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堇荼如饴 叶浅韵 田野上下，已经有人开始收割玉米了。我一时萌生出来的小冲动，丝毫没有瞒过妈妈的眼睛。她说，这些玉米杆子是新品种，没有一根是甜的。倒是脚下这些矮棵的猪草，村子里的人都掐回去，炒吃，煮吃，味道还不错。香黄花，苦马菜，小汗菜，灰苕菜，赖蛤蟆叶，缩筋草，它们正铺张地在玉米棵的脚下横行倒走。小时候，我的镰刀遇见它们，一把一把地收割进篮子里，像是收割满心满意的快乐。这其中的一些野菜，我是吃过的。在城里的餐桌上。细细地咀嚼，即使是苦的，也能嚼出些甜味。那感觉竟与诗经大雅中的“堇荼如饴”不谋而合。 堇荼是一种苦菜，与眼前这些生机勃勃的野菜，也许只是名字上的区别。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救物主，饥荒时用来饱腹，暴殄时用来辨别另一种天物。当一些走过的日子蓦然在某个时点交集相认时，就连甘与苦都像是对调了一个位置。 在此时刻，我与妈妈悠闲地坐在地埂边上。过路的邻居递来一串葡萄，姿色诱人，我接过来，才想送到妈妈嘴边，马上又缩了回来。妈妈说，你赶紧吃吧。甜甜蜜蜜的汁液欢快地在我的舌尖上滑动，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对甜极度渴望的童年。是的，如今的甜蜜唾手可得。而眼前这些田野里的玉米杆子，却让我嘴里的甜蜜沾上了一些苦涩。 放下这串葡萄。或许，我应该说一说妈妈的故事。关于糖的故事。 去年秋天，妈妈的体重迅速消瘦九斤。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在长秋瞟的时间，能躲过核桃板栗和月饼们重重贴上来的身板，真是不容易。秋天过去，妈妈已经瘦得连双下巴都不见一个踪影了。我开始着急起来。带着她去医院检查身体。血糖居高。连测数日，医生几乎可以判定妈妈得了糖尿病。 我不相信，妈妈也不相信。她对每一次测量过后的数据找一些借口，昨天怪吃了酒，前天怪吃了红糖鸡蛋。后来，但凡能对血糖有影响的食物都忌了口，谨遵医瞩，再去检验，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开始对糖极度警惕起来。一些含糖较高的水果像是成了家里的敌人一样，被抛弃，被仇恨。 寻医，问药。辅助一些西医的药品，甚至还加入了民间的土法，终于把体重控制下来。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瘦小的妈妈嵌陷在沙发里，两只大眼睛像个孩子一样探询我今天的忙闲和心情。其中一只眼睛的黑眼球上已经上了好一层雾了，医生说那是白内障，得等再严重一些做手术的效果才好。我常常不敢太过沉溺于心疼，因为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的双手。 晚饭后我泡了一壶茶，妈妈是爱喝茶的，我记得她年轻时常常喜欢在茶叶里放一块红糖。现在，谈糖色惧。民间给这种病取了个名字叫富贵病。在那些艰苦的年代，糖都吃不上，怎么会有人患上这种奢侈的病呢。居然尿糖了。我的妈妈，那些年在月子里都吃不上糖的我的妈妈！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和奶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双方火气都很大。互相埋怨对方把几斤红糖藏到哪儿了。她们甚至都发了誓，说绝不可能偷偷藏到娘家去。后来，那些红糖在好些年之后现身了。它们放在顶楼的一个小矮柜里，已经与柜子里的棉纸融为一体了。要知道，那些稀有的棉纸是留给爷爷的后事之用。长年咳嗽的爷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在他七十三岁那一年，丢下我们走了。爸爸想起了那一柜子的棉纸。打开，便成了一柜子面容模糊的心痛。 许多年后，她们都还在惋惜。妈妈得理不饶人，埋怨奶奶在她坐月子期间都没得吃几口红糖水。奶奶埋怨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害家里白丢了多少钱。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吃不上糖，家里有月子婆了，要去大队上打个证明，花上一块五毛钱才有得三斤红糖的供应。村子里的人为了得到点金贵的糖，想了许多办法。关于这些，我已经颇有些印象了。 