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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跟不少网友就《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进行过一些讨论，关于“五台山论道”从书面逻辑来看确实是为了讨一个“心安”，但讨心安的原因却是各有其说，主要有三种倾向。 一是基于意识形态，不管是为了“送礼物”，还是“扶贫”，丁元英深知这次出手，必将是拔刀见血，误伤无辜。从他甘愿受罚也要退出私募基金这一点来看，他的目的不在物质，也不在其他，只是求一个心安，而这次出手，不但没止住私募基金带来的不安，反而雪上加霜，所以这是他的一种自救的意识； 二是基于文化的对称，在中国佛教文化是可以教化人心，是可远离一切贪嗔痴的。而这一次所谓的“扶贫”，是因为承诺送芮小丹的礼物开始的。他深知这个礼物，对芮小丹来说是精神的，是神奇的，是美好的。而丁元英的认知，在起心动念处也是这样想，但现实规划运作过程中，却容不得他太感性，他必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基于这一点他是“狼性十足”的，而造成丁元英这种两面性的根源，便是他对芮小丹的嗔爱。”远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他爱了，他的执念便是他的因果，因果的根源在性，性在悟，悟在”阿迷陀佛“； 三是基于社会认知，丁元英知道，这次的运作，从商业运营角度来讲，是胜券在握的，但他同时又知道，从社会文化、行业发展角度来讲，这就不是一个丁元英可以掌控的了。格律诗一面世，业界内多了个新生，按照生老病死的规律推演，一定是在业界的某一地方又多了一个”旧人“或”病人“，这原本是自然规律，但格律诗的出现，加快了这种格局的变化，也就打破了某些人的逻辑节奏，必然会发生一些突发状况，这种结局对社会的影响不知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正如林雨峰所说”毁掉了一个民族品牌“，但这决不是丁元英的初心，矛盾于此。 到底是何种原因，不去过多考究，总而言之，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公司，做任何事都是会从这个维度去衡量的：内心、他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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