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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清代光绪皇帝亲笔书写的朱谕，字迹工整、敦厚，字里行间向世人倾诉着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同时又透露出一种追求改革，发奋进取的决心。这份朱谕的书写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光绪朱谕 这一年的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其苦衷难以言表。他痛定思痛,经过深思熟虑后用朱砂红笔写下一道谕旨。这道朱谕总结了清朝失败的原因，说明了在“万分为难”的情况下签约的原委，提出今后要君臣上下一心，清除积弊,进行改革,以图自强。不久,光绪皇帝毅然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以除旧布新,推行新政。 1894年(光绪二十年)，这一年干支为甲午，故史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持续近9个月,日本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打到中国境内,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部分重镇,占领威海卫,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最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以史为鉴,回顾这段历史，对过去、现在、将来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甲午战争为何因朝鲜而起，缘由还要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说起。早在秦汉时期朝鲜已同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清朝在1637年(崇德二年)便和朝鲜建立了封贡关系。即清廷派使节册封朝鲜国王，朝鲜国定期向清朝进贡物品。朝鲜国内政由其国王自理，清朝不加干涉,但有义务保护其主权和安全。清朝从1637年(崇德二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共册封了十一位朝鲜国王; 1639年(崇德四年)至1875(光绪元年)共册封了十四位朝鲜王妃及多位世子。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农民革命运动)，国王高宗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兵帮助镇压。而日本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乘机派军队开进朝鲜,名为保护，实为侵略行径。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撒兵，日本不但拒绝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干涉朝鲜内务,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向中国进行挑衅并蓄意挑起战争。 是年7月25日清晨,清北洋海军巡洋舰济远、广乙号奉命护送运载清军援兵往朝鲜牙山增援,完成任务后返航，当行驶到朝鲜丰岛附近海面时,遇上日军吉野、浪速及秋津洲舰,日舰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突然向中国军舰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大东沟附近的海面突然袭击了北洋舰队,挑起黄海海战。 北洋舰队原本是护送招商局轮船运兵到大东沟登陆，第二天返航时与日舰遭遇。总指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立即下令迎战,参战的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超勇、扬威、广甲等舰船迅速排列成人字队阵行向敌舰反击。 不久丁汝昌被炮火击伤,信旗被毁,指挥失灵，但各舰官兵仍奋力冲向敌舰，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及赤城、吉野、比睿、西京丸等舰,迫使其撤离战场。北洋舰队致远号和经远号遭受重创,其余舰船返回旅顺、威海。按照“避战保船”的方针北洋水师不再出战。使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并策划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 1894年10月24日，日军向中国辽东半岛发起进攻,辽东战役打响。第一支军集结近3万人突破清军鸭绿江左翼防线，向军事重镇九连城一线进攻。 此时清军早已在安东至九连城一线布兵数万人分左、右两翼进行设防，他们顽强奋战,打退日军多次冲锋。但因援军被阻,守城清军撒离，日晖轻而易举占领了九连城。 日军一路西进占领了大东沟、海城等辽东数个重镇。消息传到紫禁城,慈禧太后害怕了，如果日军继续北上，那将严重威胁奉天(沈阳)老家，自己的老祖先都埋在那里呢，决不能遭到兵赞之灾。于是清廷赶紧调集重兵构筑新的防线，与日军交战数十余次，历时3月有余，暂时阻止住日军的攻势。
辽沈地区的危急刚刚缓解,第二支日军又从海路登上辽东半岛南部,因清廷将重兵布防在辽东半岛北部，日军只受到轻微抵御便顺利上岸,准备取金州占大连。驻守金州的清军顽强阻击，打退日军多次进攻,金州城仍没有保住。随后日军轻取大连湾,突破旅顺前沿防线,迫使清军放弃旅顺口仓皇撤逃。
就这样由清政府经营数十年、耗资数千万的船坞、炮台落人日军之手。不久8军开始向辽河以东营口、鞍山一线进发，早有防备的清军奋力阻击，交战中硝烟蔽空异常激烈,清军渐渐不支,鞍山、营口相继失守,此后清军一蹶不振,日本遂将罪恶之手伸向山东半岛。
