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情提要：自平王东迁以来，天子对诸侯的掌控随即削弱，王室的尊严和王权的威仪亦随之消散。骤然之间失去约束而暴得大权的诸侯国也因之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此，数千年未有的大动乱充斥着中原大地的每个角落，而在细数春秋之世的诸侯国时，我们不难发现，春秋初期一些较有作为的诸侯国在贤君明主去世之后，往往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内乱。而这种情况不仅在西周时期不曾出现，甚至在更为动乱的战国之际亦罕有发生。那么这种极为相似的群体事件，到底为何会在春秋之世呈现出井喷之势呢？  一：天下大势——因王室卑微而造成的权力失控 自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即秉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以姬姓宗族为主干，以勋臣贵戚以及古帝后裔、前朝王室为枝叶，“众建诸侯，蕃屏王室”。因为西周所辖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本就是其龙兴之所。而这也就确保了初建的西周王朝有着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威慑天下诸侯。之后，又因为周公“制礼作乐”所带来的强大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洗脑。建国不过三十余年的西周王朝迎来了至为鼎盛的“成康之治”。 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号称雄主的周昭王因不满于荆楚的蛮横，于是强行调集天下军队，兴兵南征。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勃勃雄心的周昭王不仅没能一展王师的雄风，反而在汉水一带全军覆没、精锐尽丧，甚至连其本人也溺水而亡，客死他乡。  而昭王南征的失利也成了周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一方面，他标志着南方的楚国已经强大到足以和周王朝相抗衡的地步；另一方面，使原本就仅靠血脉传承和姻亲关系才得以的维系的诸侯国，在“六师尽丧”之后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和威慑。周王室和天下诸侯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紧张。再之后，因为不甘就此卑弱的周幽王为了恢复王室尊严和采取了一些威胁到地方诸侯的过激行为。终于导致申侯联系犬戎大举进犯宗周之地。仓促之下而毫无抵抗之力的周幽王竟然就此死于乱军之后。嗣后，申侯扶持太子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 有鉴于王畿残破，百业凋敝，再加上犬戎环伺、诸侯虎视。一心求稳，有志振作的周平王于是决定迁都雒邑。但彼时天下已非当初宗周初建之时。雒邑周边的诸侯显然没有将“失地丧师、赤手空拳”的周王室放在眼里。正当周平王披荆斩棘试图在此站稳脚跟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被侵损的郑武公率先对周天子发起了挑战。  话说郑国本是周天子的叔父的封地。是当时王室的至亲之人。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此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之际。本该同心协力共谋发展的郑国却第一个跳出来唱反调。野心勃勃的郑武公居然趁着邦畿未定、王室不安之际，并吞了同为畿内采邑的郐公，不久又灭掉了附近的封国胡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郑国。 这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活动彻底打乱了东周在雒邑的布局。也使天下诸侯看清了周王室的衰弱。雒邑周围的诸侯纷纷起而效仿。东周王室的有效控制范围亦因此而止步于雒邑附近的嵩山以北，巩山以西一带。而因为地盘被大肆削弱的关系，周王室再也没能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来震慑天下，而没有了枪杆子的周王室就好像是失去了爪牙的猛虎——徒具其表而已。  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掌控，被“囚禁”了近三百年的天下诸侯终于挣脱“束缚”，重获自由了。可“失去了约束的权力就像猛虎野兽一样”，暴得自由的天下诸侯踏上了“倚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征伐之路。世间的一切也因此而变得粗暴、凶残、贪婪、狠辣。文质彬彬的“周礼”再也控制不住狂暴的野心。春秋战国的大乱之局就此拉开序幕。  二：人存政举——明君贤相的开拓之局 在西周覆亡而导致平王东迁的同时，依附西周王室而存在的公卿大夫士亦随之而背井离乡，有的追随平王来到了雒邑，继续享受着世爵世禄的优待，有的则因为希望在此乱世开启之时能够有所作为而离开平王流散到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诸侯帐下。当此之际，由于权力失衡而滋生的野心，因为得到大量王朝血液的补充和投效而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在东迁之初，因为皇室日渐衰弱，东周王权逐渐被卿士郑武公所把持，野心勃勃的郑武公欺辱平王小弱而公然兼并有着血亲之谊的东虢和鄶，而面对这一严重挑衅王室权威的行为，有心谋国的周平王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公元前720年，历经波折的周平王驾崩，周桓王继位，试图振兴王室的周桓王为了归拢王权，一举罢黜三代卿士、行事猖狂的郑庄公。恼羞成怒的郑庄公于是命令部将祭仲等率师偷袭王畿，取周之温地而回。郑庄公蔑视周礼、犯上作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自尊心极强的周桓王。为了整肃朝纲，以正典型，公元前719年，无力复仇的周桓王纠合卫、宋、陈、蔡等国攻伐郑国，郑国无奈屈服，但不久之后即卷土重来，大肆报复当时伙同王室攻伐己身的诸侯。 