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第十三卷│超奇篇第三十九（2）

【原文之二】

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字词】

1、俶傥：（tì tǎng）亦作“俶倘”，指卓异不凡；豪爽洒脱

2、缊：（wēn）赤黄色；饶；（yùn）乱麻；旧絮

【拙解】

引用传书之意，写出美妙文辞，非卓越之才，不能胜任。通览古书者，世间众多；著书撰文者，历代皆少有。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犹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一样，同时出现于同一时代。其余者仅有，往往如此，譬如珠宝玉器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因此说能研讲一种经书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引用传书之辞用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深入思考撰文以成书者为鸿儒。故而儒生超过俗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强于通人，鸿儒则超过文人。所以说鸿儒，就是所谓的超而又超之人。以超越极多者，与儒生相比，好似将华丽乘车与破车相比，将锦绣与旧袍相比，相互差距太大。如果与普通人相比，如同太山之山巅与山脚，长狄人之颈项与脚掌，不足以说明。所以山丘是以土石为主体，其中若有铜铁，也是山中罕见。铜铁已是罕见，或许还会挖出金矿玉石。鸿儒，便如世间的金矿玉石也，罕见之中又罕见。罕见之中又罕见，才能也是更加突出，皆有高低之分。

【小议】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同为读书人，有人成为高士，有人终未脱俗。何以成为高士？一曰会读书者，二曰读书以致用。会读书者，可从书中增益自己的智慧，能以书中之道品鉴当今现实，纵览时势，得展胸怀之志。文中所言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仅以博览、作文判定高下，此为时代所限。若论及当世，读书人实在是太多，所读之书早已不限于经道传书。可以说，当世可称“金玉”奇才不胜枚举，且其知、其智、其能远非鸿儒、文人可比。遑论一句：既然金玉为奇，奇者必少，俗者为多，奇者自然可贵，俗者亦无需自卑。世人多为俗，俗人亦有自己的人生，各行其道，只要无害于社会，皆是百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不为“奇”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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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