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黄昏，我正在商场里看万圣节的饰品，忽然接到一家媒体电话，“我们的‘逝者’栏目想请您写一篇……”“谁去世了？罗尔纯？怎么可能？”我根本不相信。“已经确认过了。”“为什么找我写，美术圈才合适啊。”“我们看了您4月发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停在浅水域的鲸》……”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却又那样清晰，这些天一直在书稿里写到罗尔纯，感觉对他很熟。“好吧。”悲痛地往家走，又接到几个电话，都是约稿，而且都要求快。我不敢接应那么多，却又知道媒体的规矩，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布消息。他们能将罗先生这位隐士画家作为话题，已经是慧眼独具，积功德之举。而我，不是正希望人们能记住他吗。以上两个名称，罗先生都是反对的。他曾说，我不是凡高，我是罗尔纯；我不是大师，只是一个老师。然而这两种称谓却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与许多画家一样，罗尔纯的绘画生涯始于童年。1929年5月18日，罗尔纯生于湖南湘乡县虞塘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罗光续本是学工的高材生，因为领导学运被迫回乡教书，他擅长诗词书画，画过爱迪生像和孙中山像，还帮儿子的笔记本设计校徽图案作封面。6岁时罗尔纯在湖南陶龛学校上小学，主持学校的是他的叔祖父罗辀重。这位曾经留美的湖南著名教育家看到罗尔纯喜欢画画，就让他给自己编印的校刊《陶龛旬报》画纪事画，从那时起，罗尔纯就捧着画板，对着插秧、捕鱼之类的农村活动画起画来。教过他美术的还有他毕业于苏州美专的姑母罗军建。听从姑母的建议，罗尔纯在1946年17岁时考入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西画专业。学校位于苏州美丽的沧浪亭，建筑装饰处处透着欧洲古典主义的氛围，罗尔纯陶醉于这座艺术的宫殿。最令他着迷的是校长颜文樑节衣缩食从法国购置并带回的几百件石膏教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间有落地玻璃的大石膏教室里画石膏素描，也因此获得了造型能力。后来当他得知那些石膏像初毁于抗战，最终毁于“文革”，难过不已。罗尔纯在校时表现出色，当过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在学校的春季油画写生评奖中，他的两幅风景画被评为第一名，欣赏他的颜文樑以自己的一幅水彩风景作为奖品。
如果一切顺利，罗尔纯应该顺着苏州美专毕业优等生的基础，开始他的油画探索之旅，然而接下来他竟有两个十年没能接触油画。毕业后罗尔纯放弃留校到了北京，不想差点分到新闻单位，后来虽然到了刚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却是做编辑，每天面对办公桌，画不了画。这是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则是赶上了“文革”。很难想象，这位油画大师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恰恰是先经受了不能画画的煎熬。做编辑时，罗尔纯看别人画画都会觉得受刺激，甚至因此怕去美术学院，没有见过徐悲鸿和齐白石。“文革”中他在磁县部队劳动时带了一支塑料蘸水笔，想休息时勾画几笔，结果不但没有时间，笔还丢了，罗尔纯特意请假去田埂间找笔，没找到笔的他只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失落。
1959年经朋友推荐，罗尔纯终于成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的讲师，算是步入了绘画的正轨。这所综合性的艺术学院显得比单一的美院更有艺术气氛，卫天霖、吴冠中等老油画家中，最吸引他的是吴冠中。吴冠中热爱凡高，常常做凡高的报告，还写文章，罗尔纯由此注意到印象派及其以后的画家和作品。1964年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解散了，罗尔纯调到中央美院附中任教，才开始摸油画。1970年后一年多，罗尔纯被抽调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务院去画历史画与宾馆画。这种画要求画得快而多。来做顾问的吴作人对罗尔纯很关心，介绍他认识了艾中信。美院很强调创作，几位在50年代接受过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训练的画家，都擅长根据一个题目画出情节性的画面。罗尔纯也试着这么画，却失败了。