应该说“周郑交恶”事件，是春秋之世的重要节点，郑国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天下诸侯做了极差的表率，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为了生存，而不惜“犯上作乱、同室操戈”但周王室却又无可奈何的行为严重的刺激了天下诸侯的神经。西周初年的盛极一时的天朝气象，王室威严以及天子威仪因此而被逐渐稀释，直至丧失殆尽。  所以，自郑庄公后，诸侯之中的明君贤相——齐桓公、晋文公等，开始肆无忌惮的侵吞兼并其他诸侯。而随着大量土地、人口以及资源的不断集中，齐、晋等国的体量也越来越大，对其他诸侯和天下形势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但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地方不过百里的老牌诸侯国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僵化了数百年的封国体制正遭受到新形势的巨大挑战。  三：人亡政息——兼并战争所带来的消化不良 早在建国之初，周王室就曾打着“君臣固守永葆荣华”的旗号“广封诸侯，众建番邦”。但就西周初年诸侯封国的形势和王畿所辖的土地来看，这不过是周王室“强干弱枝，挟治天下”的手段罢了。在经过“三监之乱”后，居安思危的周公为了确保宗周的权威而进一步稀释诸侯的势力。 换言之，彼时的天下诸侯虽然美其名曰是“有封邑、有土地、有人民、有军队”的独立邦国，但这些所谓的封邑、土地、人民、军队却又都是周天子以委托的形式赋予的，在王室需要的时候，诸侯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指挥和调配。但就此而言，周初的诸侯不过是周天子派驻各地的权力代理人罢了，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镇抚疆惕、代天牧民”。  再说，诸侯们虽然都有独立的军队，但在《周礼》的约束下，诸侯之师也不过只有区区“三军”之众罢了，而军队的主要职能也只局限在“镇压当地的土著”。在堂堂的“天子六师”面前根本就不够看。故此，周初诸侯的唯一区别也就在于爵禄等级的差异和所辖土地面积的大小而已。 所以，在面对因为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治理大量领土、人民和物资经验的诸侯马上陷入到各式各样的统治困境之中。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但在我看来，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成败的不是“细节”，而是“细观”。正逐步从“周文化”中淡化出来的诸侯，虽然跨出了“天下无主，我自专之”的第一步，但在思想上还受着“周文化”的巨大影响。“封建宗室，任人唯亲”的思维依旧根深蒂固。而在宗法制的护持之下，各任其职的诸公子又都凭借自身的权势聚拢起一大帮愿意追随且拥护自己的人，形成派别各异的各人势力，进而成为威胁国家稳定的巨大隐患。  再加上王室卑微，诸侯失去震慑，国与国之间因为兼并而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出于敌弱即我强的忧患意识，围绕在强大的霸主身边的诸侯们又往往会选择与自己较为亲厚的公子，与之结盟，并努力扶持其上位主政。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继位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之中，无论是最先崛起的郑国，还是后来成为“五伯之首”的齐国，都因为没能妥善处理宗子和诸公子之间的继承权问题，而在明君死后，爆发大规模的内乱。而几十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大好局势也在内乱之中化作冰消。  四：跳出牢笼——为维护稳定而踏出的变法运动 眼见郑国和齐国的霸业纷纷倒在了“诸子争位”的内乱之中。继齐而起的晋国不得不大胆改革，努力突破。所以，雄才大略、颇有先见之明的晋献公诡诸在一统晋国，并吞周遭之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所有非储君的公子全部遣散到其他诸侯国、或者分封到形势庸劣的地方。以此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国家传承的顺畅。 而等到“在外漂泊十九年，备极人世艰辛，看遍诸侯治乱”的晋文公继位时。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晋文公，为了彻底根除国家丧乱的隐患，于是大肆封赏异姓功臣，在朝廷之中建立起“六卿协同执政”的政治体系。以“君臣共治”的形势来弥补权利嬗变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逆因素所带来的隐患。毕竟，在宗法制依然强大的社会里，无论异姓公卿多么强大，他们都无法成为“取君主而代之”天命之人。 更何况，“六卿分权、彼此牵制”的建制，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六卿”之间并不能保持一团和气的格局。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不涉及继承权的内部的争斗终究是有限的。换言之，卿族之间的争斗相比于国家政权的更迭而言，对于体量庞大的晋国来说，都是可以忽略不计。 而事实也正如晋文公所期望的那样，自文公之后，晋国不仅有效的避免了“诸子争嫡”的混乱场面，即便因为侯位断代而产生权力真空，也因为有“六卿”的强力扶持而没有产生巨大的祸患。应该说，在天下人都还在迷信“任人唯亲”的时候，晋国已经别出心裁的趟出了“任人唯贤”的政治道路，并因此保持晋国威势始终不坠。世世代代称霸诸侯，即便中间也曾乱入过“楚庄王、宋襄公、吴王夫差”等诸侯霸主，但晋国却始终强势的保持着中原雄主的地位，睥睨天下，傲视诸侯。 当然，因为后来《周礼》文化的持续衰弱，以及“宗法制”社会的逐步崩溃，执掌晋国政权的六卿亦乘势做大，逐渐威胁到国君的威仪和权势。并最终在优胜劣汰的激烈角逐中三分晋国而有天下。但不管怎说，晋国也确实因为晋献公和晋文公的改革而始终强盛，直至春秋结束，战国来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