在秋天收玉米的时候，镰刀挥过的玉米杆子留下好长一截立在土地上。我和小伙伴去找猪草，砍下一根玉米杆子，尝尝味道。遇上甜的，就当甘蔗一样，用牙齿剥开皮，像吃甘蔗一样，一根根吃完。一不小心，嘴巴皮也会割破、出血，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对甜的渴望。吐一堆渣子在脚下，吃一肚子甜蜜在肚子里，再背起小箩箩继续找猪菜。我们最快乐的事就是在哪里能遇见一窝窝绿油油的嫩猪草，镰刀一挥，像刚吃过的糖一样安逸。 收割完玉米，村子里的婆婆们把玉米杆子收了回去，清水洗净，用铡刀把它们铡细碎了，又放进碓臼里舂，汁汁液液就舀在桶里，放进一口大黑锅里，煮啊煮，然后再用纱布过滤。一道道工序后，剩下些混浊的液体了。再文火慢慢熬制，一些淡薄的糖稀就成了。红褐色的黏液，它们被称作糖。女主人把它们装进的一只土罐子里，密封，待家里有了用场时，再拿出来。 因为工序麻烦，所得甚少，村子里只有少数几个勤劳的主妇愿意下此苦力。有时，村子里的娃儿被狗咬了，需要煮个糖水鸡蛋补血、压惊。就要端着小碗去讨点糖稀。我吃过那种糖，淡淡的甜味，总是让人意犹不尽，还不当和我小伙伴们去田野里砍根甜玉米杆子嚼得痛快呢。 甘蔗要种在热一些的地方，这种东西我是长大之后才在集市上见过，吃过，像蜜一样甜。对了，村子里也有一户人家里养蜂的。他们家扯蜜糖的时候最馋村子里的孩子们。我们总是会得到一小块蜂胚子，含在嘴里，扎扎实实地甜进心里去了。后来，那几窝蜂跑了，在一个夏天的午后，它们全体起义了。女主人像丢了孩子一样，佝着腰杆一句句在叫喊：蜂王落，蜂王落，蜂王蜂王落。但它们都没有听她的话，在村子后面的竹林里热闹了好一会儿，就飞走了。村子里再也没有养蜂的人家了，存留在我舌尖上的甜进心尖的感受就高悬了许多年了。 村子里还有人家用胡萝卜熬制成糖的，工序差不多，但糖的味道就比玉米杆的更浓了一些。我依然不喜欢那种甜，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我还嫌弃这样那样。为此，被妈妈冠名为嘴尖磨馋。爷爷是个有想法的人，不知哪一年起，家里种上了高粱。一小块的高粱地，就种在土墙边的自留地里。它们苗直苗直地长了成绿油油的一片。奶奶的山歌里有一句：高枝高杆是高粱，细枝细叶茴香草。妹是后园茴香草，轻轻摇动满园香。爷爷的个子很高，跟高粱一样高。 第一次收割高粱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来围观。它的味道可比玉米杆的味道好多了。不甜不淡，纯纯正正地在舌尖上荡漾。高粱杆通过层层工序制成糖，高粱的顶端开花部分被制成了刷把，用于清洁。那时候，我很喜欢这种村子里的洋东西。又甜又特别。我总是在高粱杆子才出叶的时候，就去偷吃它们。 人们形容生活美好时，喜欢用甜蜜这两个字。事实上，人们为了得到它，动用了一切智慧。慢慢地，这种原始加工糖的方式也快被人们遗忘了。某天我在街上看见有人在卖高粱杆，三元钱一根。我就像是看见了童年的欢喜。迅速地买一些回来。吃了几口，让我一时觉得我的童年像是假的一样。那些残留在我的记忆和舌尖上的甜，它们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很沮丧地把它们丢了。然后像是报复我自己对甜的追忆一样，翻出柜子里的糖类。冰糖，晶莹剔透闪着光，有菱有角，这个对咳嗽有帮助，滋润肺部。红糖，纯手工制作的，一些加了玫瑰花，一些加了姜。几瓶蜂蜜，来自不同的亲戚朋友，苦刺花蜜是白色的，枣花蜜略有颜色，槐花蜜看上去最想在此时吃一口。 我泡了杯浓俨的槐花蜜，足足加了四勺。甜到不能拔出来的味道，在我的舌尖上转悠着。才吃完，立即想起医生说的话，雌激素分泌过胜的人要少食，它们会让一些肌瘤汲取到最丰富的营养，促使它们长得更快。我想起我的子宫里潜伏着的那几个肌瘤，想着它们正在被我喂饱。然后在我的身体里繁衍、生长。我看那几瓶蜂蜜的眼色顿时就带上了许多幽怨。 那些年，我们多么渴望这点甜蜜的梦呀。在田野里，在悬崖上，在政策里，巴心巴肝地想得到点糖分。它们象征着生活的中最美好的那部分。大人哄孩子最有力的武器，永远是：你要乖乖的，乖了给你糖吃。对了，说到悬崖。那是因为悬崖峭壁上有时会得到了野蜂蜜，偶然发现一窝，像遇见宝藏一样。冒着危险采集回来，放在一个瓶子里。妈妈把它安置在最高的柜子上面。我拿两个凳子也够不到的地方。在我心里，跟悬崖一样高。妈妈说为了防止我们偷食，还编说吃太多会把牙齿甜掉了。村子里从来没有过把牙齿甜掉了的孩子。但许多年后，糖吃多了的孩子没有一口好牙倒是一种事实。