一样看见两个太阳"。他从医学中得知"这是神经出了毛病"。他用了最名贵的药物，但毫无疗效。他很快注意到，一些医生被自己开的药方治死了。他说："感谢卢梭，是他使我恢复了健康。我在读了他的不朽著作后，知道了许多自然真理，懂得了人生来应工作，而不应冥想。在此之前，我是劳心而不劳力。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劳力而不劳心。我抛弃了大部分书本，将目光转向大自然的作品。大自然用一种无论何时何地1都不会污染变质的语言与我的感觉交谈。我的历史课本和报纸就是田野森林中的树木；在人的世界中，我的思想极力想跟上别人，而在这里则相反，树木的思想千姿百态地向我涌来。”
尽管某些卢梭的信徒设法提出返朴归真的某些方式，但是这种回归不是绝对的，也不简单。因为，即使疯癫是由人类社会中最不自然的东西激发和维系的，但是当疯癫以激烈的形式出现时，恰恰是人类最原始欲望的野性表现。如前所述，古典时期的疯癫观念源出于兽性威胁，而这种兽性完全受制于凶残的本能。把疯癫托付给自然（本性），就等于听任它受反自然的摆布。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颠倒转换。因此，对疯癫的医治并不是要回归到与欲望直接相联的直觉状态，而是回归到与想像力直接相联的直觉状态。这种回归意味着摒弃人类生活和享乐中一切不自然的、不真实的、想像的东西。这种治疗方法表面上是返回直觉状态，但暗含着某种理智的调解。这种理智从本质上将源于暴力和源于真实的东西区分开。这种区分是野人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区分。“野人过着一种食肉动物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的生活”，而劳动者的生活“实际上是人类最幸福的生活”。野人只有赤裸裸的情欲，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没有真正的道德；而劳动者则有直接的欢乐，换言之，无须无益的刺激，无须挑逗或成功的幻想便其乐融融。就特性及其直接的优点而言，欢乐能医泊疯癫。一方面欢乐甚至无需压制情欲就能使之变得徒然，因为它已使人心满意足。另一方面，欢乐能使幻想变得荒诞，因为它自然而然地促进着现实的幸福。“欢乐属于永恒的世界秩序；它们亘古不变；欢乐的形成确实需要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不是由人随便设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幻想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致力于欢乐的人只有抛弃一切非自然的东西才能增加欢乐。”‘引此，劳动者的直觉世界是一个理智而节制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医治疯癫，是因为它使清欲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也使清欲所激发的感情运动变得毫无意义，还因为它通过压缩了幻想的活动余地而减少了谚妄的可能性。梯索所说的“欢乐”就是这种直接治疗手段。它摆脱了激情和语言，即摆脱了造就非理性的两种主要人类经验形式。
也许，自然状态作为直觉的具体形态，在抑制疯癫方面具有更根本的力量。因为它有力量使人摆脱自己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状态至少可以用对强烈的欲望的排除和对非现实的幻觉的排除来衡量——人无疑摆脱了社会约束（这种约束迫使他“计算和权衡有名无实的想像中的欢乐”）和无法控制的感情运动。但正因为如此，他受到自然义务亲切而内在的约束。有益于健康的需求所产生的压力，日月流转、季节更替的节奏，衣食住行的平缓要求，都抑制着疯人的躁动，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这样就消除了不着边际的想像和过分急切的情欲要求。在温馨而毫不压抑的欢乐中，人接触到了自然的理智。这种自由的忠诚真朴驱散了非理性——那种非理性自相矛盾地包容着极端的感情放纵和极端的意象妄想。因此，在这种混合着伦理学和医学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梦想着从疯癫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不是起源于人类的爱心发现了疯癫病人的人性，而是源于一种使疯癫受到自然的温和约束的愿望。
吉尔这一古老村庄自中世纪末期起就一直提供者已被人遗忘的禁闭病人和隔离麻疯病人之间的联系的证据。但是在18世纪末，它突然获得一种新的解释。它曾经是将疯人的世界与正常人的世界粗暴而凄惨地分隔开的标志；此时，它却具有田园牧歌的价值，体现了重新发现的非理性和自然的统一。这个村庄曾经意味着，应该将疯人禁闭起来，保护有理性的人免受其害；此时，它却显示，疯人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使他处于一种相当于自然法的状态，因此他与有理性的人和好如初。据儒伊（jouy）描述，在吉尔"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疯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他们不受束缚，享受着和其他公民一样的自由。这里为他们提供有益于健康的食品，清新的空气以及各种便利措施。由于这些条件，绝大多数疯人一年后便康复了。"在这些制度机构中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但隔离和禁闭的意义却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具有积极的价值。这里原来是一个晦暗冷寂的黑夜王国，在这里非理性回归到其虚无状态。现在这里则开始被一种获得解放的疯癫必须遵从的自然状态所填充。禁闭作为使理性脱离非理性的手段并未撤除，但是，就实现其主旨而言，它所圈占的这个空间显示了自然的威力，与旧式的限制和压迫系统相比，这种自然力更能约束疯癫，更能从根本上制服疯癫。因此，应该使疯癫摆脱那种压迫系统，让疯癫在这个具有积极效能的禁闭空间中自由地抛弃其野性的自由，接受大自然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法律。因为是法律，大自然就能约束欲望的放纵。因为是真实的，它就能减少反自然的因素以及各种幻觉。
