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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

2019-10-20  cat1208

葛兆光,历史学家、思想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引子:在承德的文化比赛
 
  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在这一盛会上,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应该说,在西洋人还没有靠“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虽然在那个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江户也到福州、北京,安南使团到暹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也到大清,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朝代间的比赛”,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历史”可以互相较长论短,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各国间的比赛”,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各国以“文化”来互相观察打量。
  在北京和承德,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就像《大明汇典》和《大清会典》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大清皇帝、亲王郡王、蒙古王、满汉大臣之外,朝鲜、安南、琉球等等,位秩是不能改变的;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土宜”而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所以,在这种平台上,各国要比赛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就是比赛对“礼仪”的熟悉、对“汉文学”如诗歌的写作技巧、对“历史”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其中,特别能表现“文化”高低的一个侧面,就是“衣冠之制”,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有历史,有象征意义。

  本来,仪节、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如果说真的还有“中华朝贡圈”的话,那么,这个圈里的各国,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然后确立“华”、“夷”,建立“内”、“外”,以形成一种“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文化、民族,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国际秩序”了。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来到东方推行那一套国际秩序,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
  可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

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

  一、朝鲜燕行使者的诧异
 
  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渡过大凌河,经朝阳、建昌、杨树沟、平泉、凤凰岭、红石岭,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2。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不过,在朝鲜使者眼中,这次的安南国使团有一些异样,因为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服饰与大清不同,却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餙金玳瑁带,穿黑皮靴”。但稍后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清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统的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可是,在徐浩修不依不饶的追问下,据说,对衣冠制度与王朝认同有密切关联心知肚明的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
  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所以,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著满服,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则要靠允许外藩穿著本国服装,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或者要借助内属穿著大清衣冠,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可是,数百年来一直和朝鲜、琉球一样,穿着大明衣冠,象征外藩相对独立的安南,这次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大明衣冠,而低眉顺目地接受了大清衣冠服色,这让始终自觉与大清满族文化隔了一层,打心底里认同大明汉族文化的朝鲜使臣,感到莫名诧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南国的君臣要在这个时候改易服色?朝鲜人为什么要这样蔑视与讽刺?
 
  二、安南国王来朝:乾隆五十五年的故事
 
  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大清皇帝八十寿辰。前一年,乾隆皇帝向臣下说,自己“既逾古稀,欣开八袠”,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就算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这三个皇帝也曾年逾八十,但“其在位不过三四十年”,何况自己的统治“五十余年如一日者,实从古所未有”,加上“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莫不倾心向化,效悃来庭”,“仰赖上天嘉佑”,在文略武功都超迈前代,因而他同意操办盛大的万寿庆典。在这一年初,他颁布了万寿恩诏。对内,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以恩赏,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对外,则在乾清门颁赐万寿恩诏给化外的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南掌等国,让各国都派祝贺万寿使团,以示隆重。按照清廷设计的日程表,从七月初七起,万国使节无论内属外藩,先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在那里举办一系列的庆贺活动。 
  这一次来的外藩使团中,安南国使团最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安南新近册封的国王阮光平(原名阮惠)要亲自率团前来祝寿,这让乾隆皇帝格外兴奋。从前一年开始,乾隆就反复叮咛军机大臣以及负责安南事务的封疆大吏福康安,一会儿交代使团不必在初春动身,免得进关太早在北京勾留太久,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一会儿交代福康安亲到边关迎候,并陪同上京;再过几天他又交代,如果安南使团“瞻觐情殷,不妨令其早行赴阙”,过了半月又嘱咐,明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朝觐时,沿途接待相见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礼仪。当他听说,阮光平的母亲年已八十,曾让人到京采购人参时,还特别赐给人参一斤,并吩咐沿途地方官员,在安南国王三月动身进京的时候,“道路遥远,正值天气炎热之时。自应缓程前进,不必过于趱行”。还特别说到,因为阮光平以国王身份怀至诚之心前来,所以“国王到京朝见时,大皇帝欲令国王行抱见请安之礼”,他还特别强调,能和大皇帝行抱见请安之礼,“此系逾格施恩,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始能膺此异数”,因而还宣布要赏赐给他衣冠鞓带,据说,通常外藩国王只是红鞓,但这次大皇帝会赏赐给他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这是要让他知道“邀此隆礼,实为希有宠荣”。就在阮光平快要到达的时候,乾隆还特意让礼部左侍郎德明“前往良乡迎迓赐茶”。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得到册封的安南君臣也表现出相当郑重和谦卑,新国王阮光平不仅表示,要率领儿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百人的团队一同赴承德,而且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随同前来的大臣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先写金笺,随表文投递”,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诚,说是要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并且希望大皇帝特别开恩成全。这让乾隆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阮光平率队启程,四月十五日进入大清境内,开始了有史以来安南国王的第一次中国祝寿之旅。

