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在清华上课，连季羡林都被赶了出来，后者因此与陈寅恪结缘

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季羡林心中，陈寅恪就是这样的存在。

一、有幸听君一堂课

季羡林和陈寅恪，相识于清华大学。

那时，季羡林还是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学生。

按照当时清华的校规，学生可以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不过选修课程有名额限制，很多时候根本选不到课。

不过，对于季羡林而言，即便选不到课，他也可以去旁听。

那时，冰心也在清华教书。因为年轻，很多人喜欢听她讲课。季羡林和同学也慕名而去。

其实，偷听或旁听对于老师来说，毫无影响，除非课堂满到连蚂蚁都挪不开脚。

那时，冰心还很年轻，当她看到嘈杂拥挤的教室时，满脸严肃，觉得其中有“诈”，于是下了“逐客令”：

“凡非选修此课者，下堂课不许再来。”

季羡林和同学被冰心的“无情”吓到，憬然而退。

有失必有得，因为这个“逐客令”，季羡林选择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教翻译文学”课。

这节课感兴趣的人不多，加上老师也不是如冰心那般年轻漂亮的老师，因此，季羡林很安心地坐在其中。

课堂上的陈寅恪，经验丰富。他会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到黑板上，再根据材料逐一进行解释，考证，分析以及总结。就如同剥蕉叶，越剥越细越剥越深。毫不夸张地说，上陈寅恪一节课，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醍醐灌顶。

陈寅恪就像导游一般，引领着同学走在山阴道上，路途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但最终还是豁然开朗。

二、一堂课足以影响一生

陈寅恪的文章和课堂都像磁铁一般，牢牢吸引着季羡林。

四年的大学时光，季羡林读完了所有的必修课程，并取得了学士头衔。但在季羡林回忆这四年学习时光时，他说：

“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学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教翻译文学’。”

当然，在清华学习期间，季羡林和陈寅恪的交流，就仅局限于课堂上或路上。

陈寅恪经常穿着长袍，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之中。他胳膊肘底下还夹着一个布包，一点也不像名扬四海的大学者。

陈寅恪的朴素无华，和当时西装革履的教授成为了鲜明的对比，也影响了很多人。

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季羡林不满足自己的文采，于是又前往德国哥廷根进行深造。

到德国，季羡林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他从此告别了莎士比亚和歌德，开始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祖打起了交道。

不用说，季羡林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老师陈寅恪的影响。

三、慧眼识人，终身受益

在德国学习之时，季羡林偶然得知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这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一同寄给了老师陈寅恪。

让季羡林出乎意料的是，陈寅恪很快就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

陈寅恪在信中写道，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

任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喜出望外，季羡林也不例外。

正是这段缘分，季羡林告别了哥廷根的十年学习生活，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回国之路。几经辗转，他终于到达了北京。

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季羡林顺利进入北大教书。

当时，北大有个规定，海外的博士学位回国，只能担任副教授，必须经过几年时间，才能转正教授。

但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季羡林只用了一周，除了升任为正教授，他还被授予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1969年，被“热情”的人们折腾得不成样子的陈寅恪，离开了人世。但陈寅恪的文采和贡献，直到今日还在流传。

季羡林曾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是‘后己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