1895年1月底，日军动用联合舰队及日，军数万余人从海、陆进攻威海。威海卫保卫战19天。清政府鉴于山东半岛是京畿左辅,战略地位重要,很早就开始布防。威海卫军港依据天然屏障修筑工事易守难攻,同时又添新兵、筑炮台，加强海上防御，另有旅顺失陷前驶人威海的北洋舰队,这样的兵力完全可以与日军抗衡,但战势的发展令人失望。
日军3万余人由联合舰队护送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守岸清军因兵少力单被迫后撤，荣城失守。随后军兵分合围威海港南岸炮台，驻守炮台的清军奋力抵抗,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炮台全部丟失。不可思议的是驻守威海卫和北岸炮台的清军还没参战就被全部溃散，致使日军长驱直人,威海卫城陷落。
更可怕的是北洋海军完全被堵在港内，成为日本海军的靶子，日本海军利用缴获的原威海港南岸炮台的大炮猛轰北洋舰船。坐以待毙只能是灭亡，这时提督丁汝昌带领清军水陆官兵开始向日舰发炮还击，击中日舰2艘,激发了清军斗志。第二天深夜北洋旗舰定远遭日军鱼雷艇偷袭击伤搁浅,又有北洋海军来远、威远、宝筏三舰相继被日舰鱼雷击沉,北洋海军实力大损。
日军趁势发动总攻,清军士兵亦不示弱，勇敢迎敌,击中日舰4艘。在大好形势下，北洋鱼雷艇管带王平却贪生怕死，率10余艘鱼雷艇和2艘汽船逃跑,日舰紧追不舍,结果大部分鱼雷艇被击沉。丁汝昌看到大势已去，害怕北洋战舰落人敌手，下令炸沉各舰船，自杀殉国。自杀殉国的还有刘公岛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定远管带刘步蟾。
威海港被日本占领了，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舰船被日军缴获,插上日本国旗。就这样,清政府于1888年正式建立的第一支海军舰队全军覆没。
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特派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一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规定了一系列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条款: 清朝政府承认日本奴役长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的朝鲜(之前中国已失去亲密的藩国琉球)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彭湖列岛;赔偿战争军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上述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并规定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的优待之权.....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一致斥责李鸿章丧权辱国，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成了丧权辱国的代名词。造成中国蒙耻受辱，并且以一个曾经最强盛的东方帝国面临被列强肢解与瓜分的险恶之况。
可惜，清廷最高统治者那拉氏竟然以女人的狭心，为不影响六十之寿，竟不顾国家利益，一直欲向日本求和。据《翁同和日记》载: 1894年9月27日 (9月17日爆发黄海大战)，那拉氏召见翁氏，拟命其赴津告李鸿章，并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争端。
李鸿章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是9月19日上奏的，可见慈禧根本不屑一顾。光绪抱负很大，也确想有所作为;但他并不懂军事，多少有些好大喜功，只希望凭血气之勇出战，其实正中了日本速战的诡计。再者，光绪虽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他后面有垂帘的那拉氏，也无法调动全国军事部队。所以李鸿章的正确战略终未被采纳。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覆没于刘公岛。那拉氏惊慌失措，决心全面求和。当天，她就开复了清廷对李鸿章军事失利的一切处分。2月13日即北洋海军覆灭的第二天，便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出使日本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按惯例，李鸿章起码在几次海战中负有指挥失当的严重责任，理应法办。但旋而成为“商约”重臣，这真是贻笑万邦、滑天下之大稽。
但实际上，这也非那拉氏本愿。1894年10月在刘公岛战役前，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登陆,那拉氏已私心欲望议和。她马上起用10年前被自己罢黜的恭亲王，表面上是以亲王之尊督办“军务处”，指挥对日作战。实际恭亲王是老牌“洋务”，只会纵横之术，根本不会决胜帏幄。那拉氏也正要他重新主持总理衙门，开展议和。
恭亲王多次与英、俄公使密谋“调停”之事。但清廷提出的中外议和代表(如税务司德国人德璀林及张荫桓等)，日本均予以拒绝，只指名李鸿章有资格与日本开议和约之事。实际日方是有意让李鸿章担任“和议”代表以促进和谈。因为日方深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与日方上层人物有很深的交往。
日本倚仗军事上的优势，通过美国公使转示清廷，以割地、赔款、朝鲜脱离中国独立等为议和条件，这无疑是城下之盟。
李鸿章以败将之身，肩负议和之任，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平心而论，在与日本和议之初，他并非甘心丧权辱国。李鸿章怎甘愿背上汉奸的耻辱?所以他自天津赴京觐见光绪皇帝时，光绪询问他的议和方针，他慷慨发誓： 割地不可行，议和不成则归耳!
