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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庄园印象

2019-10-18  棋中王

   托尔斯泰故居(摄于俄罗斯)

未酉寅

    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所居住的庄园,坐落在俄罗斯图拉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镇,位于莫斯科南部约200公里处。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诞生在这里。托尔斯泰庄园占地338公顷,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托尔斯泰庄园是一处蜿蜒起伏的山丘,覆盖着草甸和森林,松柏挺拔秀丽、白桦亭亭玉立、橡树粗大古朴、草地连绵逶迤、河水静静地流淌,庄园里的别墅点缀在丛林之中,掩映在苍翠之间。

    庄园中有一座18世纪后期建造的二层砖塔楼房,楼房白墙蓝顶,这是托尔斯泰外祖父所建,托尔斯泰就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这座房子后来被托尔斯泰亲自改建过,但主体结构仍是18世纪的建筑。这座楼房没有贵族之家的豪华气派,只是一个乡间别墅,房内的装修和陈设都很普通。楼房前有一棵被称为“穷人树”的老榆树,是当地农民为纪念这位文豪而特意栽种的。在庄园故居门厅里,四周都是书柜,这里有托尔斯泰的藏书,至今还在为研究托尔斯泰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提供借阅服务。门厅的墙上还挂着当年的皮包,当年曾用它取书信、报纸。玻璃橱里陈列着几杆猎枪,狩猎是托尔斯泰从青年时期就养成的爱好。在地下一层,有一间由储藏室改造而成的书房,这是家中最安静的地方,托尔斯泰喜欢待在这里写作,墙上挂着他与农民一起干活时使用的镰刀、绳索,还有他常穿在身上的肥大宽松的农民式罩衫。在一楼著名的“穹室”里,保存着作家的手稿和信件。在二楼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这里是餐厅,也是会客、聚会的地方。托尔斯泰在这里接待过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列宾等著名人物。托尔斯泰酷爱音乐,当年的钢琴仍摆在大厅的原处。大厅的墙上挂着托尔斯泰家庭成员的画像,其中有两幅托尔斯泰的画像,分别为著名画家克拉姆斯科依和列宾所画。在二楼的藏书室里,存有14种文字的书籍2.3万卷,有些是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人亲笔签名的赠书。托尔斯泰一生博览群书,精通法语、德语、英语,可以阅读意大利、阿拉伯、古希腊、古犹太与荷兰文。故居的简朴,反映了托尔斯泰厌恶贵族式的奢侈。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在彼得一世时获封爵位。托尔斯泰的父亲出身于伯爵世家,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军衔退役。母亲出身于公爵世家,母亲家族曾作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侍从官。托尔斯泰两岁丧母,10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因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是很专心于学业,而是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托尔斯泰退学回到故乡,在自己的庄园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尝试。1849年4月,他曾到彼得堡进行法学考试,但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1850年11月起,他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4月,他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晋升为准尉。1852年,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处女作《童年》。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俄国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后,他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之后,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叙述了他经历的这场战争。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等人的欢迎。1856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军衔退役。1857年,他去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1860年—1861年,他再次去西欧旅行,考察教育,结识了赫尔岑,听到了狄更斯演讲。1862年,他在庄园里结婚。从此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也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出现在世人面前,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一系列世界文学名著。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迁居莫斯科等地,但总因离开庄园的大自然景色而深感痛苦,所以再度回到庄园。托尔斯泰说过:“没有我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我就很难描绘俄罗斯以及我对她的看法。”

    托尔斯泰所处的年代,是俄罗斯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最终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该法令颁布后到1866年,俄罗斯有多达2000多万名农奴获得了解放。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反映到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之中。托尔斯泰从小就厌恶腐朽的贵族社会,同情苦难的下层人员,憎恨万恶的农奴制,庄园里的农奴、保姆、马车夫、厨子等都是他的好友。在大学时,他就尝试改革自己领地的农奴制。大学毕业后,他积极致力于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在服兵役过程中,他与平民子弟相处,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1856年,他起草了一个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式解放农奴,并首先在自己的庄园内实行,但农民不接受这个方案,导致方案流产。在1859年—1862年间,他几乎停止所有创作,在自己家乡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1860年—1861年间,他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他还在农奴制的改革中,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他同情农民,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被迫关闭了学校。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托尔斯泰对法律的公正和法庭的审判产生极大怀疑,他也开始坚定地反对死刑。19世纪7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大力宣扬基督教的博爱,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他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经常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持斋吃素。1881年,他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9世纪80年代,他在居住于莫斯科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贫民的生活。1891年,他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以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年—1893年和1898年,他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帮助、保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用于资助受迫害的教徒移居加拿大。

