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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民五术是不良文人杜撰的,根本不是法家精髓,批驳五术的无知

2019-10-24  皮皮孙寿...

战国时代是一个铁血大争的时代,那时的人”凡有血性,皆有争心“,因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与人,国与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思想的碰撞也更加激烈,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儒、墨、道、法四家被称为先秦四大显学。

驭民五术是不良文人杜撰的,根本不是法家精髓,批驳五术的无知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法家、兵家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名士(相当于现在的专家),谈到富国强兵,无不开口言变法,闭口说强兵。各国国君,但见儒士,纷纷尊其位,听其言,不行其策。为何如此呢?大家都知道大争之世,用拳头说话,用儒家那套就是要身死国灭啊。但是儒士掌握了话语权,你不尊他,听他,他就会到处说你坏话,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啊!老孟子那句”望之不似人君“可让魏襄王在诸侯中丢尽了脸面。


汉武帝取得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董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开始一家独大,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但仔细研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治国方略都是”外儒内法“,统治者宣称以儒治国,但与儒同行的是各朝各代都有法律在运行。儒法本冰炭不可同器,却在道的作用下相辅相成,成了治国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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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

后世儒生没有忘记战国时代儒家尴尬的地位,于是就大肆抨击法家学说,将法家思想描述成残暴虐民的统治秘术。驭民五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的驭民五术是指:壹民术,弱民书,疲民术,辱民术,贫民术。笔者不才,作为法家后学,将一一批驳如下。


一、壹民术

儒士们口中的壹民术又被称为愚民术,简单而言就是统一民众的思想。且不论儒士们没有深刻理解法家”壹民“的真实含义,就单说统一民众思想何错之有?一个家庭要有一个主心骨,不能人人意见不同,还无法统一意见;一个国家要有一个主流思想,不能用数十种思想来指导国家。统一民众思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且永远在做的事,这是治国必须要有的。

《商君书.壹言》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商君口的”壹言“有两层含义:其一、民众取得名和利的途径必须单一;其二、民众的思想必须得到统一。商君深刻地洞察了人性,他知道人生而好利,死而虑名,要让人齐心协力做一件事,就必须用名和利去诱导他们。老百姓从国家这里得到的名与利途径只能单一,不能有多个途径。得到名利的单一途径就是依法行事,只有依法做事,才能得到国家的赐的爵位与土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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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战是秦国基本国策

如果百姓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名利有种途径,那么百姓就不会守法。比如儒士游说国君得名,隐士预言国运得利,商人炒作商品得利,侠士杀人得名利,那么百姓就不会守法,而是去当儒士侠客了。古代重农就必须打压商业,因为农民辛苦而商人轻松,不打压商业,农业就会荒废!

一国之民必须思想统一,比如依法行事才能得名利,需要全国人民都认同这种做法才行。如果有的人认为儒士博学就当得名利,侠士勇武过人也当得名利,隐士志向高远也当得名利,那么这个国家就十分不好治理了。国家鼓励耕地和从军,但是有人认为耕地最苦,当兵最险,就不支持耕战,那么国家的耕战政策就无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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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

最后翻译上面那段话如下:治国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守法,百姓守法就淳朴,淳朴的人就会安心种地,安心种地的人就会勤劳,勤劳的人就容易致富。让有钱人出钱买爵位以消耗他的财富,他就不会奢侈;放荡不羁,行为乖张的人施以重刑,他就会老实去种地。能集中民力却无法使用民力,那么国家会乱;会使用民力却无法积聚民力,那么国家会亡。因此如果国家能协调聚力与用力,那么国家就会强大;如果国家不能协调聚力与用力,则国家必衰亡。


二、弱民术

儒士不作深刻研究,只从字面上理解”弱民“,认为弱民就是让人民变弱,这样人民无法反抗朝廷。事实上法家的弱民根本就是那个意思,法家的弱民是指削弱百姓不守法的本性。人生而自由,然在社会上会有很多条条框框约束人,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进而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一个人如果追求绝对自由,那么他永远不会自由;人人都追求绝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崩溃。

婴儿是没有规矩的概念的,他是在成长过程中渐渐会学约束自己的。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但是一百个人在一起生活就要有规矩。人有不守法的本性,因为不守法可以让他更自由;所以儒家才说”君子慎独处“!一个法治国家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君子,必须要强制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因此削弱百姓不守法的本性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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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规则