当时陪侍皇帝的翁同和将李鸿章此语记入他的日记，并有“语甚坚决”的描述。翁同和作为帝党中坚，一直与李鸿章有宿见，他的记载应该是公正和可靠的，因为假若李鸿章主张丧权辱国，翁氏肯定是做为罪状记录，以备秋后算账的(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帝党” 把乞和之责都推给了李鸿章)。当时不少大臣如孙毓汶、徐用仪等，都认为不割地恐难议和。李鸿章“割地不可行”的坚决主张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
李鸿章因为自己的窘境，不可能再坚持“持久战”的主张，更不敢得罪西太后，他只好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虽然光绪支持朝中主战派，但终因那拉氏亲自决断，主和派控制了局面。光绪和主战派最终回天无力。这首先丧失信心，继而涣散军心。军心一失，持久战便不可行，而“调停”更属失误。正如当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云:‘“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靠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样，我们必须有第二只筷子一一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李鸿章幻想折冲樽俎，曾分别拜访驻京各国公使乞援，并发电给清廷驻英法大使和驻俄德大使，密商于四国外交部，请其调停，但各国反应冷淡。李鸿章有所气馁，向朝廷建议:“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可见他是想把责任推给朝廷。由于清廷一直磋商割地条款问题，延误了李鸿章赴日时间。狡猾的日本人见清廷只寄希望于议和， 放松军事戒备， 便突然发动辽河攻势要挟，于3月4日至9日五天之内连下牛庄、营口、田庄台等辽河重地，一时关内震慑，京津告急。其实，不待日军发动攻势，在3月3日，那拉氏已通过庆亲王命李鸿章“ 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商定议”(《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这等于赋予李鸿章可以“定议”丧权辱国的全权。
当然，李鸿章也曾尽力减少辱国条件，在谈判中一直不同意全面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3月19日李鸿章率团至马关，次日始与日方谈判。到24日哄举行三轮谈判，双方辨论都甚激烈。但因李鸿章突遇刺客袭击中左颊，一时中外震动。日本考虑有失体面，遂稍作让步，提出修正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战胜者的狂傲坚持条款决不再减，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甚至恫吓要“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并威胁李鸿章也难保证其“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
李鸿章于辩论后极为愤闷，他对随员顾问科土达愤言:“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抵抗日本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见《科士达回忆录》)这其实仍是“持久战”战略的延续，如果李鸿章的设想实施，中国采取强硬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签字者李鸿章态度，一面整军备战，只要拖下去，日本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
可惜，李鸿章并未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汇报请旨。4月10日请旨，4月13日清廷即复电: “......即与定商”，李鸿章即于17日签约。这一丧权辱国的大耻使“四万万人齐下泪”，使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沦丧倭寇腥膻达50年之久!并且使日本野心膨胀，又于本世纪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炎黄子孙血流漂杵，损失无法计算。其罪魁自应是那拉氏，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 ?
李鸿章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背着甲午海战的包袱，尽管他主张不能割地，甚至主张迁都长期抗战。但他不敢坚持，因为他明白，那拉氏就是让他屈辱求和。如果他抗命，很可能乌纱不保，还会有“抗旨”之罪。但他如果真正抗命，他会成为英雄。而且由于有光绪和主战派的支持，他未必有死罪，无非丟了顶戴花翎，却落个清白。李鸿章把定夺权推给最高决策者，以为可以避免清议，但是条约是他代表中国签字生效的，这个耻辱他怎么能洗刷掉呢?
梁任公《李鸿章传》云:“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不是没有道理。他又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而仅摭拾泰西皮毛”，虽然苛刻，却不无道理。例如，李鸿章号称通晓洋务，但他去日本议和，居然还携带战前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所使用的电报密码，其实这套密码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已被日本外务省破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在谈判中岂能不步步被动?
另外，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马关条约》的签订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奴颜婢膝，甚至甘心卖国，说他是汉奸行径是绝不会错的。 李鸿章赴日“商定和约”，李经方因“曾任出使日本大臣两年，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学”，被清廷任为参议随行。谈判中，日方提出两个议定方法，其一为将停战条款全部提出后议定，其二为逐条分别依次议定。若弱国外交，肯定会竭力拖延而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李经方却坚决主张采用第一种方案。方遂提出:一俟条款提出，必须于四日之内答复。
因为条款苛刻，清廷尚未回电同意，日方严厉质问，李经方竟恬不知耻告白:“现在我父子之地位极为困难，尚乞谅察.....”。而且，日方只是危言恫吓“增兵”，李经方竟连续发电国内总理衙门，谎称日方“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 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以继进”，对当时日本国库空虚，征困难却只字不提。清廷同意签订条约，李经方无疑对清廷决策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1895年，田庄台，战火破坏的遗迹和遗体 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清廷恐批准而激变，逐令李鸿章改议。应该指出，李经方的卖国行径不能不对李鸿章产生影响，这:对父子对日方乞怜，但对朝廷旨意却敢于抗命，借口“已订条约，再行更改，虑腾笑万国”而拒不从命。另外，条约签订后，谁都不敢赴台办理“交割”。后经人推荐，军机处严命李经方负责。他居然希望从速交接，并交出了日方也未提出的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海口、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并连夜署名盖印。卖国丧地之心，何其爽快!
1895年，(营口)，三个日本兵 说父子狼狈为奸，近乎苛刻，但李鸿章对于李经方汉奸行径的默许、纵容，却是不容置疑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那拉氏的国策(这两句写在有关《辛丑条约》的诏书中，为世界各国外交史所绝无仅有)，不仅影响了清代后半叶外交活动，而且影响了民国以后的外交活动，如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同意，蒋介石对收复琉球的漠然、收回外蒙和收回香港谈判的失败，等等。凡我炎黄子孙，岂可忘记上述奇耻大辱!
1895年，(营口)，清军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遗辱后世，反对割台的台湾义士丘逢甲的诗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和百姓的看法。但也不能因此就判定李鸿章为“汉奸投降派”。他在谈判中还是一直竭力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但，正如任公所云:“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是极艰难、屈辱、忍气吞声的外交谈判。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薛福成的与英国中缅划界谈判、曾纪泽的中俄谈判未曾丧权辱国。
1895年，(营口)，英军 李鸿章的官爵比薛、曾二人高得多，在他之前与之后，拒签条约的不是没有，如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当然，这里有一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得失的权衡，清名与骂名的矛盾，因为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是“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日本浮世绘《马关条约》 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份《马关条约》原件，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字字沉重，令人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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