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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三种 清代学术名著丛刊 ◆ ◆ ◆ ◆ [清] 郑观应 汤震 邵作舟撰 邹振环 整理 出书时间：2019年8月 定价：66元 ◆ ◆ ◆ ◆ “盛世危言主义”及其影响 “三危言”（ 即郑观应《盛世危言》、汤震《危言》与邵作舟《邵氏危言》）堪称清末具有极大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三部震撼朝野的巨著，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早期工业化洋务运动的勃兴，朝野在“同治中兴”的呼唤中似乎都有了重建康雍乾盛世的希望，“三危言”作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十九世纪清朝政治统治的危机和文化传统的裂变，“所谓自海禁大开，泰西轮舶飙驰霆击……以视开国形势，不亦今昔殊状，而安危易轨哉！” “三危言”是“盛世”幻想破灭的预告，也是中国跨越旧传统寻找新出路的时代先声。 二十世纪初有学者在《国民日日报》上撰文，以若干书报为标志，将晚清近四十年世风的转变，分为“《格致汇编》之世风” “《经世文续编》之世风” “《盛世危言》之世风” “《时务报》之世风” “《清议报》之世风” “《新民丛报》之世风”。认为中国社会处在“盲人妻瞎马，夜半临深池，误以传误，疑以传疑，群盲骚乱之秋，有执烛炬以炫耀者，是非郑官应之《盛世危言》乎！”当时“朝野士夫，群有怖于西洋之物质，而大动吾人之注意，则以开矿、铁路、电线为之主，于是喟然曰：‘自海禁大开，辟千古未有之奇局，自通商以来，益中国无穷之漏遗。’寒思衣，饥思食，苟得‘盛世危言主义’而实行之，亦得温饱自足也”。在晚清世风变迁过程中，各种思潮、观点都是以“主义”一词流行，以“主义”名义得以传播。将词缀“-ism”对译为“主义”是日本人所为，而且早期的许多“主义”是经由日本舶来的。这一时代的很多“主义”，或仅仅是“主张”或“主意”，而《国民日日报》文章中所称的“盛世危言主义”之“主义”，实为审视中国社会演进的一种新的基本着眼点，是此一时期的主导性思想，或可视为一个时期有效影响世风转变的另一种话语表述。虽然《盛世危言》后来成为“徒供江湖派谈洋务之资，助八股作家作策论之材料”，但知识精英尚能发出自己批判的声音，批判的声音自然是刺耳的，却是中国得以最终转型的自身免疫机制的一部分。 所谓“盛世危言主义”的代表当然是《盛世危言》。这是作为清末沿海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的代表、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是作者以一生心血撰写的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社会的大典。五卷本《盛世危言》刊行于一八九四年春。甲午战争爆发后，一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蕞尔小邦”的日本击败，一八九五年，李鸿章不得不在“虾夷”小国的炮口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朝野上下笼罩在失望、痛惜、惊慌的阴影中，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作为此一时代中国变法思想集大成之作的《盛世危言》的出版，自然轰动一时，一八九五年就出版了四种版本，一八九六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三次，一八九七年又出版了三种版本，一八九八年竟达七种版本之多。夏东元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约有二十多种，共十多万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书”。礼部尚书孙家鼐、始任江苏藩司后调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把该书两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推荐该书的还有翁同龢。邓华熙称该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二千部散发给大臣阅看。郑观应自己排印五百部，但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 《盛世危言》不仅引起光绪皇帝的重视，亦引起社会上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时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对此书也颇为赞赏，他在始读此书后表示“万分钦佩”，表示要将此书“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同年五月十五日收到寄书后又致书郑观应称：“《盛世危言》一书，蒙圣上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阅看，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张之洞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上乘之作：“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认为该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 《盛世危言》的不仅进入清朝高官们的视野，即使在士人群体中，该书的影响亦非同一般。如康有为不仅研读《盛世危言》，一八九五年七月，他上《上清帝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明显受到《盛世危言·议院》的影响。他到上海设立强学总局时，还约请郑观应一同前往格致书院参观。《盛世危言》还影响了孙中山。孙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比郑小二十四岁，属于晚辈。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年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他们在中西医学和社会改革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带着精心写就的陈情书，到天津面呈李鸿章，临行，郑观应致信盛宣怀，请其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信中写道：“（孙中山）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也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虽然陈情书顺利地送达李之手，其中的建议也未受到重视，孙中山甚至没有得到李的接见。这也是导致孙中山逐渐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之契机。但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却对孙中山有着很大的启迪。