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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块神奇而又神秘的艺术宝地，那里的莫高窟，那里的反弹琵琶飞天女神，那里的沙漠和月牙泉，那里的壁画和敦煌文书，无不令人神往。其实，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珍宝外，敦煌还是汉代简牍蕴藏最丰富的宝地之一。 早在上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就在敦煌马圈湾附近发现了869枚汉简，随后，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又发现了48枚汉简，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市博物馆联合对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专项调查，这次调查的发掘面积多达1900平方米，其中从15个发掘地点中出土了1217枚汉代简牍。 这批简牍绝大多数是以红柳或胡杨所制作，其形制包括简、牍、符、觚、签、封检、削衣等，简的长度一般是23cm左右，宽0.8cm左右，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批纪年简，所记的年号包括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至王莽时期，数量多达60多枚。 地皇三年木简（及局部） 这里所介绍的“地皇三年”木简（如图）就是这批纪年简中比较有艺术趣味的一枚章草书汉简。简的形制和一般木简差不多，就一行字，其简文为：
这应该是一册简书中的第一枚，因为“敢言之”是汉简上行文书中的习语，是向上报告的谦词，其后就是要上报的内容，但简文“谨以廷”还只是报告的开始，故后续肯定至少有一枚简以上的文书内容。可惜的是，从已公布的资料看，整理者好像尚没找到它。 简文虽短，但其中的纪年比较复杂，这里稍作一些解释： “新”是王莽废汉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汉朝为新朝的意思。 “始建国”是王莽模仿秦始皇所设“始皇帝”的名号，希望其所建新朝能传之万世而设置的年号。但不同的是，王莽所设的“始建国”下面还有次一级的纪年单位，如“天凤”“地皇”之类。对此，清代的洪煊曾指出：“称‘始建国’元年，以虚示不改元之义。故至天凤改元，犹以‘始建国’冠之。” 由此可知，“始建国”乃是王莽期待他的“新”朝能传之万世的一个统领性年号，而后面所附的“地皇”才是其具体的年号。 “上戊”是王莽所特设的历法名，也就是所谓“上戊历”的简称。因在五行中，戊己属土，而王莽以得土德自居，故登基伊始，就宣布“服色配德上黄”，故历法也从以寅为岁首的“夏正”（汉代历法）改为以丑为岁首的“殷正”（新历），这种新历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王莽历，也就是这“上戊”所表示的意思。 “正月戊子朔癸丑”即正月的朔日（第一天）为“戊子”，癸丑即正月的第26日。 “诛虏候长晏”，“晏”是人名，“候长”即候官，是汉代边境主管烽燧的官员。“诛虏”一般作官名的修饰定语，如常见的“诛虏将军”等，但也可作边塞某个烽燧的地名使用，类似的如“吞远候长”之类。 简文的意思大概是：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26日，诛虏候长向上级报告：谨以廷…… 尽管这仅仅是一枚起首简，但其简文的书写特点却很值得品味。从书体来看，简文是比较典型的章草写法，其风格雄强劲健，其构形生动多姿，其用笔富有变化，自然书写的艺术趣味非常浓厚。 首先，从用笔来看，其粗细的笔道随形变化，随心所欲。有些笔画似乎有点随意而粗糙，但放在整个字中就显得趣味横生，如“建”字的竖笔，粗重而压笔直行，然后向左下斜出收笔，似乎有点粗率，但它与富有变化的五条横画交叉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轻重变化的组合，自然而生动。再如“三”字的横画处理，无论是起笔的处理还是笔道运行的轻重处理，都完全没有雷同，特别是第三横的有意错位，更有其艺术的趣味。 其次，在构形的处理上，独具特色。例如起首的“新”字，其右边“斤”的留空和倾斜，简直出乎一般的想象，雄健而飘逸。再如“诛”字，其左边的“言”旁非常夸张，而右边的“朱”却压缩一起，构成一个左松右紧的有趣形态，新颖别致。 第三，在文字之间的组合上，其上下呼应的例子很多。例如“新”字右侧留空，而“始”字则写满全简。再如“上”字左侧留白，而“戊”字特别地写满全简，与“上”字有机呼应。又如“言”字的一横左边顶边，右边留空，而“之”字则左边留空，右边出边，两者之间互相照应避让，生动有趣，其他诸如“三年”“正月”“癸丑”“诛虏”“候长”等，都是这类组合关系，令人惊讶。 此外，简文中的几个特殊的构形，也是西北汉简中章草的典型代表字形，如“新”“癸丑”“诛虏候长”“晏”“谨”等字，都是极有个性特征的字形，我们在学习汉简章草体式的时候，都要高度关注这些文字的形体特征。 （文/陈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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