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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也从广州移至武汉。随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迁来武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彭湃也于1927年3月抵达武汉。此时，全国农民运动也踏着北伐军的脚步声迅速发展，全国农会会员已达950多万人，急需建立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以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为此，经国共两党协商同意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邓演达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毛泽东在武汉主办农讲所时居住的地方 1927年3月，彭湃到达武汉参加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居住在这里。 这便是武汉市武昌都府堤41号，属晚清民居建筑，坐东朝西，三进三天井格式。由于革命的需要，彭湃和毛泽东这两位从建党初期，便主张和从事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中心问题——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又一次相聚在这里，肩并肩地战斗。当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讨论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毛泽东和彭湃观点一致，工作协调，对推动全国各地农会组织发展、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彭湃也曾多次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海丰农民运动》，而毛泽东也在此时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工作。 在武汉期间，彭湃与毛泽东共住一个院落，两人朝夕相处，共同领导全国农协的工作。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里写就的，该报告还高度评价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可见，他们俩人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就是要建立农村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 正当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继续推进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即，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并下令通缉包括彭湃、彭汉垣在内的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为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等82人，他们代表全国57967名中共党员出席了这次大会。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此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彭湃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正确意见。在这次会议中，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五大”上，彭湃虽然支持毛泽东提出《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但大会没有认真讨论这个提案，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险局势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一批对陈独秀右倾思想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如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在“五大”上，杨其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彭湃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工农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极为愤慨，对陈独秀提出的“限制工农运动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的错误主张也非常不满，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同党内外右倾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彭湃和毛泽东在发出《讨蒋通电》中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一切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南京政府。”并率先指示中共海陆丰县委发起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 为揭露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工农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反革命行径，彭湃与毛泽东一起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并指派其胞兄彭汉垣潜回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负责人吴振民、郑志云等取得联系，伺机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蒋介石的屠杀。 1927年5月1日凌晨，海陆丰人民在吴振民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迅速攻占了海丰县城，取得了第一次武装暴动的胜利。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规模小，历史影响也不大，但这次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它距离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不到20天的时间，比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足足早了三个月，这充分体现了彭湃“农民运动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一贯的正确主张。 党的“五大”之后，彭湃在武汉继续参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6月初，他离开武汉，秘密到南昌巡视工作，不久，参加和领导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总策划：郑江利 撰稿：余俊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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