也许是因为太紧缺了，好不容易有了，就想着把甜吃个够。我上中学了，都还希望口袋能装着几个红色糖纸的水果糖，觉得那才是最高级的生活。 如今，我和妈妈都在抵制不同的糖。抵制的方式有时很奇怪。妈妈听说，苦瓜是降血糖的。妈妈就种了许多苦瓜，晒干打成粉末，每天早晨食用。效果似乎还不错。我曾经多么不喜欢这种苦汲汲的食物呀，现在，却是到了迷恋的程度。仿佛它身上的坑坑洼洼也是另一种美，是妈妈带着我们走过的路。 甘苦的人生，被田野里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一季一季的庄稼养活一茬一茬的娃儿。一年比一年好起来的日子里，像是我和妈妈都在与糖作一场隐密的战争。在苦中找寻甜蜜，在甜蜜中思忆苦涩。我和妈妈，及许多人，我们都走在找寻自己想要的甘和苦的路上。堇荼如饴，岁月如水。从无到有，生生不息。 获奖的她这样说 我没想到我要发表作品，我只想依偎着它取暖。后来，有了约稿。能换盐巴钱时，我觉得盐巴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能换米钱时，我觉得稻米之谋也有诗意；能换一件花衣衫时，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片开阔的草原。而我，像一匹正在长大的小马驹，我要学会在草原上驰骋。用文字在心底种一片草原，成为我哄骗自己开心的手段。我想被文字一天天哄老。生活给我关闭了一道又一道的门，我一次次地打开一扇扇窗。我需要做的是，我要把窗子改造成为能通过自己身子的门。这扇门，就在我的身体里。 她还说，我觉得比我获奖更重要的是宁红瑛姐姐也获奖了，因为她是在我的鼓励下才开始创作的，这比我本人的获奖更重要。   作 者 简 介 叶浅韵。原名：魏彩琼。曾用笔名：大彩。云南宣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首届国土作家班学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大家》、《散文选刊》、《读者》、《海外文摘》、《边疆文学》等报刊杂志，多次获奖，多篇文章被收录进中学生辅导教材及各种文学选本。已出版个人文集《陌上花开时》、《必须有那样一个人存在》、《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等。 奎屯的阳光 宁红瑛 2019年7月20日，我随大学生志愿团来到了新疆。新疆伊犁，伊犁一个叫奎屯的小学。在这里，我将和我的队友，陪奎屯小学的孩子们度过生命中有意义的二十一天，跟随守望者。 守望者是一个跨国家、跨学校的公益联盟组织，一个用爱心托起乡村孩子希望的大学生义务支教团队，它的初心是让更多有梦想的人加入进来，一起关爱贫困山区的儿童，一起在关爱中行走，在行走中播撒爱，传递爱，感受爱。 我有幸被破格录取。记得在接受守望者和志愿团队层层级级的面试中，每一个面试官都会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支教？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难想象，一个五十岁的在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轮休假干休假自费前去，而前去支教的目前只有二十几岁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好奇，我要么有高尚的理想，要么有更深刻的理由。 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情结，一个老师脱离讲台二十几年来无法释怀的情结。那年，我的离开，因为我工作的调动，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那个班的孩子们每周都逃学翻山越岭来新的工作单位找我，一次一次把他们送回学校，他们还是一次一次再来，直到最后我和学校达成一致同盟，他们没有再来，那些学生再也没有来过。 三个月后，这个班被打散分到了其它三个班，这是我半年后的才知道的消息。其间学校给这个班换了两任班主任，还同时派很多老师去做思想工作，在所有努力都徒劳之后，校方考虑这样下去不但平复不了孩子们的情绪，还同时影响到我上过英语的其它三个班学生的思想，最后，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散这个班的整体情绪。 