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其经典名著《菊与刀》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一个东方的岛国民族，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独特的民族特性，综合了各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他们既谦逊有礼，又野蛮残暴；他们既温文儒雅，热中于花道、茶道，又嗜血好斗，酷爱剑道；他们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节的思想，又对本集团之外的弱势成员极端的冷酷无情；他们的个子非常的矮小，但是在战争中却惊人地顽强，能完成与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军事战绩，让他们的对手即使在战胜他们的情况下也对他们充满着敬意。 如果延着鲁思·本尼迪克的逻辑再按照今天的情况推论下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无数充满矛盾和另人惊奇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却无法取得完全的国权；他们建立了经济、高科技和金融帝国，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个不则不扣的侏儒；他们生活在亚洲，却被视为西方，他们自己的民族心态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产出，却拥有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外国的大公司老是抱怨无法进入日本的市场；他们被美国击败和军事占领，心里却无比崇拜美国…… 其实，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满着矛盾，中日双方的相互观感也充满着矛盾。具体说来，中日两国和两民族在审视对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结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词挂在口头，以显示对日本一种潜意识中的轻蔑，但对日本电器却有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偏爱；我们常常觉得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文化产品，对其历史和宗教不屑一顾，却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羡慕无比，看到电视里G8峰会上众多的西方元首中夹杂着一个黄种人的小矮个，我们心里多半不是滋味。在海外的华人尤其能常常体会到这种复杂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觉得日是“小”日本，个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传播的所谓日本文化都是源自于中国（如盆栽、茶道），哪有什么日本文化；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对日本人普遍的尊敬，日本海外游客的超强的购买力和文明有礼，日本侨民在不同国家中的遵纪守法和次序井然，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独特之处。 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与19世纪末期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的右翼之中，而比较少的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 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扬和维持一种“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中国人是落后民族”而不是去宣扬日本人优秀于韩国人、马来人、老挝人、缅甸人、泰国人或是尼泊尔人，根源在于这种论调中暗含着比较和较劲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人要跟中国比，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为什么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国为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5000年来东亚主导的强权，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国都长时间全局性地维持着领导地位。日本从隋唐以来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驱动力就在于尽一切可能性学习先进的中国，然后伺机而动，在中国衰落的时候乘机攻入亚洲大陆，取中国而代之。 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幅员、众多的居民、富饶的资源和其整体国力是扶桑岛国的居民难以超越的，发誓与中国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对大陆中国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岛国的自卑感和压力，因为难以超越中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因而更难实现日本远古以来进攻并占领亚洲大陆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体民族意识中也积淀了一种对中国强烈的自卑情结，因为无论日本如何发达，但日本文化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包括艺术、书法、盆栽、禅宗和绘画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宗教的深刻影响。甚至连日本文字都无法完全通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达意思，必须借助至少2000多个汉字日本人才能正确地沟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时几乎必须完全借助汉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无法做到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对于自恃甚高、时时刻刻要与中国人比高低的日本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无法驱除的自卑感。 可以说，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源于中国现实中相对的经济落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树立对日本更加客观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卑情结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依赖性，几乎很难完全调整过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