  三、黎阮嬗代:两个安南国王的恩荣殊异
 
  “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倾心向化”,这是乾隆皇帝晚年的理想。乾隆五十五年他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如此格外厚待,可能就是出于他希望成就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而不愿意周边再生风波的缘故。然而,阮光平对大清皇帝效忠输诚,表现得这样谦卑恭顺,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先看这一段历史。汪承霈所绘《十全敷藻》图册中有一幅,画的是被西山阮氏推翻的安南前国王黎维祁弃国北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编入汉军旗下,改易服色穿了大清衣冠的景象。
  这是另一个安南国王。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这个安南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赶出东京(即安南都城),无奈之下只好出奔大清。第二年(1788),应黎氏的反复请求,两广总督孙士毅禀报乾隆,并奉旨进兵,清兵分四路进入安南,其中最重要的是粤、滇两军,粤军由孙士毅统领,滇军由富纲统领。出兵的理由,是“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余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当时,据说新兴的西山阮惠兄弟曾多次向清廷“叩关请贡”,并且表示由于黎维祁“不知存亡”,所以请求改立黎维【示+堇】为国王,暗示自己并无改朝换代的意思。但是,阮氏的恳求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清廷仍然支持黎氏,并断然采取临时措施,为避免“册封往返稽时”,先让礼部铸印、内阁撰册,等到一旦恢复京城即再度册封国王,表示对黎氏的承认,而且还抨击阮氏“逐主乱常”,声称大清是“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之仅见”。这一年十月,愍帝黎维祁借助清军力量,一度收复安南都城,为此孙士毅得到乾隆的表彰,要赏给红宝石顶及公爵,“一俟红旗奏到,再加赏四团龙褂及黄带紫缰”,而黎维祁受册封后,就表示要在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时,亲去北京祝贺,虽然大清早就知道这个国王“竟系一萎靡不振之人”,但无可奈何之下,也得到了乾隆的首肯。因为乾隆皇帝把这一恢复黎朝的举动,当成自己伟大的业绩,“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不特书之史册,足以超越千古,即外藩属国,闻之亦当同感畏”。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1789)正月初,阮惠发动反击,在青池打败清军,孙士毅在许世亨的帮助下,渡过浮桥到达富良江北岸才得以生还,但由于浮桥中断,广西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升,连同知府岑宜栋及七千清军大部战死。虽然孙士毅在想乾隆禀报的时候,有意隐瞒战事失利的严重性,还说大军全身而退,让乾隆以为“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但实际上,八千七百余人仅有三千多人陆续归队,只有富纲的滇军没有太大损失。这时乾隆已经明白,这次安南之役实在是因为孙士毅的“调度乖方”而一败涂地。而大清扶持的国王黎维祁,也只能再度逃到大清,乞求保护。黎氏自庄宗复兴以来,十六代二百五十七年的政权,也从此宣告结束。
      在改朝换代的这一年中,阮惠(此年改名阮光平)尽管席卷了几乎整个安南,但还是一再向大清帝国请和请封,并屡次遣使入清并买通代替孙士毅的福康安。据《清史稿》记载,阮光平派了他的弟弟(一说是侄子)阮光显“赍表入贡”,声称自己和黎氏的安南是“敌国”而不是“君臣”,还谦恭地声明,这只是“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并表示明年也会亲自到中来朝贡。五月,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取现实外交策略的清帝表示,“(黎)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厌黎氏,不能自存”,终于同意阮光平的要求,册封他为安南国王。并在夏天下令,让到清国的黎维祁薙发易服,“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即以维祁为佐领”,前面提到的那幅《十全敷藻》中黎氏觐见乾隆图像,就是描写的这一情景,而画在汪承霈《十全敷藻》中的平定安南伟大战役,居然是这么一场屈辱的败仗。
