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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梅艳芳的名人效应，加上受益人梅母对家族信托的长期持续挑战，梅艳芳家族信托成为了华人家族信托领域的一个著名案例。本文通过梳理梅艳芳家族信托的判决书，在客观呈现梅艳芳家族信托相关细节的同时，也试图廓清该信托的相关问题，并提供分析意见，以飨读者。  （文/王毅博 丹恒传承特邀作者）
判决书里确认的梅艳芳家庭关系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和公开信息，梅艳芳的家庭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上图中的英文名均来自判决书，中文名均有媒体公开报道确认）
事实背景 关于案件的背景，判决书披露了部分内容，很多媒体也进行了详细报道，本文简述如下：
判决书里确认的信托等相关安排 （一）信托设立准备阶段 
2003年12月3日，梅艳芳在何傅瑞娜、刘蔡秀莲和主治医生的见证下签署了信托契约和遗嘱。对于信托契约，梅艳芳在签署前向刘蔡秀莲询问了Karen Trust的诸多安排，譬如受托人能否任意增加或减少受益人等。在得到刘蔡秀莲的答复或解释后，梅艳芳签署了信托契约，并将港币1,000元作为信托资产交给了刘蔡秀莲。对于遗嘱，遗嘱仅载明梅艳芳在去世后的所有遗产都应转入Karen Trust。Karen Trust是一个依据开曼法律设立的酌情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其中梅艳芳是设立人，HSBC是受托人。此外，HSBC也是遗嘱的执行人。作为酌情信托，Karen Trust赋予了受托人HSBC较大的权力，如取得和管理信托投资收入、变更受益人、认定被排除人士等。除了信托契约和遗嘱，梅艳芳还于2003年12月3日确认了受托人备忘录（Trustee memorandum）[4]。在该备忘录中，梅艳芳向受托人表达了以下意愿： （1）在梅母在世期间，受托人应为梅母持有信托资产，并每月向其固定分配7万港币； （2）将两处分别位于Happy Valley和伦敦的房产赠送给好友刘培基[5]；（3）留出170万港币用于4名侄子侄女的教育：在这四人25岁前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时，Karen Trust每年将给付10万港币给相应的受教育者，但每人最多不超过40万港币，剩余10万港币作为HSBC的管理费;（4）在梅母去世后，信托资产全部分配给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New Horizon Buddhist Association Ltd.）。
2003年12月20日，为了在生前将资产转入Karen Trust，梅艳芳签署了相关授权文件。此时，资产转入Karen Trust所需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启动执行。但由于圣诞假期将至和刘蔡秀莲提前休假，梅艳芳同意在圣诞假期后启动信托资产的转入。但出人意料的是，梅艳芳病情随后急转直下。梅艳芳因肝脏情况恶化而陷入昏迷，并于2003年12月30日死于急性肝功能衰竭。最终，梅艳芳没有成功在生前将她的实质性资产转入信托。  受益人梅母的持续挑战 梅母在梅艳芳去世前两天签署《紧急治疗同意书》时才知晓梅艳芳的病情，且当时并不知晓遗嘱和信托设立事宜。在梅艳芳去世后，梅母知晓了遗嘱、Karen Trust和受托人备忘录中与她有关的安排，并开始了挑战Karen Trust信托有效性的漫漫长路。 
 问题探究及分析 1、 Karen Trust是生前信托还是遗嘱信托？
生前信托和遗嘱信托是家族信托的两种常见类型，两者区别十分明显，具体对比如下:
| 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Inter vivos trust） | 死后信托/遗嘱信托 （Testamentary trust） | 含义 | 设立人在生前通过签订信托契约设立的信托 | 设立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 | 信托设立条件 | 设立人生前 | 设立人去世 | 设立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契约，并转入信托资产 | 设立人的遗嘱完成认证，且遗嘱执行人将遗产转入信托 | 类型 | · 生前可撤销信托* * 设立人享有撤销权的信托，即设立人有权撤销信托、将信托资产重新归于自己名下 | 由于设立人已经去世，遗嘱信托在生效后均为不可撤销信托 | · 生前不可撤销信托* * 信托一旦设立，设立人将无权撤销信托 | 特点/功能 | 可以避免复杂的遗嘱认证[6]程序 | 由于遗产仍在已经去世的设立人名下，遗嘱信托无法避免遗嘱认证 | 原则上信托文件是保密的，有利于保护设立人的隐私 | 遗嘱在经认证后会成为公开资料，可能会影响设立人的隐私 | 在进行适当规划、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信托具有遗产税优化的效果（需结合相关法域进行具体分析）[7] |
