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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解决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等级制度和等级利益问题，原因并不仅在政治，更在于文化基因〗 这里讲的等级并不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法律和人格在内的等级关系。比如“刑不上大夫”，就是法律不平等。老百姓向官员跪拜，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跪拜就是人格不平等。 只是讲物质利益，即便当今世界除北欧国家较为平等，包括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内，贫富差距也都很大。所以，法国大革命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旗号，其中“平等”很快淡出，因为他们很快明白，老板和员工永远不可能实现物质利益上的平等。可以肯定，在可预见时间内，人类不会绝对平等，甚至不敢言相对平等。 所以，这里我是把诸多现象问题综合起来阐发。稍作分析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在维系着一种人分体制内外，官分三六九等，还存在“高职低配，低职高配”等制度设计。根本而言，什么职责定什么岗，进而确立什么职级，而所以超出逻辑，在于满足官员利益诉求，包括价值实现和心理需要。 逻辑推演，以平等为政治目标和道义支撑的当下，不应出现一批人仰视和尊崇另一批人，以成文或不成文规定，退休后仍享受一些执行公务时方可享受的待遇。极而言之，包括犯罪进监狱，死后进墓地也要等级划分。不应当的事情仍然存在和发展着，有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原因，同样具有基础作用的是文化基因。 我们的传统文化为后人准备了一道难以逾越的物欲障碍，这便是对人生价值实现的界定和认定，所谓“做人上人”乃人生价值的要义。这个系统虽然也填充了高大上的东西，比如“治国平天下”。但这也不是着眼人文品质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包括前置“修身齐家”，都只是为了实现“登顶”目标，或者离塔尖更近一点。 如果与其他文化作些比较，问题就更为清楚。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不能以单维定总体优劣，但单维确有差异与短长。 基督教文化无“草民”之说，除了仰视上帝，世间再无精神上的仰视之人。特别是基督教教新，更是强调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可以不必通过教皇和神父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有了不管世俗中的高低贵贱之人，都与上帝等距离。如此下来，包括总统和清洁工，每个人都应做好自已的工作，既成就自己，同时荣耀上帝。既然不必把官大钱多名盛视作成功人生的标志，也便平静和平和地做好当下工作。 乔布斯很有钱，但在器官移植时也得排队，华盛顿五角大楼傍边的阿灵顿公墓埋葬了20多万死亡军人，不管大官小官都得按先来后到排队下葬，一样大的墓穴，一样大的墓碑。没有人能够插队，自己也不谋求插队。如此，人们可以追求，但不会拼命在官道上不择手段狂奔，遇有矛盾冲突平静去职、辞职，决不恋栈不走。 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奠基，也便不会将人生价值聚焦于当官，更不会通过血洗来夺得“龙椅”。像洪秀全这样因科举不中揭杆而起，给清末中国带来巨大灾难者一般不会出现，但有为公平正义而拔刀相向者。 人总要实现社会价值，否则就会发生精神蜕变。因此，我们的奠基于深厚文化基础，已经深及血脉，烙于灵魂的价值追求，若不进行价值观的涤荡，等级制度和等级利益就不会改变，人们拥挤于狭窄官场小道不会改变，幸福感也就不会大幅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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