  黎维祁是个亡国之君,虽然改易服色归顺大清,总归不能算在乾隆伟大的文治武功之中,真正要算数的,还是那场与“篡国”的西山阮氏之战,以及西山阮氏最终归顺大清的结果。关于这场战争,大清帝国不仅留下了《清实录》里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平定安南图册》这样的图像资料。据《清宫内务府造办档案》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记载,当大清与阮氏达成协议,阮光显终于到北京觐见皇帝之后,乾隆总算转怒为喜,曾经召集姚文瀚、杨大辛、贾全、庄豫、德黎明、伊兰泰等人,“用宣纸各画一张(《平定安南战图》)”,而武成殿则专门令姚文瀚、贾全和伊泰兰起稿并呈御览,画《平定安南战图》一张,“高一丈二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六寸,用绢画”。显然,他是试图把它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记述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仅仅看清朝方面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由于它只是描述孙士毅率部进军的上半场,却不记载后来大败而归的下半场,观看者会以为,这是大清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的一场完胜。比如《嘉观訶户之战》中“会合夹攻,剿杀不可胜计”,“持危治乱原出正,箪食壶浆多顺迎”、《三异柱右之战》中“生擒已降复叛之陈铭柄,解赴军营正法”,“诚喜国威延世将,名勋思克有元孙”,《寿昌江之战》中,说“阮兵猝不及防,伤死不计其数”,“将领前驱众军奋,嘉其同是汉军人”、《市球江之战图》则说,“剿杀数天,生擒五百余人”,“临下居高彼颇炽,出奇制胜我成功”,《富良江之战图》更说“全军渡江,……不攻而克”,“酬忠抚顺遵王道,无事佳兵垂吉祥”。最后,历史图像突然跳到《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却画的是乾隆五十四年阮光显到北京朝觐乾隆。看上去,是大清帝国高高在上接受藩属的“输诚”,保住了天朝的尊严,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为了现实考虑,以表面的“事大”换来“册封”,也就是政治合法和军事安定。
    能够赢得阮氏求和,乃是安南方面的战略主动。阮光平明白乾隆只是“视强弱为左右耳,存黎之举,非出本心”,一旦攻守逆转,大皇帝自然也会顺水推舟。为赢得大清帝国在政治的承认,安南新政权只要作出“竭忠输诚”的样子就可以了,所以,阮氏并不很看重象征层面的“宗主”与“附属”、“天朝”与“小邦”的分别。虽然先行去北京觐见乾隆的阮光显并没有急于表示忠诚而改易服色,但表示忠心的奉承话却说得相当高明,在北京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他说,阮光平由于被大清误会,“寝食不宁,而一腔心事又无从表白”,还说“我们小国人都知敬天,大皇帝即天也,若得罪于天,则祸及其身,灾及其国”,如果“大皇帝准其投降,恩同再造,当谨修职贡,附于藩封之末”26。而第二年到承德贺寿的阮光平更是准备了一连串让清帝欢喜的举动。这让急于安定天下凑成“十全武功”的乾隆很高兴,在阮光显来北京时,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谁能不战屈人兵,战后畏威怀乃诚。黎氏可怜受天厌,阮家应兴锡朝祯。今秋已自亲侄遣,明岁还称躬己行。似此输忱外邦鲜,嘉哉那忍靳恩荣”。然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着明年阮光平亲自来朝见,新的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承德,祝贺大皇帝八十大寿,加上什么缅甸、琉球、朝鲜使团和蒙古亲王,这才可以证成自己文治武功的名声不虚27。其实,后来标榜的这十全武功中,安南之平定这一役得来最为侥幸。这连乾隆自己都很清楚,在《补咏安南战图六律》的序文中他就说到,安南“非如伊犁、回部、金川、台湾之始以战而终以成功也”。他虽然勉强解释成是“不战而成功”,就像“不战而屈人”一样伟大,但他也承认,一连串的偶然因素,加上“阮惠因有此过而畏罪求降”,使得“不劳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运旋转”,不是“人力所谋”而是“天也”。
 