皮内尔在谈到萨拉戈萨市的医院时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况；在这里“耕耘所激发的诱惑力，以及通过春种秋收来满足需要的天然本能，被用来抵消想入非非的精神活动。从早晨起，你就会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到属于医院的田间地块，赛着完成季节适宜的任务：种麦子、蔬菜，接着开始关心收成，关心建棚架，关心采摘葡萄和橄榄。夜晚，在这个孤寂的医院里，你会发现他们都已平静地入睡。这所医院的常年经验表明，这是使人恢复理性的最可靠有效的方法。”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后面有一种严格的含义。返朴归真之所以能有效地对付非理性，仅仅是因为直觉受到控制，并分裂出与自己对立的一种直觉状态。在这种直觉状态中，狂暴被排除出现实，野性被排除出自由，自然（本性）不再承认以反自然的荒谬形象出现的自身。总之，自然本性受到道德的调节。在这个安排好的空间里，疯癫再也不能讲出非理性的语言以及本身所包含的超越了疾病的自然现象的一切东西。它将完全被封闭在一种病理学中。这种转变被后人当作一种积极的成果，当作向某种真理的靠近，至少是向认识真理的可能性的逼近。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恢复其本来面貌；这种转变实际上是把古典主义的非理性体验完全变成关于疯癫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悄悄地成为在19世纪被说成是科学的、实证的和经验的各种观念的核心。
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这一转变起源于治疗方法，但很快就广为流传，赢得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该世纪末导致了疯癫体验的大改造。不久，皮内尔就能这样写道："为了遏制疑病症、忧郁症和躁狂症，必须遵从永恒的道德法则！"在古典时期，要想区分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是徒劳无益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心理学。譬如，让病人服苦药，这并不只是生理治疗，因为心灵和肉体都需要清洗。再如，让忧郁症患者过一种劳动者的简朴生活，让他看到自己谚妄的可笑之处，这也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因为这里主要考虑的是神经中的元气运动，体液的浓度。但是，在前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品质转变”术。此时疯癫的本质被视为自然本性和疾病。在后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话语艺术，真理重建术。此时，疯癫的含义就是非理性。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作为古典时期的标志的这种非理性体验的统一瓦解时，当疯痴被完全限定在一种道德直觉领域中，因而仅仅是一种疾病时，我们在上面所做的区分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原来属于疾病的东西被归于机体，而原来属于非理性，属于超越其话语的东西则划归给心理。正是在这时候，心理学诞生了。这学科不是揭示疯癫的原理，而是作为一个象征，表示疯癫此时脱离了它的非真理性，从此它仅仅是一种现象，无足轻互地漂浮在自然本性的模糊表层上。疯癫变成一个谜，除了受到解析外，没有任何真理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公正地对待弗洛伊德的原因。 弗洛伊德的 《 五个病史 》 与雅内（ Janet ）的 《 心理治疗 》 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发现上的粗细之分，而且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回归。雅内列出了分类的因素，画出了一个分类表，归并了不少东西，或许还侵占了其它领域。弗洛伊德则在疯癫的语言层面，重建了因实证主义的压制而沉寂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基本因素。他没有对心理疗法做任何大补充。他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最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疗法如此之快遇到了它的反题以及对其结构的确认，对此我感到惊讶。因为精神分析涉及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非理性体验，这种非理性体验恰恰是在现代世界中心理学的意义一直加以掩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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