1978年，他终于完成了（与丁慈康合作）第一幅油画创作《架起友谊四海桥》，曾是“马训班”班长的冯法祀赞扬有加，但罗尔纯当时极不自信，直到展出最后一天才去展厅看自己的作品。1980年，也曾是“马训班”学员的詹建俊主持油画系三画室，邀请罗尔纯执教，他这才从版画系转到了油画系。罗尔纯当时已经50岁，在退休前的10年，他才开始崭露风采。他的画先是被朋友印成小台历，继而发表在《美术》上，接着与戴泽办了联展。《望》是罗尔纯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没入选优秀，却被美国赫夫纳画廊发现而欣赏，邀请罗尔纯在1988年去美国办了个展。西方批评家抛来的橄榄枝扩大了罗尔纯退休后的生活半径。1992年他获得法国艺术家居留权后，如“候鸟”般游历北欧、东欧、非洲、美国、东南亚，国际声誉日渐加大。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影响的主题性绘画才是中国油画界的主流。青年时代的罗尔纯并不长于此道，所以他只留下那幅唯一的主题画。罗尔纯习惯从形象出发，在那个年代这叫做搞形式主义。他曾经不解，自己非常钦佩敬爱的颜文樑校长早年的风景小油画深得印象派光色奥秘，却很少谈到印象派，教学中也不涉及。他几乎不知道老师们因为印象派吃了多少苦头。那时印象派、现代派还属于禁区，沉默寡言的罗尔纯凭着一种直觉摸索，居然在不惑之年等来了艺术的觉醒期。1971年初春，罗尔纯在广西桂林的叠彩山写生，对色彩开悟；之后回到家乡，湖南的红土丘陵给了他灵感，“乡土味”就是他的“根”。带着这种热情，他把去湘西、广西、云南等地收集的素材转化为一幅幅色彩异常响亮的油画作品，英国批评家苏利文认为这些画“一扫中国油画画坛几十年的沉闷空气”。罗尔纯画画以快著称，因而高产。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受到李苦禅的影响也开始画国画，从而油画的用笔变得更加放松。让人惊讶的是，年过六旬的罗尔纯在东西方游走的过程中，又进入了艺术的爆发期，其作品显示出用色彩抒情的强烈魅力。去年夏天，我去拜访柯文辉先生，谈起在20世纪中国印象派画家群中，后半叶有两位油画大师卫天霖和罗尔纯非常重要，但都被忽视了，柯先生点头。柯先生的《卫天霖传》已广为流传，但提起这本书时他却摇头，“还是太简陋……罗先生也应该有本传记啊！” 我知道罗尔纯先生还健在，问起他，“他身体好得很！”柯先生给我看罗尔纯画他肖像的照片，我说真好，想看画，他说画本来在他这里，他却偏偏还回去，结果在罗先生的画室里被偷走了。我连呼可惜。“画还在的，罗先生知道，只是现在那人不会拿出来了。有些画商拿了他的画去办展览，不退回来，他也不去追究。”柯先生淡淡地说。惊讶之余，我表示想拜访罗先生，“他不喜欢见人，下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
对罗尔纯先生，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时就有印象，他瘦小的身形，让我想起老家务农的叔叔。当然他的气质是知性的，还很谦和。我知道他是油画系三画室的教授，刚刚退休了。当年三画室最吸引我的，是它主张在写实的基础上表达出画家的主观情感，既强调造型基本功，又没有被素描的章法给限定住，保证画面有可识别的形象，尤其是张扬了色彩。有几位在“新生代”展览中扬名的年轻画家都出自三画室，他们的活儿比较地道，但画面中的调侃显得比较冷漠。倒是老画家罗尔纯，他画面洋溢的生气反而超出了年轻人，尤其是他对湖南红土地的描绘勾起了我的乡情。我没有在三画室见到他的身影，学生们偶尔提起他，都很尊敬。
之后多年，罗尔纯始终是那样默默无闻，展览稀少，尤其是没有举办过个展。2006年，我终于在美术馆旁边的百雅轩见到他比较多的作品。百雅轩主要代理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吴冠中与罗尔纯是多年的好友，他称罗尔纯为“弱者”，却赞赏他不是艺术的“奴隶”。吴冠中的名声与画价很高，罗尔纯相差得较远，不过以罗先生的性格，他也许并不在意。此后几乎每年，罗尔纯都有或大或小的展览在国内举行，但成规格的不多，最大的一次是今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的“大美至朴：罗尔纯艺术展”。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展览，我与他的见面也就只有在那一次展览之前与开幕式那天。
柯先生约定带我去看罗尔纯，我回来后把他的画看了又看，等着去见这位大画家。然而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今年年初，柯先生告诉我，罗先生摔了一跤，不好去见他了。4月初，柯先生告：“美术馆要做罗先生的画展，你去参加研讨会，我过几天去一趟他家，你也来。”4月18日中午，我随柯先生与刘先生一起坐出租车从望京出发。之前我问，送点吃的东西给他吧，柯先生摇头，“他什么都不要，你带了他也会让你拿回来。”