  四、在承德: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
 
  承德。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九,安南国王终于如期而至。
  这里顺带说一个插曲。在《清史稿》中记载,阮光平到热河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记得十分简略。但有意思的是,史臣又特意补了一句,说“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29。越南某种记载更说,到中国朝觐的不是阮光平本人而是范公治,《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四记载,这一年三月阮光平“使人朝于清,初,惠既败清兵,又称为阮光平,求封于清,清帝许之,复要以入觐,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令吴文楚、潘辉益等俱。清帝丑其败,阳纳之,赐賫甚厚,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
  不过,这个奇特的故事也许并不可靠,阮光平确实是到了承德和北京的。在中国境内,安南国王从四月十五日入关起,走了近三个月,在七月初九到达承德,比朝鲜国王李蒜、南掌国王召温孟、缅甸国王孟陨派出的使团、四川甘肃土司和台湾生番代表都到得要早。从七月之后安南国王和他的使团的祝寿活动,中国方面资料并不那么详细,但因为有朝鲜与越南方面的资料如李朝官方的《实录》、安南使臣潘辉益的《星槎纪行》等的记载,却相当清楚。综合各种记载,可以把安南使团的行踪排列如下: 
  七月十一日,安南使团在热河行宫,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国王“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被放在很隆重的位置。乾隆写了《安南国王阮光平至避暑山庄陛见诗以赐之》云:“瀛藩入祝值时巡(一作迎),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祗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寿(一作祚)永万余春”。这一天,安南的大臣潘辉益“奉御赐国王诗章,奉旨和进,奉硃批‘诗亦佳妥’”;七月十三日,在乾元门“奉侍御阅文武选”之后,安南使团被特别招到内殿,“经淡泊敬诚殿、入便殿,诣四知书屋”。
  七月十四日,“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奉御诗题扇颁示。恭和进览。奉赏大缎一卷,笺纸二卷,笔墨各二匣”。乾隆所赐与的“冠服”包括:“红宝石顶,三眼花翎;凉帽一;黄马褂衣袍一副;金黄带荷包全副;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一副;纬帽一;珊瑚朝珠一盘”。到第二天,朝鲜使团才到达热河。
  接下来,就在七月十六日。这一天,乾隆皇帝“侍宴清音阁”,安南君臣经过勤政殿,诣五福五代堂。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呈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并请求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穿着满清衣冠朝见,使得乾隆皇帝格外高兴,写下了《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而安南君臣则“奉穿戴天朝冠服,惕然感怀”。潘辉益有诗云:“圣心覆冒视如一,朝服焜萃品在三。逐殿观光频荷眷(一作宠),清宵顾影独怀惭。幸将文字尘隆鉴,惊受冠绅沐渥覃。梵境不知身几变,且凭天宠耀軿南”。而武辉晋更写了一首《被带新颁冠服偶成》“衮衣重觐热河城,盈耳钧韶去岁声。周宝频叨天九渥,虞章还窃品三荣。亦知圣眷非常得,自笑凡身几变更。正拟归装珍袭处,班堂戏舞献桃觥”。大概就是这几天里,他们与朝鲜、琉球、南掌、缅甸等使团相遇,与朝鲜文人徐浩修、李百亨、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有不少应酬与唱和。七月二十日,各国使团启程,自热河奉旨先回圆明园待驾。二十六日到达,到二十九日,皇帝驾到,“迎候道左”。此后的八月初一至初十,在圆明园“连侍宴看戏。每夜四更赴朝,候在朝房。卯刻,奉御宝座,王公大臣,内属蒙古、青海、回回、哈萨克、喀尔喀诸酋长。外番安南、朝鲜、缅甸、南掌、台湾生番诸使部,排列侍坐。未刻戏毕。除赏赍珍玩外,日三次赐食,二次赐饮,内品中次赐蜜品,率以为常。”其中,八月初六还乘船从御沟,经福海、苇洲,登方壶胜境。初九,又到万寿山昆明湖。 
  八月十二日,参与大典,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之后,贺万寿节的活动结束,皇帝启程,自圆明园经西华门回到皇宫。八月十三日,乾隆在太和殿,接见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安南国王、朝鲜、安南、南掌、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甚至还有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多索里苏勒坦,接受他们的万寿贺表,行庆寿礼仪。安南君臣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庆典,而且特别被安排在“亲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一体行礼”。而朝鲜等国使团因为不是由国王率领,则“照例在百官末行礼”。到这时典礼大体结束,所以,八月二十日,乾隆赐旨归国,“赐宴于光明正大殿。奉特宣至御座旁,亲赐玉饮”。潘辉益写诗感怀曰“丹庭奏韶頀,恩旨从天来,礼官呼潘武,应有起出班,五中喜且惧,傴偻登殿阶……”八月二十二日,安南使团“奉旨自西苑公馆登程回国”。
  其中,让朝鲜使臣愤怒不已,让琉球、南掌使团生出鄙夷的安南君臣改易满清冠服事件,就发生在七月十六日。
 
