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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脑机接口技术这一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的信息不绝于耳，虽有媒体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技术通过与话语、影像形成的双向互动形塑着当代人的想象。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为如《神经漫游者》等在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话语影响下产生的文艺作品注入了新的创意——本文作者王坤宇便基于大量电影文本（如《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黑客帝国》、《我，机器人》等），从三个叙事维度进行分析，强调脑机接口所带来的三个重要的创意潜力：人机互联的身体奇观、后人类新伦理语境以及赛博世界观的影像化呈现。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建构所起到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强调，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认知正是被影像、话语和技术共同型塑而成。这不仅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也同时为人类思考当下处境提供契机。这些都是此类影像的价值，也是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警醒。 本文原刊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5期，感谢作者王坤宇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坤宇 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影像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脑机接口技术（BCI，Brain Computer Interface）取得突破的消息不绝于耳，这引发了笔者的好奇。忙向长期致力于神经心理学研究的一位著名学者求证，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梦想照进推文。继而又连续强调“任重而道远”。也许当前的媒介环境夸大了脑机接口技术的进步，但是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这一概念和意象不断复沓却是不争的事实。惯常开脑洞的埃隆·马斯克甚至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Neuralink的公司，试图将科幻电影中的人机互联的情节变成现实。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脑机接口技术到底是什么？第二，叙事、影像何以热衷于这一技术的呈现，二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第三，科幻是否会照进现实，如果可能，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在对脑机接口技术的探索和相关科幻文本的勾陈中回答这几个问题。 从霍金的轮椅谈起 著名物理学家、宇宙大爆炸学说的提出者史蒂芬·霍金患有渐冻症，他的后半生均在轮椅上度过。而他的轮椅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脑机接口的案例。  斯蒂芬·威廉·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1.8-2018.3.14） 霍金在1985年就失去了口语表达能力。一位电气工程师为他设计了一个电脑程序，而后这个程序又被升级为记录霍金语言的设备。它可以每分钟“翻译”出物理学家的15个词汇，通过文字显示出来。20年后，霍金的肢体全部僵化，戈登·摩尔为他设计了升级版的轮椅。通过霍金的面部肌肉的动作来和系统互动，生成备选的语词，并进而用眼球控制红外线发生器以选定具体的词汇。六年后的2011年，霍金的眼球也不能动了，于是程序再次升级，具有了预测功能。但是霍金似乎与这一版本磨合地并不是很成功。 在霍金的案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人脑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或者抽象一点说是碳基与硅基之间的交互。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这个技术，我们首先应该对其内涵和外延稍作了解。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涉及神经科学、信号检测、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等多学科的交叉技术。[1]这种交互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类型：人脑对程序的指令，程序对人脑的作用和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作用。这一技术以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为基础，通过对脑侵入、半侵入和非侵入式的电极介入来实现对神经信号的记录、破译，从而可以对残障人士的辅助治疗，并可以在军事领域实现对人有机肢体的机械化加强等应用。侵入式脑机接口主要用于重建特殊感觉（例如视觉）以及瘫痪病人的运动功能。此类脑机接口通常直接植入到大脑的灰质，因而所获取的神经信号的质量比较高。但其缺点是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和疤痕，进而导致信号质量的衰退甚至消失。非侵入式的神经成像术作为脑机之间的接口，记录到的信号被用来加强肌肉植入物的功能恢复被试的部分运动能力。虽然这种非侵入式的装置方便佩戴于人体，但是由于颅骨对信号的衰减作用和对神经元发出的电磁波的分散和模糊效应，记录到信号的分辨率并不高。很难确定发出信号的脑区或者相关的单个神经元的放电。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走得更远，追求用一种叫做“neural lace”（神经织网）的技术，通过经静脉传输在大脑皮层中植入一层人工智能内壳来将人类大脑与计算机连接起来而可以上传或者下载思想。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改变大脑和机器的沟通方式，让人类与软件能够进一步融合而跟上人工智能（AI）的发展脚步。总体而言，脑机接口技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使部分残障人士重获语言、视力和运动能力等，但是离人们预想的状态还相差甚远。其可能对人的加强工作也尚处在非常初级的试探阶段。但是在艺术领域，通过对现有技术的点染和想象，已经将这种技术的可能性延伸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脑机接口题材的叙事潜力 有关脑机接口的电影有《攻壳行动队》（Ghost In Shell）系列，《机械战警》（Robocop）系列，《黑客帝国》(Matrix)系列等，最新的电影有《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此外还有《环太平洋》等更加概念化的制作。如果我们向前推溯，这一题材电影都可以在威廉·吉布森的划时代性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找到创意的基因。但是这种创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脑机接口创意往往和人工智能电影的其他创意共同构成错综复杂的奇观体系。