《商君书.说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上面一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用仁义之人执法,则百姓喜欢用关系网处事;用守法之人执法,则百姓喜欢用制度办事。今天不犯法了明天继续犯法,这是仁义之人执法;今天禁止他犯法了,明天他就不犯法,这是守法之人执法。表彰仁义执法者,那么犯法的事会被隐藏;任用守法之人执法,则犯罪之人必受惩罚。有罪不罚,那么百姓战胜了法律;有罪必诛,则法律战胜了百姓。百姓战胜了法律,国家必定动乱;法律战胜了百姓,则国富兵强。因此用仁义之人执法,国家必定动乱至衰弱;以守法之人执法,国家必定被治理且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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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无限的

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发表了著名的遗言: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三、辱民术

儒士认为法家的辱民术主要有两点:其一、让百姓无自尊无自信;其二、教唆百姓相互之间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这是儒士天真的想法,认为治理民众主要靠道德感化,最好是化地为牢,割发代首这样的刑罚最好了。法家提出的是重刑重赏,且不分人是善是恶,是贤是不肖,有功还是有过,只要犯了法,必重刑竣法伺候。

《商君书.说民》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法家提倡轻罪处重刑 ,重罪处死刑,最终达到天下无刑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犯罪成本无限增大,让大家都不敢去犯罪,这样天下就没有罪犯了。如果重罪处重刑,轻罪处轻刑,那么小犯罪不可杜绝,大犯罪就更无法杜绝了。给轻罪处重刑,那么天下无犯罪,治理的效果达到了,国家会越来越强。重罪处重刑,轻罪处轻刑,虽然刑罚用上了,但是犯罪会越来越多,国家会越来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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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本为罪犯而生

一个人十分勇敢,那么赏给他想要的,此人必为国效死命;一个人如果十分懦弱,那么施加给他最怕的刑罚,他就会变得很勇敢。胆小的百姓变得勇敢了,勇敢的百姓变得不怕死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儒士认为给犯人施加肉刑,是对犯人的侮辱,比如刺面、割鼻、斩手足等。但是不惩恶如何扬善?人性如海,邪恶无底限,善良无上限,对付恶人应当采用酷刑。话说白了,你守法护法,何惧酷刑加身!

孔子深谙治国之道,他曾如此对子贡解释为何在街上倒灰要砍手砍脚。孔子说:在街上倒灰,容易引发三族械斗,这样会死很多人,因此对倒灰可以用刑。人们害怕受重刑,但是不在街上倒灰很容易。只要做到容易做到的事,就可以避免重刑,这就是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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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违法,何惧处罚?

《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

至于说鼓励人们相互检举、揭发犯罪之人,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对于犯罪之人,不能包庇,那怕犯罪之人是你亲人、朋友!如果为了亲人、朋友而包庇罪犯,那么就是对不犯罪之人的伤害。人们相互监督、检举罪犯,那么就没有人敢去犯罪,这样国家就得到更好的治理了。


四、贫民术与疲民术

儒士们说贫民术就是: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使百姓人穷志短。疲民术就是:为民寻事,让百姓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让百姓变穷就是贫民术,我想任何一次变法的目的都是富国强兵,要富国必然得先富民。让百姓疲民奔民,那么百姓如何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如何变富?把百姓变穷,让百姓疲于奔命不是变法的目的,更不是法家的主张。

《商君书.更法》篇就说了: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立法的目的是保护百姓,制定礼仪的目的是方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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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所以爱民

法家主张让农民变富,让士兵有地位,让五蠹变穷,让五蠹疲于奔命。那么所谓的五蠹是指谁呢?五蠹就是:学者(儒士)、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兵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娱乐明星)。蠹的含义是蛀虫,五蠹就是五种国家的蛀虫,打击国家的蛀虫不能算是贫民或者疲民,只是通过打压手段,让这五种人变成农民或者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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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学者、假专家

《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 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家将儒士列为五蠹之首,因此儒士千搬指责法家,生搬硬套创出”驭民五术“来抹黑、诋毁法家。驭民五术本不值一驳,但是这种说法蒙蔽幼稚,欺瞒无知,还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恶劣,不得不批判它

以现在的眼光看先秦法家思想,虽有一些不符合当前发展趋势的思想(比如打压商业、轻罪重刑等),但是其理论还是有现实意义,乃治国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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