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Who？他如何成为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谁是艺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最近，英国艺术杂志《ArtReview》公布了第17届Power 100榜，画廊主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登上了榜首。David Who？如果不是足够关注艺术，你可能忍不住要问。在中文世界里搜索他的名字，仅得到大约5000个结果，其中并没有关于他的百科或生平。

大卫·卓纳，现年54岁，德国人。他于1993年在纽约苏活区开启自己的画廊生涯，如今已成为艺术世界的社群中心。他即是行业规则建立者，也是无微不至的大家长。在有关他的媒体报道中，“王朝”、“帝国”、“凯撒大帝”、“艺术沙皇”等耸人听闻的用词屡见不鲜，尽管他仍旧喜欢穿十几年来一成不变的灰蓝色牛仔裤、浅蓝色衬衫和深色休闲西装外套。人们一次次拿他与艺商传奇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进行比较，并认为他就是这代人中的拉里·高古轩，新时代的艺术商之王。

卓纳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比较，“人们喜欢二元对立关系。就好像纽约洋基和波士顿红袜被塑造为宿敌，媒体也喜欢将我和拉里描写成死对头。”他说：“但事实上，我们是两家完全不同的画廊……我们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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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两家画廊的恩怨却可以追溯到2000年，当奥地利雕塑家弗朗兹·韦斯特（Franz West，1947-2012）宣布与卓纳画廊解约，进而与高古轩画廊展开合作时，卓纳承认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毕竟，当他创立第一家画廊时，开幕首展正是韦斯特的个展——“我记得自己在开幕前洗刷地板，并为之后的饭局挑选餐厅。你知道吗？28岁时，你对许多事情一知半解，而无知是一种幸福，你认为没有什么可能出错。”——然而开幕当晚，卓纳一件作品也没卖出去。但在接下来的七年中，卓纳帮助韦斯特在维亚纳设立了工作室，后者开始在欧洲频繁办展，获得了艺术界的瞩目，也吸引了有着剑鱼般凶猛个性的拉里·高古轩的目光。他向韦斯特抛出橄榄枝，承诺在自己的伦敦空间为他举办个展。

“我确实感到害怕。当时我的画廊还很小，而高古轩很大。当弗朗兹提出在那里举办展览的想法时，我首先考虑了自己，做了一个没有为艺术家着想的决定。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艺术家走了，再见。这是一个血泪教训。”直到今天，卓纳仍然为此感到后悔——他违背了自己立下的“为艺术家服务”的初衷。

在这场被认为是卓纳职业生涯重要转折的闹剧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主动离开他的画廊。

相反，开始陆续有艺术家和画廊解约后转投卓纳的怀抱——这其中包括草间弥生（Yayoi Kusama）、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等声名显赫的艺术家。目前，卓纳还与高古轩共同经营着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杰夫·昆斯（Jeff Koons）。2013年，所有纽约人都在议论昆斯于同一周开幕的两个大展。在高古轩画廊，粉色的《气球维纳斯》闪烁着金属光芒，倒映出艺术家为人熟知的经典之作。而在相隔仅四个街区的卓纳画廊，他全新的“凝视球（Gazing Ball）”系列拉开帷幕，如同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在2018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耐人寻味的消息传来：卓纳将在时隔十八年后重新代理弗兰兹·韦斯特的遗作。并在随后举办的大型群展「卓纳画廊：25周年」中展出了韦斯特1999年的作品《Pleonasme (Pleonasm)》。

事实上，当卓纳第一次到访香港时，和他一起落地的正是韦斯特。“那是1994年，我还没有手机。但我们来到香港之后，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同时用两个手机”，那还是大哥大年代，年轻的卓纳和韦斯特面面相觑，这些人究竟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的？“这让我意识到香港是一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城市。”被问到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亚洲分部的所在地时，卓纳兴致满满地聊起了陈年趣事。

直到2013年，卓纳仍对外表示没有任何涉足亚洲的计划，尽管当时他已连续第三年参加了香港艺博会。两年后，随着他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藏家的对话升级，他闻到了机会。“这里的藏家开始对我们的项目产生浓厚的兴趣，渴望了解我们的艺术家。我认识了乔志兵，然后是王薇，随后我意识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藏家正在飞速学习，他们对西方艺术的需求前所未有，所以我想，时候到了。”

