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愤行吟到安然自嘲：杜甫的诗歌转型

所评图书： 书名：《诗的引诱》 作者：（美）宇文所安 译者：贾晋华 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8月

逃出黑暗世界，摆脱疾愤与不安，诗人杜甫在公元760年，以59岁的高龄抵达成都。

之前的几年，对于这位个人光芒完全被遮蔽在李白之下的诗人来说，完全是场噩梦。杜甫宦途极其困顿，成为了权相李林甫与政敌争斗的连带牺牲品之一。他在年轻时曾写下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样豪情万丈的诗句，俨然有李白式的广阔。但人生的剧烈转换，使得后来的他，创作风格几乎完全变了。杜甫的人生坎坷，造就了其多样化的作品风格，为后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传颂名篇，而他本人及其家人却承受着今人难以想象的煎熬：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 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这首《彭衙行》描绘的就是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杜甫率家人迁移避祸途中的经过。全诗体现了自然主义的风格，细致入微的展现了避祸途中的遭际和感受。杜甫开始摆脱之前作品中相对内敛的感情特点，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写出了许多感情激烈的诗篇，类型也更加多样。比如，《三吏》、《三别》、《哀江头》等。

来到成都的杜甫，迎来了一个丰富多产的时期。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巴蜀大地常常能凭借地利而为民众提供庇佑。成都时期的杜甫，开始建构一种新形象：“作为老人的成熟的、办幽默的自我形象。”比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就写出了一个不无自嘲精神的老诗人形象：

“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退休前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宇文所安在其所著的《诗的引诱》书中就写道，杜甫的成都诗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也就是他本人开始更好的与他人保持距离，从而为他自己“以幽默的畏惧观察自我”提供条件。

宇文所安指出，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杜甫流露出的仍然是自我怜悯、自嘲、幽默夹杂的情绪：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首诗融合了“描述的自然主义世界和象征幻想的世界”，也统一了诗人自我构建的两个形象：“既滑稽可笑又豪迈英勇，既富有同情心又幽默诙谐。”

杜甫这个时期，既能严肃的探讨文学的要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经常自嘲于文人、诗人无用“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兴”。

成都时期的杜甫，并没有如唐朝的其他许多诗人那样过着富足生活，相对而言仍然清贫，但他仍然取乐其中，经常在作品中出现“老狂士在小农舍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周围是优美的自然风景”的情致。

比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这样的情致在杜甫离开成都后，依然得以保持，所以写出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样的惊艳金句。

宇文所安说，杜甫在世时，从来都没有成为过文坛、诗坛的核心人物。杜甫生命最后阶段是在漫游偏远地区度过的。在他死后，作品甚至一度无人问津，又过了几十年，韩愈、白居易等人开始将杜甫与李白相提并论。杜甫诗歌的盛誉，也正源自于韩愈为代表的中唐作家的反复模仿。人们开始意识到，杜甫是李白之外中国诗歌的另一座高峰，开拓了题材范围，促成各种要素在作品中重新组合。《诗的引诱》书中指出，杜甫将许多生活体验的内容，而不是个人想象写入诗歌，使得非虚构世界也可以表达感情和意义；而且，杜甫的作品相对简洁、凝练，质朴而唯美，让一些看上去像是口语表达的语句嵌入诗句中，也并不显得俗气。

《诗的引诱》一书被收入译林出版社丛书“大家读大家”的第二辑。这套丛书邀请当今人文大家为读者解读古今中外名家名作。在这本《诗的引诱》中，宇文所安为读者详细鉴读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几位诗人，包括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杜牧等，并通过解读唐诗的创作方式和规律，为读者找到理解唐诗奥妙提供帮助。全书行文流畅，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有助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完成对唐诗的“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