在深入探讨这一题材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其上一级种属人工智能电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神经漫游者》 [美] 威廉·吉布森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人工智能电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话语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科幻电影亚类型。以控制论、生化技术、数据的无界流动等作为整合影片的高概念。以人机关系、伦理蜕变、末日核爆、人机战争等作为叙事主题。以未来装置、后人类身体、末世黑色美学等作为美学建构的基础。这种亚类以其对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世情呈现区别于时空穿越、外星接触等其他科幻亚类。是一个由想象力和技术话语联袂合成的，有关人工智能和人类存在反思的符号体系世界。[2]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存在一个递归的逻辑关系：脑机接口创意—人工智能亚类—科幻电影类型。脑机接口创意是人工智能电影最为重要的意象之一，为人工智能电影带来三个方面的叙事空间：人机互联的身体奇观、后人类伦理冲突和新的赛博宇宙观。  《阿丽塔：战斗天使（ Alita: Battle Angel）》 超越肉体身体的局限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冲动。麦克卢汉将自己的《理解媒介》的副标题定为“身体的延伸”。人类自从开始使用工具就不断地通过具象（工具）和抽象的媒介（符号、技术）在延伸着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兽（自然物）转换、灵魂出窍等原始创意无不源自于人的这种冲动。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想象力很容易被其所处的科技阶段所框定。例如《弗兰科斯坦》中的科学怪人的身体事实上是一个将机械化思维类比人类身体，并辅之以电力来驱动这一人肉机械。而到了《大都会》对于拼接身体的想象则与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共振。脑机接口带给人工智能电影的创意首当其冲地是对身体的加强，《阿丽塔：战斗天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主人公阿丽塔一方面具有人类中美丽少女的外表，另一方面除了大脑之外又都是机械加强的存在。这一点和更早的机械战警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机械战警是一个男性的形象，而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则是一个软萌的少女形象。通过对人脸-机形的这种拼接，创造出奇特的身体景观。而这种拼接还可以有很多其他元素的排列组合。例如丑陋男人的脸与强劲的机械身体，漂亮女性的脸与章鱼似的机械臂等。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拼接还是皮相的、机械式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与科学怪人式的拼接具有很强的继承关系。而这类电影叙事中的脑机接口事实上与科学怪人身体上的缝线的叙事功能是相似的，并没有深入到人工智能概念的深层。 脑机接口创意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创生了一个人机互联的后人类新伦理语境。后人类话题由来已久，从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喊出了：“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3]之后就不绝于耳。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将被“算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电影方面，《攻壳行动队》系列是一个典型。这部影片也仍然沿用着《大都会》式的人形设定，真人版电影女主角由好莱坞最当红的性感影星斯嘉丽·约翰逊担任。但是与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电影不同的是，“少佐”素子脖子上的接口不断被特写。除了充电接口之外还有数据接口。“素子”是一个拥有人类大脑和机械身躯的“义体人”。这枚大脑曾经随着年龄的增长数次更换义体，并逐渐和义体之间完成了相互的驯化。影片的英文名（Ghost In Shell）具有很强隐喻意。Ghost（灵魂）代表着人文主义的价值传统。而Shell（壳）则是后人类时代可以被替换的身体。这个隐喻暗示着以下的几重伦理关系的重审：灵魂与身体、人与物、义体人与人类，义体人与义体人、人与数据等。这使得既有的人类伦理体系不再够用。这多重关系为此类电影的叙事打开了繁复的空间。正如《攻壳行动队》系列所塑造的那样：政治与资本的张力、人性与物性之间的抉择、数字与实体之间的转换等令人目不暇接。 《攻壳机动队》   《黑客帝国》 脑机接口的第三个重要的创意潜力是赛博世界观的影像化呈现。典型的案例是《黑客帝国》系列。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一个已经被用烂了熟词，但这个词却远不止我们今天网络空间这个简单的含义。《黑客帝国》开创了一种数码与肉身之间转换的哲学。我们可以仿照“道成肉身”来将其设定为“码成肉身”。而这个转换的关键在于插入主人公尼欧和其团队脑后的探针这一意象。影片并没有详细交代这种转换功能是如何获得的。而是着力地展示了赛博空间内部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包括三个方面的指涉，一是大脑的潜意识感知，二是赛博空间与现实之间的转换，三是对于现实和存在的不可靠性的揭示。或者说，人类的生活也许是一种代码化的生存，只是自己不自知罢了。尼欧第一次看到仓中的监视员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目不转睛地观看、并意识到那就是自己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感到非常惊诧。但是对于这种状态，监视员却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已经习惯了。对于那位监视员来说，这些代码就是尼欧刚刚经历的居室、电话亭、打斗或者爱情。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这种以身体形式展现在屏幕上的形象和故事也正说明了接受者认知的局限性。我们习惯于用身体想象和思考，电影也用身体来呈现抽象的数码故事。后人类身体美学在人工智能电影中的呈现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后人类时代的影像的拟人形态。 技术、话语与影像的关系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博兴，有关人工智能的各种话语甚嚣尘上。无论是有商业炒作之嫌的alphago、alphazero、alphafold, 沙特的索菲亚，小冰；还是各类人工智能的论坛、会议；以及各级行政部门出台的鼓励发展人工智能的文件，都一再复沓着这一概念的炙手可热。而对这一技术缺乏深刻认知的大众（哲学家、文学家、剧本创作者、相关社科人文研究者、批评者、公众等）正是在懵懵懂懂、半知半解的状态中被拉扯进入了这一话语场域，开始面对人工智能的智力、人工智能美学、各行各业（法律、伦理、教育等）可能受到的冲击等似是而非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人工智能电影大热在情理之中。而与此呼应地，人工智能电影反映、点染着这一技术，直至在想象的层面上将其推向极致或不可能之域。面对着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厘清技术、话语和影像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是型塑当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和实践技术，成为建构人类社会的刚性存在。