从此，这个学校再没有了十五班，从此，我的生命里缺一堂课，一间教室，五十四个学生。 这痛，只有我和我的学生知道，这内疚，如负债，随岁月不停地在加息。 刚离开教行的那些年，我也和我的学生们一样，排斥新的工作，不适应新的环境。我像一个着急的赶路人，在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的路上，把自己的灵魂走丢了，又不知道去哪儿寻找。也曾作过多次再回去教书的努力，我甚至觉得，除了教书，其它职业对我来说都是将就。 遇见奎屯，是上苍对我的垂怜，或者救赎。 我们所在的奎管处小学，是守望者的公益支教点之一，现在学生们已经放假了，我们所教授的孩子是以夏令营的方式报名来的，这期一共五十六个孩子，除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其它都是汉族。奎管处小学还保留之前建设兵团的建制，属建设131团。 校园是青砖红墙高大气派的建筑楼，方方正正围成正方形，中央有一个大大的球场，球场一分为二，由一个足球场和四个蓝球场组成，两侧是椭圆形的跑道。道旁是一大排一大排的非洲红梣，浓密的枝叶下面是一排排休憩的长凳，高大的梣树一直在这儿撑着晴雨伞。课后，孩子们都来这儿踢足球、玩蓝球、打羽毛球、唱歌、跳舞、打闹，这是他们的欢乐场，也是纳凉地。  我们队一共十八个大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学校不一样的专业，他们没有用暑期去旅行，去度假，去做有偿的社会实践，他们拎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这里。除去从遥远地方过来的昂贵路费，他们中有的只有八百元生活费，有的连八百元生活费都没有，有的剩下的盘缠一天只够吃一顿饭。他们中有的不能吃猪肉，有的不能吃汉族的馆子，很多习俗上的差异常常让我们的会餐只能彼此尊重，有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还受民族区域限制。 奎屯的气温越来越高，我们的宿舍是学校的闲置房，顶层，没配空调电扇，常常半夜醒来，没盖被褥的身体裸露在开着门的风中，尽管风也是热的。擦去鼻尖上细密的汗珠，又沁出来，擦了，又沁出来，在40度的室温中汗水以秒的速度聚集， 老师们白天基本无法休息，晚上有些老师勉强可以凑合睡一会，而有些老师整夜都无法入睡，但第二天还是会早早地去教室迎接同学们的到来。 刚来奎屯的时候宿舍里没有电灯，宿舍里有了电灯，而洗漱间的灯又坏了。我们各自用手机给光，在足球场编织手工，在明明灭灭的光影中抽动丝线。在教室里准备明天的教案，教室里也没有风扇，但比宿舍的气温稍低一些。在洗漱台聊课堂聊学生，也说奎屯，说奎屯的富足与安全，说奎屯目前的教育环境超过内陆很多的偏远山区。 我们中很多人在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比热更难受的是蚊子，它们每晚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在围攻和夹攻中唱着凯旋之歌，一般的灭蚊之药无御敌之用，任你东西南北喷洒防护，在这儿，你干不过蚊子的。 洗澡还得到两公里以外的大澡堂，洗头和擦身可以在宿舍或洗漱间将就。每天都会有学生来拥抱你，让你每天都有了换衣擦身的庄重，像去迎接每一天的太阳，去接住一朵圣洁的莲花。 我一直以为这一代人吃不了苦，至少不像我们这代人能吃苦，生活上的苦，工作中的苦。只有当你和他们工作过二十一天，相处了二十一天，你才知道，备课室的灯每晚亮着，每天从备课、上课、还课、各种不同的兴趣课，到思想工作、家访，宿舍—教室，教室一宿舍，两点一线，时间跟着学生的作息连轴转，隔天还要分析课程设置与学生特点来不断调整教授内容，以及学生愿意接受的授课方式。 没有人给他们规定教学任务，也没有人来检查他们的教授质量，但他们一直在坚持在努力。他们同时在尝试，尝试着引导那些有艺术天份的孩子们去突破、去创新，手把手地交孩子们编手环，画画、跳舞、唱歌、练毛笔字。  那个叫陈燕的大学生，来自上海师范大学，是我们这次支教的自愿者之一，四年级的班主任。 她清楚记得班上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她了解一半以上学生的性格，还有部分学生的家庭情况。她说她第一次站上讲台神圣、紧张、不安、欣喜、兴奋。