那是一个阴天，一路堵车，花了将近两小时才到昌平的王府公寓。小区里见不到什么人，显得有些荒凉。进了罗先生的家，更是有些吃惊。简陋、凌乱、不整洁，这是艺术家的居所吗？卧室墙上的两幅画提醒了我，那是吴冠中与吴作人分别送给罗尔纯的两幅水墨画，都作于1970年代。罗先生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旧旧的深蓝色薄棉衣，见到我这个生人，甚至有些害羞。“不好意思！这个样子来见客人。”他说。“我很喜欢您的画，我在做中国印象派画家的研究，等您有空的时候想和您聊聊……”“你说什么？”他侧着头，要听清我的话显然很吃力，“我不是印象主义！” 他大声说。哦，我心想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话题，听他来谈自己为什么不是印象派，可惜时机不对啊。
征得罗先生的同意，我随刘先生去二楼看他的画室。画室面积不大，因为即将举行的画展拿走了许多画，显得有些空。一面较大的毛毡沿楼梯旁竖着，用来画水墨画。一个油画架是空的，两个简易的木色书架靠墙立着，一张白色三合板的电脑桌与一个白色的三层木头架子上散乱地堆放着纸张、颜料瓶等工具。油画架正对的那面墙有扇拱形的窗户，罗先生就靠这长年射进的平光来画画。窗边放着一把折叠的户外椅子，供画家休息时用。画室的工作环境依然是如此的简陋，只有墙角放着一些未完成的画显示着画家心中的秩序与美感。
回到卧室，柯先生与罗先生聊得正酣。罗先生虽然面色不太好，但眼睛很亮。为了让罗先生听得清楚，柯先生已坐在床头，我觉得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很有画面感，想拍照，罗先生听闻，连忙敏捷地摆手。我听从，只有把这个场面刻在脑海里。
离开罗先生的家前，我特地走到厨房去看了一眼，那里相当于停留在上个世纪末，我一阵心酸。听说他过午不食，也吃得很少，可这分明就是取消吃喝的状态啊，他又是哪里来的激情和能量支撑他画出那么多光辉灿烂的作品呢？公寓没有电梯，罗先生腿疾加重之后已无法下楼，但他拒绝去医院，还坚持开画展那天要自己扶着楼梯走下去，性格之倔强令悉心照顾他的家人与弟子都感到有些为难。 再见到罗先生时是4月27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厅，他穿着灰色西装，非常整洁体面地坐在轮椅上。开幕式上请他讲话，他说了几句就停了，羞怯起来，远不如与柯先生聊天那样健谈，我觉得他很不习惯人多的场合。研讨会上，他坐在我的正对面，看他的神情，我就知道他其实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但一直注意着礼貌。午餐后，我目送罗先生坐车离去，又到展厅里仔细看画。观众不多，应该说，太少。那段时间，美国画家大卫·霍克尼访华是美术界的热点，所到之处被围观。我又想起2012年初在柏林时，遇到德国艺术家里希特80岁生日的大型回顾展。展览开幕式那天，观众挤满了各个展厅，持续一个多月观众在新国家画廊外面静静地排起长队，颇让我感动。这是我们中国的油画大师啊，却是这样的寂寥！展期在五一节，恐怕观众更少。空空的展厅倒是利于读画，直到闭馆我才离去。因为我知道，要看到这么多的画一起展示，下次不知要等多久。
我跟柯先生说，还想再见罗先生。他说，别急，等他好些，我再带你去。可是等柯先生云游回来，我听到的竟然是噩耗。我再也不能问他任何关于印象派、关于绘画的问题，只能在他的画面中去捕捉，去猜度。31日，我多么不情愿地在自己的印象派书稿中写下他的卒年——2015，这位内向沉默的画家永远地成为了谜。
虽然我知道，罗尔纯先生到达此种人生境界，外人的评价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可是回想起来，我真的希望研讨会那天，他听见了我下面的话：
“我是湖南人，与罗尔纯先生是同乡，他画中的红土地，我童年时见过，感受很强，画家与土地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里得到了印证。这里请让我引用阿赫玛托娃《祖国土》中的几句，作为后辈，献给罗先生。
罗尔纯故乡的土是红土，罗尔纯的画作提醒了这片我们几乎快要遗忘的泥土的存在。从这片深沉和沉重的土地长出来的“罗尔纯红”必将是中国油画史无比深重的一笔，极为辉煌的“高音C”。这位从不讨好世界、讨好时代，更没有被资本魔化的艺术家，孱弱到甚至连自己的画作都不能保护好。这位创造了“红”的艺术家，居然是在红色的火（灾）中结束了他最后的歌唱，成为一个时代诗意的绝响。“我不是凡高！”他曾说。是的，他是罗尔纯。世界欠凡高太多，今天一直在偿还。世界永远欠天才的，那些偷偷拿走大师画作的人，那些投机的画商们，哪怕有一次虔诚地面对他的作品，就会羞愧于盘算金钱的卑劣。罗尔纯之罹难也许属于偶然的事故，偿还他的将是后来的世界。他的声名早已远播西方，但愿这片“祖国土”的人们早一天读懂他的“红”。下文原刊于5月21日北京日报热风版，为罗老生前个人画展所写——
罗尔纯：停在浅水域的鲸颜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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