为此卓纳考察过北京的798，礼貌表示“那里有许多很棒的画廊”；也去过上海的西岸，并将龙美术馆称作“当下艺术市场的引擎”。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香港作为亚洲驻地，不仅因为这座城市有更深的全球化底色，也出于一个老派欧洲艺商的文化情节，“而且香港总能让我想到纽约”，同样喜欢以“纽约客”自称的卓纳耸耸肩，“在这里我感到很舒服，也更熟悉。”

就在卓纳发愁于无法在香港找到合适的画廊空间时——尽管他声称自己喜欢毕打行（Pedder Building），但显然，这栋曾在6年前被大量西方画廊追捧的战前历史建筑如今已山河日下，它的诸多限制和频繁冒出的抱怨声让卓纳和团队敬而远之——恒基地产创始人李兆基的孙女、集团租赁部副总经理Kristine Li找到了卓纳，和他分享了自己正在打造一栋专为画廊设计的大楼：高挑的楼层、充足的自然光、完全没有扫兴的立柱，并且支持大型艺术品的搬运……在一场愉快的对话后，两人一拍即合，卓纳成了这栋名为“H Queen’s”的艺术大楼的第一位租户。

紧随卓纳之后，豪瑟与沃斯画廊，佩斯画廊、艺术门画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等国际蓝筹画廊也将陆续搬入位于皇后大道80号的H Queen’s。毫无疑问，它将取代毕打行成为香港新的艺术地标。“我对这栋大楼的基础设施十分满意，作为画廊空间，它的用户体验非常棒——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好意思告诉艺术家‘对不起，你不能画超过两米的画’或者‘你不能做超出重量的雕塑’呢？那简直太糟糕了！”作为完美主义者，卓纳再次强调画廊的天职是为艺术家服务，这直接决定了他对空间的需求。

在“为艺术家服务”这件事上，没有人比卓纳获得更多赞扬。这种“服务”包括却不限于文献保存、书籍出版、市场扩展、艺术品的运输与储存、个人理财甚至心理咨询……2006年，当年仅41岁的艺术家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1965-2006）在加州因药物滥用而意外死亡时，卓纳正在长岛蒙托克的避暑别墅开始度假的第一天，接到消息后，他立马飞去西海岸，为罗德斯购置棺材并且一手操办葬礼。

罗德斯是卓纳画廊历史上另一位意义非凡的艺术家。1993年，经由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的推荐，卓纳第一次见到了罗德斯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却让我振奋，我立刻就决定和他合作。”尽管钟爱极简主义，但卓纳也对不同的艺术风格高度包容，“很难讲杰森的作品是好是坏，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向所有人展示这些作品。而结果证明，我们通过合作见证了杰森伟大的艺术生涯。”

撇开市场、拍卖、金钱和投机不谈，艺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它的核心是品味，而你必须敢于做出判断，并对你的判断感到自在。

这种自在往往建立在敢为人先的（迷之）自信上。很多画廊以市场需求及媒体的声音为判断依据，憧憬成为浪潮的一部分并凭此获得成功，卓纳并不认为这是聪明的方式，他反而觉得做出让外界感到吃惊的选择尤为重要。“如果人人都能替我做判断，那有什么意思？”——比如，在谈到画廊刚刚吸纳的年轻艺术家乔什·史密斯（Josh Smith）时，卓纳摆出了胸有成足的姿态，“很多人都为这个决定表示震惊，说你看中他什么？我说耐心等等，再等等。”

如无意外，史密斯将在2019年举办加入卓纳画廊后的首个个展，“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卓纳似乎总对自己的艺术家有无尽的耐心，“有时，会有艺术家给我打电话，说要推迟展览，因为没有准备好，还需要六个月之类的。我说，当然可以。” 说到这里卓纳摊了摊手，露出家长般的烦恼，“我能说什么呢？！这种事总会发生。”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想说的是，画廊的每一次展览都至关重要，你想要完成那种美术馆级别的展览，你想成为闪闪发光的画廊。”除了等，没有更好的办法。

