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家总绕不过卖画这事儿，一为生活， 二则画卖得怎样也有个社会认可与作品价值的参照。 而在文人画兴起时，卖画却是个“丢份儿”的事儿。 中国有一套“士文化”的约束，谈钱则俗。 所以名画家，都有个近于圣人的形象。  高居翰先生在他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这样描述文人画家： 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过着宁静的生活，不关心世俗事务，只埋首于学问，他以习字作画为业余爱好，用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他将书画送给朋友，除了偶有礼物和关照作回赠外，并不指望获得酬报。  不卖钱？是的，不卖钱，卖了也不说。 一方面是士大夫们衣食足才画画，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道”和情操方面的追求，更在意一种“体面”，即所谓“悦诗书以求道，洒翰墨以怡情”。 有大本事的人要的是治国平天下，写写画画是“小道”，即使倾尽心力，也得说是业余爱好。  宋人赵希鹄说李成、范宽“皆士夫，遇其适兴，则留数笔”。 真是糊弄鬼呢，想想《溪山行旅图》吧，能是一不留神画出来的？ 画家越来越多，可并不能一画画就不饿了。  明代中期以来，文人通过绘画获取收益的情况日渐增加，但卖画仍是一件扭扭捏捏的事儿。 明末清初的邵长蘅说八大山人不拒人索画，对朋友也常随意送画。 但是达官显贵想花重金请他画块石头也不行，有人拿绫绢找他，八大接受了，说，也就做双袜子吧。  以至于那些贵显人物“反从贫士、山僧、屠沽儿购之”。 为什么夸一个人非要弄这么崇高呢？ 人一有成就，麻子脸都能放光彩。 其实从八大留下的书信看，他也是时常接单、使用中介、收取金钱礼物的，和现在的职业画家一样，不能按时交活儿，也着急上火。  然而古人还是讲究一些矜持与体面的。 在身份认定上，坚信画家不是工匠，更不是商人。 米芾所说的“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就是画家们精神洁癖的信条，画卖得就那么委婉。 宋代一位官员想得到画家赵昌的作品，就在赵昌生日的时候，送上了五百两银子作贺礼，赵昌自然心知肚明地回送几幅画给他。 有些画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只在自己饿晕之前才肯画画。 有故事讲明代苏州画家居节：“日得笔资，辄沽酒招朋剧饮，或绝粮则寐旦而起，写疏松远岫一幅，令童子易米以炊。”这样的故事据说宋庄现在还经常发生。  其实古代大多数画家和现在职业画家一样，能卖钱就卖钱，能换东西就换东西，实在不行换顿吃喝也行。 晚清画家吴待秋就与一家饭店达成协议，管一顿午饭画一张册页。 有一天吴先生对厨子说：你这饭是越来越差了。 厨子却说：实在是因为您近来越画越差了。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画家一旦有了名声地位，那日子是相当滋润的。 首先是可富裕，金农说他画一幅竹的价格是买竹子的一百倍。 板桥先生说赶上好年份，他一年卖字画的收入能有一千两。 要知道，当时二品官工资单上的收入是256两，县长则在100两以下。  当然，同行没同利，仇英画一个长卷可以得到千两纹银，而同时期的画家文嘉为收藏家项元汴画了四张扇面，只得到五钱银子和一块果饼。 不知道记载中的果饼什么样，有没有现在的肉夹馍好吃。  成名的画家还可以发脾气玩个性。 王原祁的侄子王三锡是个小名家，求他画得准备重金再写一封求画的信函。 有人带了钱，直接叩门求画。 小王不受，说：“古人谀墓得金，书碑酬绢，当必有交接之礼，岂余卖画，行同市狯乎。”气得来人一怒而去。 清初一位王爷对画家刘酒的一幅作品很满意，夸几句，将他比作明代画家张路，偏是刘酒看不上这张路，觉得受了侮辱，于是假说画要落款，到隔壁屋里往画上写了一百多个酒字，王爷大怒，而刘酒却颇为得意，这可捍卫了尊严了。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画家名声大了就可以耍赖皮。 不少大画家都有个毛病，就是不守时。 两个朋友去找任伯年，在门口看见有个仆人在哭，一问，原来是他的主子让他买画，任大画家收了钱就是不愿画，过了很久，仆人担心主人怀疑自己盗用了银子而不敢回去。 这两位朋友心善，进去逼着任伯年给完成了画作。 有人求北宋画家武宗元一幅《水月观音》，求了十几年才答应，答应后又拖了三年才完成，此时这求画的哥们儿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了。 画家最赖的事莫过于造假。 画家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卖画者穷，买画者富，造假画算是劫富济贫。 沈周、文徵明都曾为仿冒他们的假画题款钤印。 文徵明的学生朱朗就出售仿他的假画。 有人差仆人到朱朗那里买文徵明的赝品，结果仆人却误进了文徵明家，文先生笑着接过礼物说，我画个真文徵明，你就权且当个假朱朗吧。 天啊，能不能严肃点儿？能不能对藏家负点责？ 陈老莲有时自己画人物，而让学生画景；金农的学生说金老师也不是多忙，就是懒得画，总让我代笔；任伯年单子多画不完，自己平时又爱抽两口，很多作品就由女儿任霞代笔……唉，由此看，现在的大名家自己批量复制已经算是不错了。
从《画家生涯》这本书中，摘出一些趣事来，与诸君分享。（PS：这本书小编有，读来很轻松。） 今古一样。 有风骨，也有狡黠；有恪守，也有放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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