她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回宿舍。她晚上常常在教室里练毛笔字，她认为只有一笔一划练过，第二天才知道如何教学生上书法课，我也是她的学生之一。她每天晚上都在教室里编手环，她说要编不同个性的手环送给她们班的每一个学生，她要教班上的每一个学生编手环，她认为这是培养孩子们专注力最好的手工课。 她每天晚上都在教室里写信，给她们班每一个学生写一封信，用纸质的信笺，纸质的信封，她把想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写进信里，包括爱与祝福，信纸空白处贴太阳花和风信子，离开时送给她们班的二十六个孩子。 她去给学生买信封的时候，余额宝里的钱已经不够她买回程的火车票，她还是没有犹豫地买了二十六个信封，还有贴画，太阳花和风信子的贴画。 她每天都会和我分享班上学生的状况，谁又捣蛋了，谁又感动她了，谁家里又出状况了……她总能收到学生给她的礼物，一颗糖、一个手环、一块饼干、一只面小猪……看她得意又为难的样子，像得到了多大的恩宠，收受多大的贿赂。  她们班一个男生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她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善良，她感动地和我说：“当我一字一句读完，眼角已经湿润，这是我长这么大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有幸遇见这些可爱的孩子，即使我不能教她们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我希望我的陪伴可以让她们开心，可以带给她们正面的影响，给他们带来快乐。我想，我的想法正在慢慢实现。” 陈燕是复杂家庭背景里长大的孩子，连单亲家庭都算不上，她鼓起勇气和我说家里情况的那天，是我们谈到很多人生问题的时候。她说每到开学，她不知道向谁开口要学费，单身的母亲带着同母异父的妹妹不容易，母亲把妹妹养得这么好她已经很知足，患病的父亲现在只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年迈的爷爷奶奶把她拉扯到现在已经殚精力竭，姑姑，还有其他亲人，她已经开不出口了。她像在撕开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又像在说别人家云淡风轻的事情。 这个成长路上尝尽人间悲苦窘迫的孩子，她说她感恩所有的遇见，班上的学生、支教的队友、新疆的风景、书籍，书籍里的感动，还有每一天升起来的太阳，她把光阴偷走的那些温暖和爱都给了边疆孩子，加倍，加量。 在这里，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大姐姐，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人。 今天是六年级的最后一节课，我没和他们谈阅读与写作，之前要给他们上最后一节英语课的想法也放弃了，这之前，准备系统教他们国际音标的想法放弃得更早。我跟他们谈这间教室与清华北大的距离，谈奎屯与无限广阔的世界，谈个人卫生与环境保护，谈仪容、仪表、仪态，谈自重与尊重……今天是七夕，甚至谈到了爱情。 事实上从接触这群孩子开始，我一直在不断地调整教案，以适应不缺失教育但需要陪伴的孩子。“因才施教”这四个字，在奎屯支教的这些天我体会最深刻。我不再花过多的时间去探寻授课技巧，我像一个拿着大把种子的农民，迫不及待地要撒向原野，我苦口婆心，苦口婆心还加上喋喋不休，我真心希望我的哪句话有一天会在谁的身上长出翅膀，哪种思想会在谁的身上开出花朵，哪个观点会让一株小苗不断拔节…… 正午，此时，这是奎管处小学一天中最热的时刻，一下课，学生们还是蜂涌而出跑向体育场，羽毛球首选，足球和蓝球次之，每一两个学生黏着一个老师，他们热衷体育运动远远胜于语文数学，他们甚至喜欢在三十六度的太阳底下奔跑、出汗、挥动着胳膊，他们就这样持续了二十一天，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二十一天。因为爱和爱着，我们每天都在重复，我甚至学会了踢足球。 他们中很多是留守儿童，很多生活在单亲家庭。他们拥抱你的时候，是天使是安琪儿，上体育课舞蹈课的时候，是健将是天才，上语文数学课的时候，是魔兽是乌鸦。比起引领，他们更愿意你陪伴，比起优教，他们更渴求你拥抱，比起物质的给予，他们更需要你精神的呼唤。 