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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国崛起，最广为人知的人物就是商鞅，李斯的《谏逐客书》和司马迁的《史记》都有指出了这一点。 《谏逐客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然而，商鞅为秦国打了胜仗, 却为何要将河西之地又送给魏国？固然有魏武卒，以及庞涓击败商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40余年之后，司马错一语揭开，即“今王地小民贫”，无力支撑秦国占领河西之地！ 说到底，商鞅变法，只是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资源的集中掌控，实现了不健康的“国强”、“兵强”，但秦国依然是“地小民贫”，与关东国家相比整体实力还是不足。 那么，让秦国真正富强和崛起的到底是谁呢？就是上文提到的司马错！ 商鞅让秦国更有秩序，资源掌控利用能力更强，但秦国地盘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商鞅变法带来的提升，总归有一个限度。 就好比种田，商鞅变法让秦国田地产出增加了10%—20%，但绝不可能翻倍，因为以当时的科技条件来说根本达不到。 然而，司马错却让秦国真正富庶和强盛，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消灭蜀国，既消除背后隐患，又获得天府之国相助。 316年，位于四川的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向秦国求救。《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因此犹豫不决。 张仪主张应先攻打教训韩国，再攻打蜀国，所谓“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可见，张仪认为先攻打韩国，有利于奠定秦国王霸之业。 然而，司马错却力排张仪之议，认为秦国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攻打蜀国，而非韩国）着手，增强国力。而且，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攻打蜀国则既可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实军备，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国富需要广其地，强兵需要富其民，秦国打下蜀国，可以“广国富民”，这才是秦国崛起的真正原因！而且，司马错认为蜀国“有桀、纣之乱”，秦国灭之师出有名，可为秦国积德。 最终，秦惠王采用司马错之策，灭了蜀国之后（次年灭了巴国），《资治通鉴》中记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更为惊人的是，秦国消灭巴蜀仅仅只过八年，就取得了重大成果。 《华阳国志·蜀志》：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指汉水)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可见，秦国不仅获得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还消灭了背后隐患，以及获得一个攻楚的战略要地。有钱、能打、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秦国才真的可怕，而不是司马错之前“地小民贫”的秦国。 因此，从长远来看，秦国占据天府之国后，才真正崛起，真正奠定王霸之业，后来发展证明了司马错眼光。40年后的长平之战中，通过巴蜀栈道，白起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粮草供给；秦始皇一统天下，都离不开巴蜀的丰富资源，比如巴蜀的寡妇清，就对秦始皇帮助非常大。 五百年之后，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复制了司马错的观点，《隆中对》中提到“益州（巴蜀）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就是劝说刘备占据巴蜀之地。那么，诸葛亮到底学的是刘邦，还是司马错呢？ 明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四中记载：“读此，始知诸葛公乃有粉本。后贤信诸葛公亦烂读《国策》（“司马错论伐蜀”出自《战国策·秦策》），则其烂读，可无俟再劝也。”可见，金圣叹认为诸葛亮学的是司马错。其实，刘邦诸葛亮的攻略四川之策，鼻祖都是司马错。 令人遗憾的是，谈及大秦帝国的崛起，人们习惯性的认为商鞅变法，而真正的关键司马错却鲜为人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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