实务中，由于遗嘱信托的种种不便（如遗嘱和信托需同时有效、受托人接纳度低等），家族信托多采用生前信托。由于梅艳芳是在生前签署了信托契约，并同时转入了1,000元港币的信托资产，因此，梅艳芳的家族信托是生前信托。 2、 Karen Trust是开曼信托，为何香港法院有管辖权？就梅母在香港法院提起的一系列诉讼，Karen Trust的受托人HSBC主动接受了香港法院的管辖[8]。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信托管辖权这一问题，虽然Karen Trust的适用法是开曼法律，但是如果Karen Trust的受托人和主要资产均在香港，受托人也同样在香港对信托资产进行管理，香港法院也可能会对Karen Trust有管辖权。虽然梅母长期通过诉讼执着地否认信托安排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Karen Trust的信托条款本身存在问题。就信托本身而言，Karen Trust不是一个失败案例，具体理由如下：- 从信托的有效性来看，Karen Trust在梅母的屡次挑战下仍然未被击破，有效发挥了资产隔离和保护的作用。
- 从设立人的意图来看，虽然梅母因多次诉讼无法支付律师费而两度被法院宣告破产，但Karen Trust依然保障了梅母在梅艳芳去世后大部分时间的基本生活。
- 从信托安排上来看，Karen Trust采纳了“生前信托（Living Trust）+倾注遗嘱（Pull over will）”的方式。这样的安排可以综合信托和遗嘱的优势，不仅可以利用信托的隐密性，还可以利用遗嘱将设立人生前未能放入信托的资产全部转入信托。
- 从设立信托用时来看，Karen Trust的设立用时非常短（从启动设立到最终设立仅有一周的时间），且梅艳芳当时正值病重。在此情况下，Karen Trust能实现前述效果殊为不易。
4、 Karen Trust可以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信托固然是一个理想的家族资产保护传承工具，但想要实现家族基业长存，还需引入家族治理机制与之相配套结合。家族治理机制并不属于信托契约的必备条款，但通过合理设计可以充分嵌入家族信托。 在家族治理机制中设置家族内部的争议解决/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地缓和、疏导、并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从而避免矛盾直接进入费用高昂、耗时漫长的诉讼程序。 家族财富传承宜尽早、审慎、充分规划。梅艳芳用一周迅速设立家族信托，实属紧急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对于高净值人士而言，应与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讨论、并在对相应机制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设计出符合自身家族实际情况与要求的信托机制，才能在后续的信托运营管理中与受托人保持顺畅、默契的合作。
注释; [1]参考网址： https://ent.yxlady.com/star/meiyanfang/about.shtml [2]参考网址： http://news.cntv.cn/20120307/123309.shtml [3]参考网址： http://www.chinanews.com/ga/shwx/news/2008/04-24/1229962.shtml [4]判决书中所提到“受托人备忘录”（Trustee memorandum）实为“信托意愿书”（a memorandum of wishes or a letter of wishes）。信托意愿书是酌情信托的一种常见安排，设立人可以籍此就其去世后的信托运作向受托人传达意愿或建议。信托意愿书通常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会对受托人形成法律拘束力，但是受托人管理信托的重要参考文件。 [5]刘培基是香港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曾为梅艳芳设计了多种形象，成就了“百变梅艳芳”的美名。刘培基不仅是梅艳芳的工作搭档，还是其生前挚友。 [6]遗嘱认证是一项法庭命令，授权一名或以上的人士根据遗嘱中的指示管理死者的遗产。获授权人士被称为遗嘱执行人。本案中，Karen Trust虽然是生前信托，但由于引入了遗嘱安排，所以无法避免遗嘱认证。 [7]香港已于2006年2月11日取消了遗产税。以英国为例，如果设立人在生前将资产通过赠与的方式转入信托并成功活过7年，便可以就该赠与转让免缴遗产税。 [8]以2015年的判决为例，根据香港高等法院于2015年6月22日出具的判决书，开曼法院允许HSBC自行决定是否就本次香港诉讼提出管辖权异议。HSBC出于经济高效的考虑选择接受了香港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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