这些孩子给我们打开的世界，远远超出了来之前的认知维度。在这里，教室是方的，球场是方的，方块字是方的，五星红旗是方的，理想是方的，孩子们的快乐也是方的，都安全地装在方型的盒子里。我想试图去掉那些边框，让快乐和理想飞出去，我又不敢全部去掉。 我们支教的奎管处小学左侧数步之外，是一条阔气的马路，过马路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进入菜市场之前要过安检。菜市场是一条像马路一样宽阔的大街，大街两边是水煎包、馕、烤肉、摊饼之类的小吃摊，首先调动你味蕾的当数水煎包，锅底冒着滋滋热气的水煎包，黄澄澄香气溢出几丈远让人无法迈步的牛肉馅水煎包。 新疆饮食，融合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口味，完成了你对味蕾的所有期待。爱大盘鸡和手抓饭，配一盒地道的老酸奶，也可以是红柳烤肉和吃完了免费加量的各种拌面，还有那撩人的面点……每天晨跑之后，我会穿过这条街去菜街的另一头，吃一种用糊辣汤浇汁的豆腐脑，上面配香菜和酥豆，两元一碗，我会在旁边摊上买根煮玉米配上，也可能是素菜水煎包，不超出五元却吃出了满满的幸福，更幸福的是会遇到很多大爷大妈来吃豆腐脑，我和他们慢慢熟识起来，唠着家常啃着玉米下着豆腐脑。 他们有些是支边时过来的，有些是屯垦时过来的，郭大爷是河南人，李奶奶是江苏人，退休那年他们都试图去老家居住过，故乡气候和饮食的不再适应让他们又回到了奎屯。李奶奶不再白晰的脸上有着岁月的痕迹，也有着时光的安然，她一直和我坐着说话，老伴在旁边为她抬豆腐脑、拿勺子、递纸巾。 其实，对于奎屯，奎屯的认知，我更多是从豆腐脑摊上的大爷大妈，学校轮换守门的老师们口中了解到的。从建国初期的支边建设到兵团屯垦，奎屯就是新疆的粮油基地，有着“粮仓”的美誉，奎屯今天发展成为中国西北部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大势所趋。奎屯大部分居住着从五湖四海过来的汉族，也有少数的维族和哈萨克族散居其间，奎屯的孩子几乎都懂汉话。 奎屯的富足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祖国母亲的一视同仁，甚至偏爱，它偏爱她每一个远嫁的女儿，偏爱她戎边的儿郎。任何的国泰民安都是建立在秩序和规则之上的。在奎屯，进菜市场和逛商场先过安检，家里有几把刀要到居委会报备，你甚至连一把削水果的刀在市场上都买不到，就不要说打架斗殴翻墙越窗之事。在奎管处小学，每天都有拿木棍带钢盔的老师在学校值勤，他们每两小时在校园里巡逻一次。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你都可放心出行，这就是现在新疆的北彊，北疆的奎屯。 支教即将结束，教学在有序和无穷变化中进行，生活在不方便和习惯中适应，气温升了一些降了一点，像每天不同时段的太阳，给你温暖也让你酷暑难耐。 我渐渐感觉到新疆阳光在皮肤上的温度，树上知了在歌唱，蓝球足球羽毛球在校园跳跃奔逃，空气里有水果的甜味，有馕的香味，感觉到渐渐热起来的手指、关节、肺腑，渐渐热起来的眼眶，以及孩子们羊群般的存在，或不在。 这个清晨，当阳光斜斜地漫过校园，我又穿过这条街，又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不埋人。”我想，如果不是二十一天的自愿者支教，如果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工作，或许，我就留下来了。 获奖的她这样说 这份荣誉，她是代表18个去新疆奎屯义务支教的大学生领取的，她只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记录人，她有幸见证和记录了生命中最阳光最有意义的奎屯二十一天。这个奖金，她将留作下一次再去支教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一本书或一支笔。 作 者 简 介 宁红瑛，喜徒步，爱摄影，捧书卷，捻茶香。喧嚣之外，一个刚好站在地平线上之人。文屡见于《散文选刊》、《文学天地》、《珠江源刊》、《曲靖日报》、《春城晚报》、《长春湖》等。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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