代理天才艺术家并非易事，更多时候，他们是幸福的烦恼。在「卓纳画廊：25周年」展览中，以激进闻名的乔丹·沃尔夫森（Jordan Wolfson）出人意料地展出了一段学生时代的视频作品。在这段画质粗糙的老旧视频中，沃尔夫森走在一座教堂内，对着镜头讲述自己钟爱的艺术家，以及自己想要成为伟大艺术家的野心。起初卓纳有些失望，因为沃尔夫森并没有按他们谈好的原计划办事，而是中途改变主意，交出这份离奇的答卷。“我有点不开心，但是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多年来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听艺术家的，他们几乎永远是对的。”

在这一点上，具象派画家米凯尔·博伊曼斯（Michaël Borremans）同样深有体会。回忆过去17年与卓纳的合作，这位55岁的比利时人坦言：“他（卓纳）从来没有走进我的工作室，告诉我应该这样或那样，他给我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 在被问到如何评价卓纳时，博伊曼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他是我的英雄。”

画廊并非所有时候都想高价出售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更重要的职责是保护艺术家的职业生涯，避免他们受到市场的伤害或扭曲。当卓纳画廊刚开始与年轻的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合作时，他正处于风暴的中心：当时，很多和他合作的小画廊把他的作品随便出售，用卓纳的话说，是“卖给了白痴般的投机商”。随后，这些作品流入了拍卖行，以至于穆里略的价格很快从1000美元飙升至50万美元。“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每个人都在说奥斯卡的坏话，认为他与此有关。加入卓纳画廊后，我们系统性地将作品出售给最棒的藏家和最重要的美术馆，而不是出现在每个五分钟就变化价格的拍卖行里……”穆里略还很年轻，才30出头，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他不需要高定价，他需要保护。

在评论艺术时，人们总是更习惯于谈论作品的销售情况，也许是因为这比谈论艺术本身容易得多。两年前，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年轻人Hugo Liu通过卓纳的长子卢卡斯·卓纳（Lucas Zwirner）找上门来，提出“建立世界领先艺术估价技术”的设想。他的产品理论是：既然Facebook可以基于用户在Amazon的浏览记录定向推送商品广告，为什么同样的逻辑无法应用于艺术品交易呢？通过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Hugo Liu允诺可以批量处理艺术家数据，预测他们的职业发展轨迹，为用户提出简洁易懂的建议。毕竟，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面对艺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品味。当你开始将大量财富投入到艺术品收藏中去时，你需要一些保证来让自己安心。

通常，这一角色由艺术顾问担当。他们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熟知艺术世界的风向标，用知识与远见为藏家出谋划策。大卫·卓纳便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近年来，随着数据科学被推上神坛，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也给艺术界带来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大数据可以模拟并取代艺术顾问对这一职业的直觉判断吗？

“当Hogu找到我时，他的产品ArtAdvisor还是一个基于拍卖数据的金融模型。”后来成为这家科技初创公司合伙人的卢卡斯·卓纳认为这过于简单了：“我当时建议，我们的算法需要充分考虑艺术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是谁在塑造文化。这包括该艺术家在互联网上被提及多少次，哪些学者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评价如何，他有哪些代理画廊，参加过多少个展，多少群展，多少美术馆展览等。我的兴趣是如何从整体上审视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并使之成为讨论的焦点。而不是一些愚蠢的拍卖结果，今天被炒到天价，明天可能就消失了。”

艺术影响力是难以被量化的，很快，卢卡斯·卓纳就与Hugo Liu分道扬镳，后者将ArtAdvisor卖给了Artsy，而卢卡斯则专心为卓纳画廊的艺术出版部门David Zwirner Books工作，并于2016年成为了编辑总监。

David Zwirner Books

David Zwirner Books成立于2014年，除了编辑艺术家的展览画册外，它还希望通过特别的出版项目，增强画廊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问题是，还有人愿意买书吗？卢卡斯·卓纳坦言，这个部门目前还无法自负盈亏，但他对自己策划的出版项目感到自豪：“比如这本厚重的《Tell Me Something Good》，其中收录了2000年来The Brooklyn Rail和60位艺术家的对话。你可能无法指望年轻人一口气读完它，但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位艺术家感兴趣，翻开书，哪怕只读其中的三行字，就可能带来启发，甚至改变人生。这是多棒的事。”