  五、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
 
  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对于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记载“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王公百官,于八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一日止,俱穿蟒袍补服”,而所谓补服,同书卷三二六记载,亲王的“补服,色用石青,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而郡王则“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而本来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自有规定,“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
  尽管乾隆皇帝对安南国王相当恩宠,但对衣冠制度却也十分介意。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也就是阮光平即将动身的前夜,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华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觉得很高兴,“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有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满清衣冠,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便急急忙忙下旨,痛斥福康安糊涂,“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任由手下那些“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所以非常“烦懑”。 
  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满清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对于满族贵族的权力与满族文化的主导,清代皇帝始终很注意,而衣冠之制,人所共知的是,从清初入关起,他们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表示遵从大清正统,另一方面其实他们恰恰是受到汉族中国政治观念的影响,觉得“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政治合法性实在太重要。因此,尽管安南国王表示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但是,乾隆皇帝仍然很不放心,觉得如果放任安南国王自己采购所谓“中华黼黻”,误穿了汉服,也许会坏了规矩,所以反复叮咛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若两用之。实亦无妨。著福康安酌量情形。并将所寄制蟒袍式样进呈。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若该国王原无欲改章服之意。则阮光显所购内地蟒袍。亦难改造。谅不过羡慕华服耳。”
     可是,身上穿着大明衣冠,心里鄙夷大清制度的朝鲜文人。一方面很瞧不起安南人这种为了现实利益而摒弃文明的妥协策略。在事后李朝朝鲜的官方记录中,就讽刺朝鲜君臣虽然得到“皇帝大加褒美”,但是“其人虽解文字,而貌甚孱劣,俱着戏子蟒袍”。一方面又以标准的藩国礼仪而自豪,他们看到乾隆皇帝面对安南国王说,朝鲜的奏表咨文“字画整齐,纸品洁精,朝鲜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可作他国之师法”,也心中着实得意。但是,当时亲见安南君臣的柳得恭,则在《热河纪行诗》中讽刺安南国王沐猴而冠,穿满洲衣冠,诗中说:

  戈船万舳振皇威,南国君臣叩谢归。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著满洲衣。

  前面提到的徐浩修,不仅仔细观察了满清衣冠制度,记载了安南君臣的改易服色,而且笔下充满瞧不起的意味,他说,他们买通了福康安,由福康安教他们礼仪与应答,面对乾隆的时候“谄鄙之态,无所不为”,他还引用和珅之子的话说,“安南人决不可深交”,就连清朝官员也在背后骂“阮光平,真逆贼”,仿佛中朝双方文人都很鄙夷安南君臣,其实,这是因为在朝鲜文人看来,“著满洲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意味者政治的臣服,而且意味着文明的背叛。《李朝实录》中曾记载说“安南内讧,厥由光平,而始既兴师问罪,旋又夺此与彼者,殊非讨有罪继绝国之道。故燕京之人,显有不平之论”,其实,“不平”的更是朝鲜人。让我们看一段历史,安南、朝鲜、琉球在过去都是以大明衣冠为荣耀的,这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象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朝鲜使者李晬光,就曾经在北京见过朝觐的安南使者,他们同样承认自己奉大明正朔,所以,朝鲜使者李晬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皆着中国冠服”。不仅是朝鲜和安南,就是半心半意向大明王朝输诚的琉球也是如此,1609年琉球国王致朝鲜当政的光海君信中说到“敝邦与贵国??同称臣于天朝”,他特意提到获得天朝颁赐衣冠的事情,“敝邦尔年,荷天朝颁赐冠服,袭封王爵,始能与贵国(朝鲜)締兄弟之雅,同藩天朝”。所以,到大明朝觐的琉球使者蔡坚,与朝鲜使者李晬光、安南使者冯克宽一样,也都是穿着中国衣冠的。
  穿着中国冠服,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周边藩属国的传统与规则。从明代承认李朝朝鲜以来,李朝朝鲜就有所谓“事大”策略,这种“事大”的策略成为“尊明”的习惯,“尊明”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更成为“文明”的传统,汉族的大明衣冠成为唯一的“文明象征”,甚至到了中国明清易代之后,这种“尊明”的惯性仍然支配了他们的观念,也影响到他们的习俗,所以“大明衣冠”是一种不可替换的正式冠服,这一直延续到大清时代。
  可是,在乾隆八十寿辰的庆典上,安南阮光平君臣却改变了这种传统。
 
  六、结语:天朝周边未必臣服
 
  安南君臣在承德为乾隆八十大寿贺寿时,主动改易大清衣冠,本来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可是,这一看来并不重要的改易衣冠事件,却引起大清皇帝、安南君臣、朝鲜使臣三方的紧张,也呈现了大清、安南与朝鲜在文化或政治上的角力。因此,在这个发生在朝贡体制末期的故事中,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易服色”也是常见的事情,但为什么衣冠辫发,在清代会成为如此敏感的问题?不仅内部的满、汉在这个问题上冲突,外部的朝鲜、安南和琉球也为此纠缠。那么,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是否一直有文化上的鄙夷?大清帝国处理“内部”秩序的手法,为何不能成为处理“外部”问题的方式?
  第二,安南与大清在这一回合的斗智与角力,体现了“朝贡国”(外藩)与“宗主国”(天朝)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与国关系,它与西方的“殖民体系”有什么不同?对于安南来说,朝贡、册封、贺寿、易服,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东亚诸国,以“记忆中的大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在清代有什么新变化?是它否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汉唐中华文化”之正脉(小中华)相标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这是否导致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东亚各国的观念世界中,日益成为两个不同的形象或印象?
  “万国衣冠拜冕旒”,是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中的一句,呈现了他对大唐繁华的喜悦与对长安兴盛的感慨。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唐代长安几乎是一个“世界中心”,它的文化感召力对周边有很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但是,大清乾隆时代虽然依靠武力平定了周边,“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57,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在承德的万寿盛典上,聚集了周边各国各方的使团,但它的文化感召力是否还能如同汉唐盛世?原来仰慕汉唐的东亚诸国对中国,是否还像杜甫所说的那样,“万国衣冠拜冕旒”?
本文来源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2期),原题目为“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注释从略,详情请查阅原刊。选编不易,如想转载,请标明原始来源和“转载于‘勿食我黍’公众号”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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