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眼相招感厚知——怀念钱钟书先生

周汝昌先生

1947年秋，我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钟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径到清华园去访友。敝友也是读外文的，时常向我说及钱先生。（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义，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麼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却难以属於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於“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OdetotheWestWind（《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词》“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於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唱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见赏於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那时我的英汉对译的兴致特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诚。一次选定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种独具风神的文言使我倾倒击节，译起来倒没有什麼困阻，却被几个很长很生的外国人名卡住了，无法查对原文；於是我写信求教於钱先生。蒙回札说（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见可知为×××（外国人名），而某某、某某，我也不知。（这些人名俱不记忆，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书。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像出现了–––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

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钟书”。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赞叹他读书面的特别广博。

另有几件事，顺带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带了读《谈艺录》的一束意见，呈上请参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条提出“赊”在诗词中是虚字无义，不作“多”解）。他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清华彼时房屋很简朴，不与今同），并不即阅。至於解放后《谈艺录》新版中有无采及千虑之愚，我总未能再读，至今不详了。

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麼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於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是否一同？那也必须深细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於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Fu－poemonLiteratu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writing–––因为《文赋》本旨在於“为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出於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由於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於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意的迹像。

但到解放之后六十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拨白旗”。何谓“拨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像目标。

那时该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於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管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麼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於《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8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钟书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

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