人工智能电影作为一种典型的类型电影，也正是对这种社会热点技术和话语的呼应。但这种呼应并非是被动的，而是一种多维度、多向度的延异。[4]这种延异构成了瑰丽多彩的人工智能电影的人物（怪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人工智能电影对于接收者具有激发性、启蒙性，其所塑造的形象，探讨的伦理、哲学问题有可能成为思维的质料，从而回哺人工智能话语。  《我，机器人 （I, Robot）》 技术、话语和人工智能影像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双向互哺的特征。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电影点染的原点，电影提供了一种对于技术和话语的可能性的影像符号化路演。人工智能电影中展现和想象的世界又大大地超越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社会热点话题处于二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话语对技术做了放大处理，而影像则在话语的基础上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展现和表现。这类探讨是否会对技术人员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呢？这个问题已经被很多科学家的“夫子论道”所回答。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5]在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24日的主论坛上，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生物机器人教授帕奥罗·达利欧（Paolo Dario）发表了《机器人伙伴：科幻如何变为现实》的主题演讲。特别提出了《我，机器人》的例子，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指出科幻电影里包含很有价值的观点，甚至是很现实的东西。[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话语和电影之间体现出了双向互动的关系，而电影主要提供了一种对于技术和话语的可能性的路演。这种路演朝向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向度，甚至是人工智能理论话语的向度。因此其可能是对这种技术的较为科学的延展，也可能是以话语为出发点的虚妄的想象。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越是早期的人工智能电影越倾向于“异想天开”，而越是晚近的，则越倾向于以科学技术为其原点展开想象。 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认知正是被影像、话语和技术所共同形塑而成。而影像对于大众文化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正如美国佛蒙特大学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在他的《运动影像的生态学：电影、情动、自然》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所生活和运动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激荡着视听图像质料之流的漩涡。照片、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和电脑游戏——这些以及其他的运动影像和来自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生产出来的影像搅拌、混合。”[7]这种搅拌和混合正是当前人工智能话语和艺术所使用的人工智能观念的主要特征。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类型电影根植于社会热点，因此人工智能电影与媒体和社会中的人工智能话语一定程度上是由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而生发出来的“噱头”。但光有噱头难免沦为杂耍似的笑剧，这就需要在有了相关的话题之后还需要以情节、人物和美学建构来使得整个故事能够具有一以贯之的叙事逻辑，这就是某种类似于“高概念”（High Concept）的锻造过程，脑机接口就是其中之一。而人工智能电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展示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可能毫无选择地采纳人工智能话语。人工智能电影事实上是征用概念和话语，用来为故事服务。脑机接口正是一个人工智能电影下面一个典型的题材。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脑机接口题材除了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之外，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为正在转型中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意象和空间——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应该如何自处？换言之，我们应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后人类（post-human）。关于这个问题，致力于Neural lace（神经织网）研究的埃隆·马斯克似乎给出了一种答案：人类与新技术笔立进化。惟其如此，人才能继续保持其主体性，从而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文原载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5期  注释： [1] [印度] 拉杰什 P.N.拉奥 著，《脑机接口导论》，陈民铀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目前，人工智能电影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热度，但是全面地描述这一研究场域的论文还很少见。笔者在《人工智能电影概念：一个亟待厘清的元命题》（1.8万字）中尝试做了如上定义，仅供参考。本文将于近期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 [3][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4] 本文使用这一德里达的术语，意在指出技术、话语和影像之间的混有时间维度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 [5] Albert Einstein, On Cosmic Religion: With Other Opinions and Aphorisms, Covici-Friede, Inc., New York, 1931, p. 97. [6] 笔者参加本次机器人大会的主论坛，现场聆听了该演讲，Paolo Dario是生物机器人领域专家。他认为互联网之后，将是机器人时代，正如《我，机器人》片头中的情景一样。医疗机器人“达芬奇”现在已经在西方被大量应用，而陪护机器人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7] Adrian Ivakhiv，Ecologies of the Moving Image : Cinema, Affect, Nature, 2013,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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