如果说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那么，郑观应似乎可以说曾经是孙中山的“思想先行者”。光绪举人、华侨巨商丘菽园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三日的《天南新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不得享万国公法之益》专论律法，进一步阐释中国的政刑之律跟不上西人，加上屡次遇到挫折，因此处处吃亏。八月廿七日至三十日该报又连载其《<盛世危言·公法篇>题后》一文，称“与外人交有本，在乎律法之能一”，只有更新律法与西国平等，遇事才可援用公法，保护国权民利。一八九六年，三〇岁的翰林蔡元培读了《盛世危言》，非常佩服，称赞该书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蛰居湖南韶山冲的少年毛泽东对《盛世危言》也极为着迷，他给埃德加·斯诺描述自己常常在深夜把窗户遮盖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火，以便整夜读书，其中最爱读的一本就是《盛世危言》：“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介绍的新式学堂深深吸引了失学的毛泽东，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四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都曾经在《盛世危言》这部政论专辑中，获得过教益和启示，一本书有如此影响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一八九五年一月一四日《申报》上有撰文称赞郑观应“学贯中西，识超今古，无物我之见，泯畛域之分，专心致志于洋务者已数十年，所著有《盛世危言》一书，早已风行于二十年前，海内之谈洋务者所当取则焉” 。作者显然并未仔细研读过《盛世危言》，但也附和当时的评论一味吹捧。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的《新闻日报》称《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潘光哲比较了《沅湘通艺录》中陈璜的论证和《盛世危言》中郑观应的述说，指出当晚清传统的科举体制之“旧瓶”要装“西学”之“新酒”之时，广受阅读的《盛世危言》已成为“知识仓库”的组成部分，是应试士人仰仗的依据。 正因为《盛世危言》的巨大影响，光绪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有上海六艺书局再版较之更早问世的汤震《危言》，却称为《盛世危言外编》或《盛世危言四编》。汤震的《危言》于维新变法之方略，也是涉及甚广。举凡政制、吏治、教育、人事、税收、军事、宗教、公用事业、河工水利、防敌御外、文化技术以及社会风气等等无不包罗。所论均能有理有据，自成一说，使其书对维新思想有所填补，为变法活动提供依据。《危言》一书成书和问世在甲午战争前，《危言》一出，为时人所重，“期可见诸施行，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致远之用”。《危言》面世后也颇受倾向变革的翁同龢、孙家鼎等帝党人士的重视，一八九四年翁氏赞此书“于时事极有识”。并将此书与《盛世危言》一起呈进给光绪皇帝。同时，《危言》在资产阶级绅士尤其是浙江籍资产阶级绅士中间，也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的“中国人所著议论书”中列入了《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等书，可见两危言此时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地位。孙宝瑄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一段关于《危言》的评论：“读汤蛰仙大令所撰《危言》一书，专论时务，洋洋洒洒，数千万言。……皆洞悉中外利弊，当兴当革，牛毛茧丝，剖晰无遗。而文笔则如长江大海，浩渺无际。令读者爽心豁目，开拓心胸，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惜不令当局者见耳！”从孙宝瑄所列篇目，可知他读的是四十卷本。浙江宁海人章梫（一山）一八九九年在给宋恕的诗中，将《危言》与宋恕的代表作《六斋卑议》相提并论：“谈瀛亦共持衡策，忧世尤先厝火薪。汤子《危言》宋《卑议》，越波瓯滟两清潾。”一九一〇年五月一七日《中华新报》上有《汕头欢迎汤学使纪事》一文，称汤震“经济文章，倾动一世，《危言》一书，在廿年前于大五洲情形、国家大计，灼若蓍龟，俾学子脑中人人留下印象。又复熟察天下郡国利病及社会习惯之状态，治事一归世纪，不托空言，益足取餍人人之意”可见，《危言》在清末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流传。汤震之所以后来成为浙江保路拒款运动的领导人，在立宪运动中又是立宪公会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为浙江都督，除了他的政治实践之外，《危言》的思想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我们所能读到《邵氏危言》的影响数据比较有限，一九〇〇年五月一一日《申报》所刊载的“上海广学会新译各种书籍出售”书目中列有《邵氏危言》。浙江桐乡学者劳乃宣在《续驳曹氏在醮不得为继妻议》中也曾引用邵氏言论称：“吾友邵班卿作驳议以正之，词严义正，抉发尽致”。邵作舟去世后，前后有上海和广东两拨士人会集资为其出版《邵氏危言》，说明邵作舟的很多见解，地方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是相当认同的。 邵循正指出，直到二十世纪前十年中，《盛世危言》仍对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因为革命派、维新派都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方案，未能写出一本较好的比较广泛讨论中国实际的书。接续邵循正的意见，我们似乎还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前十年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展开的激烈角逐中，无论是维新思想家、立宪派知识分子，还是革命派学者，都没有能“在传统中求变”或“在传统外求变”的过程中，提出一套解决中国迈向独立富强的统筹全局之方案，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较之“三危言”更为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具有启迪思想的书。这三部警世醒时之“危言”，在二十世纪初的刊行和流传，都足以说明，从十九世纪末年直至辛亥革命前，“三危言”仍在知识界起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邹振环《<危言三种>导读》 精美插页 《邵氏危言》岭海报馆本扉页 《邵氏危言》岭海报馆本封面 《邵氏危言》商务印书馆本书影 《盛世危言》五卷本扉页 《盛世危言》五卷本牌记 《危言》四十卷本书影 《危言》五十卷本扉页及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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