    托尔斯泰一生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抨击当时的专制制度。1891年秋天,一场饥荒席卷了俄罗斯1/3的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内的16个最富饶省份的3600万人饥无可食,饿殍遍野。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却粉饰太平,宣称“在俄罗斯没有饥荒,有的只是歉收”。托尔斯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包括《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向世人揭露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将矛头直指专制制度,他指出:“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归还他们。此外,1901年,他反对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1902年,他致函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他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反映城市下层贫民的艰难生活和工人的艰苦劳作。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这一年他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等文章,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尽管他不赞成暴力革命,但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坚决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政论文章是托尔斯泰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沙皇政府对托尔斯泰的政治态度极为不满。1901年,托尔斯泰发表《论饥荒》一文后,沙皇政府企图将他囚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止步。《复活》发表后,沙皇政府指责他反对上帝,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托尔斯泰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世人的抗议,但托尔斯泰处之泰然。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托尔斯泰主义者。托尔斯泰的道德学说,即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是在托尔斯泰晚年最终形成的,主要包括博爱、不以暴力抗恶、自我完善等。这些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最终形成了一种理论形态。他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己的妻子发生激烈的冲突。他的妻子17岁与他结婚,为他生了13个孩子,辛苦经营这个家庭,管理着庄园。托尔斯泰的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的妻子为他进行誊清并妥善保存所有文稿。但她对托尔斯泰要放弃贵族生活很不理解,对托尔斯泰放弃自己的版权收入坚决反对。当时,托尔斯泰有3000万金卢布的版权收入,而4个普通卢布就可以买一头牛,金卢布要比普通卢布贵重得多。他与妻子经常吵架。一次吵架后,他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被托尔斯泰拒绝了。托尔斯泰于1910年深秋的一天,悄然离家出走,走时只告诉了自己的小女儿。几天之后,1910年11月7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患上肺炎,病逝于临近图拉省的梁赞省的一个偏僻的小火车站——阿斯塔波瓦火车站。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庄园深处的密林中,墓地极简朴,不设墓碑,不作任何装饰,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木制十字架都没有,这正是他放弃贵族式生活和身份的意愿的最后表达。

    托尔斯泰一生中有三部经典作品。

    一是《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年—1869年。托尔斯泰说,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作家故居的手稿中,保存了15种这个小说的开头。该书以1812年俄国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1805年—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四大贵族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描写中把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作者将“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对19世纪初俄国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作了全景式的展示,歌颂人民又鞭挞贵族的腐朽,歌颂和平又描写战争的残酷,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层与下层、都市与乡村、贵族与平民、沙皇与将领,在小说中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既描述生活的表层,又揭示社会的深层;既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又揭示深刻的人性;既有宏大叙事,又有深邃的哲理思考,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主题是赞扬俄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思想。《战争与和平》是第一部具有全欧洲意义的小说,是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

    二是《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873年—1877年。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小说,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是对生活悲观的小说,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往往得不到解决,还酿成了人间的灾难。该书有两条线索并行展开,一条线索是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追求爱情的悲剧,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卡列尼娜追求幸福生活,却在自己的丈夫卡列宁的冷漠和无情、年轻军官渥伦斯基的虚伪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一条线索是庄园主列文在农村进行改革与探索,他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因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这两条线索描绘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生活百态。《安娜·卡列尼娜》被誉为俄国19世纪社会现实的教科书。列宁曾反复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

    三是《复活》,创作于1889年—1899年。该书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主要描写了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姑妈家女仆玛丝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男主人公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他为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她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构的腐败、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毫无人性,撕下了教会的伪善面纱,反映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勾画了一幅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图画。

    托尔斯泰被公认为世界文学泰斗,他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矛盾,企图用宗教来拯救社会,尽管不是成功之途,但他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却唤醒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者。列宁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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