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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眼相招感厚知——怀念钱钟书先生

2019-10-20  圆角望

周汝昌先生


1947年秋,我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钟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径到清华园去访友。敝友也是读外文的,时常向我说及钱先生。(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义,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麼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却难以属於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於“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OdetotheWestWind(《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词》“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於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唱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见赏於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那时我的英汉对译的兴致特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诚。一次选定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种独具风神的文言使我倾倒击节,译起来倒没有什麼困阻,却被几个很长很生的外国人名卡住了,无法查对原文;於是我写信求教於钱先生。蒙回札说(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见可知为×××(外国人名),而某某、某某,我也不知。(这些人名俱不记忆,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书。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像出现了–––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

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钟书”。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赞叹他读书面的特别广博。

另有几件事,顺带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带了读《谈艺录》的一束意见,呈上请参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条提出“赊”在诗词中是虚字无义,不作“多”解)。他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清华彼时房屋很简朴,不与今同),并不即阅。至於解放后《谈艺录》新版中有无采及千虑之愚,我总未能再读,至今不详了。

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麼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於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是否一同?那也必须深细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於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Fu-poemonLiteratu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writing–––因为《文赋》本旨在於“为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出於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由於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於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意的迹像。

但到解放之后六十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拨白旗”。何谓“拨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像目标。

那时该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於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管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麼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於《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8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钟书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
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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