27岁的卢卡斯享受这种不计成本的浪漫，而这似乎就是卓纳画廊在市场策略上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首先强调内容本身的重要性，而不是盈利与否和粉丝数量。卓纳画廊香港分部的员工并不用绞尽脑汁增加微信公众号的关注人数，但他们需要小心发布内容的质量。“如果画廊发出一些品味糟糕的内容，我会很不舒服。”对于社交媒体，大卫·卓纳并没有太当回事，直到草间弥生在纽约的展览通过互联网掀起了病毒般的传播。“这场展览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艺术世界的理解仍然是精英化的……但整整一代人渴望与我们交流，而社交媒体是他们的第一窗口。”

很快，卓纳画廊在官方网站上推出了“线上展示间（Viewing Room）”。首次展出的40幅草间弥生版画作品在三天内全部售罄，售价从一万五到两万美金不等。紧接着，卓纳又联手自己第一份工作的雇主、纽约著名出版人Brooke Alexander，展示并出售其版画及复本作品。近期结束的项目包括艺术家菲利普-洛卡·迪卡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的宝丽来摄影作品。“这很有趣，因为宝丽来是摄影的物理形态，现在它出现在了线上展示间，像一个巧妙的悖论。”比起线上项目的销售情况，卓纳更愿意聊展览背后的想法，以及艺术价值的体现。

“我们不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卓纳立刻划清了画廊与线上艺术品交易商之间的界线，他声称线上展示间的体验，必须与实体空间一样完美。这意味着，每一件上线的作品都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编辑，并不是每件作品都适合数字化呈现。“艺术品创作是一个物理过程，笔刷接触画布时留下的笔触，颜料混合时留下的微妙印记……我们在探索将这种物理属性转化到数字领域的方法，不能剥夺它，而是要锦上添花。这是一个挑战。”

今年春天，卓纳画廊还悄悄启动了一项名为“Dialogues”的线上广播项目：让不同的艺术家参与，邀请他们感兴趣的人进行对话。“这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更清楚艺术家们在想些什么，以及他们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卓纳强调，“这并不是娱乐，而是重要的文化信息。随着画廊在过去25年的不断壮大，我开始感到人们视我们为行业领袖，人们希望我们设立标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试些新东西。”

这些“新东西”还包括一栋将于2020年秋季落成的卓纳画廊纽约总部。它将由蜚声国际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占地五层，造价高达五千万美元。就在香港空间开幕前的几周，这条消息经由《纽约时报》的报道传遍全球。彼时，2018年才刚刚开始，但关于卓纳画廊的各种新闻接连抢夺艺术界的眼球，再次引发了“超级画廊接管艺术世界”的讨论。在今年的一个艺术产业论坛上，当有人提出大型画廊的规模动摇了艺术生态的稳定性这样的议题时，卓纳率先提议艺博会向大型画廊”征税“来资助小型画廊的参展。几个月之后，Art Basel就随之宣布了这样的计划。

大卫·卓纳在纽约画廊总部

无可厚非，所有画廊都渴望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如果无法像卓纳画廊那样建起美术馆级别的总部，至少可以参加艺术博览会。相比向公众免费开放的画廊展，艺术博览会吸引着有限却精准的观众。“我们把艺术博览会作为一段对话的开始。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我们的香港空间。它帮助我们培育了一个市场。”尽管卓纳本人并不太喜欢艺术博览会——它给布展带来诸多限制，而画廊总是要做出种种妥协——但他也承认，艺术博览会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捷径。

面对充满潜力的亚洲市场，卓纳首先打算把画廊现有的艺术家陆续介绍给亚洲观众，尝试与亚洲藏家展开更多对话。甚至，他声称，如果未来五年中国市场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画廊便会在北京或上海开设分部。和许多西方企业家一样，他也在某个社交场合上下载了微信，好友列表里只有一个人，上海龙美术馆的馆长、艺术品收藏家王薇。她显然很高兴，给卓纳发去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段对话的开始。

撰文：Tang Lingjie

摄影：黄京、李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