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营州柳城碣石”刘玉文
 【辽宁锦州医巫闾山】 《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冬十月的“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即渤海人高欢的次子、北齐文宣帝高洋(529—559年；550—559年在位),曾登临过营州碣石山，观沧海。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教授在1979年第6期《文史哲》发表《碣石考辨》一文，谈及北齐文宣帝高洋曾登临碣石山时，这样写道：“至于……公元553年北齐文宣帝所登的碣石更在营州，当即《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下的碣石山。他们不过为模仿秦皇、汉武的故事，找个目标当作碣石，和秦汉时代的碣石并不是一回事，可勿庸置论。” 这一句话，可让昌黎县文联一位人士大为不悦，随即写出一篇叫做《并非“毋庸置论”》的文字，反唇相讥曰：『黄盛璋先生在《碣石考辨》一文中此话说得过于草率、武断。真的“毋庸置论”吗？不然。』这位人士在似是而非地说说了一番之后，又不得不承认『确实，《新唐书·地理志》在河北道记载有两个“碣石山”，一个在平州北平郡石城县境，一个在营州柳城郡柳城县境。』承认古辽西郡还有史载的另一座“碣石山”，无疑是一个大进步。但是这位人士仍很不情愿，于是又反驳道：『而位于（营州）柳城县境的“碣石山”，前不见史书记载，后不见史书复记，显然是指另外一座什么山。查阅辽宁省地图，医巫闾山的主峰名“望海山”，很可能指的是这座山峰。但是，即便这座距离渤海有78公里、海拔867米的山峰能够远望大海，文宣帝登临的也未必是这座山。』 意思是“营州柳城碣石山”是孤证，因为它“前不见史书记载，后不见史书复记”，既是“孤证”，当然就没有多大的论证说服力了。 其实班固的“大揭石山在（骊成）县西南”、文颖的“（絫县）碣石著海旁”、郦道元的“（海中）天桥柱”、郭造卿的“仙台山即碣石顶”何尝不是如此。 “营州柳城碣石”果真是“前不见史书记载，后不见史书复记”吗？不然。 《新唐书》由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撰修，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1044年），到嘉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全书完成。《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县下”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东北镇医巫闾祠，又有碣石山。”这是公元1060年的史书记载。 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尚书户部》卷三载：“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怀、卫、相、蓟、邢、赵、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檀、营、平、安东，凡二十有五州焉。……其名山有林虑、白鹿、封龙、井陉、碣石之山，恒岳在焉。（林卢在相州西，白鹿在卫州北，封龙在赵州西，井陉在恒州西，碣石在营州东，恒山北岳在定州恒阳县。）”明确提出“碣石在营州东”，这是公元738年的史书记载。 毋庸置论，这可谓“前见史书记载”。 南宋史学家郑樵（字渔仲）编撰《通志》，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地理略》载：“河北道……其名山有……碣石之山”， 郑樵自注曰：“碣石在营州东”。对此，清代程恩泽在其编纂的《国策地名考》亦云：“即指在柳城者”。 按成书年代算，《通志》的记载，可算作公元1161年的史书记载。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1811）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流传下来的仅有《国策地名考》、《春海诗余》和《程侍郎遗集》等。 郑樵《通志》、程恩泽《国策地名考》都在《新唐书》之后，皆明确记载着“碣石在营州东”或“即指在柳城者”。 毋庸置论，这属于“后见史书复记”！ 也就是说，远在《新唐书》所载“营州柳城碣石”之前的三百二十二年，《唐会典》就有了相同的记载；在一百零一年后的《通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七八百多年之后在《国策地名考》中又得到确认。怎么能不顾事实盲目断言“（营州柳城碣石）前不见史书记载，后不见史书复记”呢？ 另，这位昌黎文联人士对黄盛璋先生的《碣石考辨》的讥讽还不止于此。 因为黄盛璋先生在这篇《碣石考辨》的开头部分说了一句：“《禹贡》另一个碣石在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禹贡》的黄河经今河北入海，碣石夹黄河入海口之右。今天津市以南，除了无棣县马谷山外，古黄河口都没有山，因此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更激起了这位昌黎文联人士更大的无名火气。 这位人士在其另一篇反驳文字《“〈禹贡〉之碣石”非两地》中抱怨道：『黄盛璋在1979年写《碣石考辨》时，……说：“《禹贡》另一个碣石在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是讲岛夷入冀州的水路贡道，《禹贡》的黄河经今河北入海，碣石夹黄河入海口之右。今天津市以南，除了无棣县马谷山外，古黄河口都没有山，因此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 显而易见，这是在声言《禹贡》两处记载的“碣石”，是指的不在一地的两座碣石山，并为与曹操“东临”的“碣石”没有什么干系的两座碣石山。……却实在有点欠缺周全。……显然是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这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未免太有悖历史道理常识，也太武断了一些。……我们在考辨碣石时，切不可像黄盛璋在写《碣石考辨》时那样，断章取义地解释“《禹贡》之碣石”，轻而易举地拿出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论断来。』 一个“业余爱好者”对著名学者的一篇学术论文，竟然无端扣了一大堆定性的“大帽子”！从中不难看处，这位人士在对待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态度上，还真保留了一些“‘工农兵’造反派”时代的余风。 “曾经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该人士《古碣石今在何处》语）黄盛璋先生，年事已高，时间宝贵，学术专业水准起点高，当然对几篇拿无知作论据、以偏见当结论的几篇肤浅文字不屑一顾，更不屑与自以为是的当地碣石业余爱好者一般见识。然而在华夏域内“同名碣石山”有多座，“河入海乃在碣石”的《禹贡》碣石只有一个，却是千古不争的事实。（文/2008） 【黄盛璋先生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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