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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长期以来，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上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对科学研究中个人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日趋成熟。考察一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经验主义 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人们亲身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入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靠。经验主义者这种将观察看作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过程，好像是摄像机镜头的物理成像，似乎过于简单和片面①。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学术命题。 中国考古学的操作目前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学者们强调材料的采集和观察，凭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我们有些学者十分鄙视理论，将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传统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的名言就是：“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②”。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将兰克学派的治学方法引入中国，他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③。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④”。傅斯年当年设立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安特生 然而，人的经验观察并不等同于摄像机的机械成像，而是一种对感官反应的图像加以识别的过程。这种识别首先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训练和实践经验。如果观察者的知识状况和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对于图像的识别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观察到的东西或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安特生造访龙骨山，发现洞穴堆积中有脉石英，便判断洞穴中可能存在古人类遗存，而天天经过这里的老乡却熟视无睹。医生观察胸片能够诊断疾病，而病人自己却看不出来。这就是观察现象时，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区别。还有，经验观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非事物的本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再之，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层次的。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想保持完全客观的经验观察，也渗透着主观判断和理论的因素，而对经验事实的本质进行了解和解释更加离不开理论的逻辑思辨。科学研究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研究方法，声称让材料自己说话的学者，其实在挑选和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已经渗入了他的主观判断，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已。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问题曾有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入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象，而是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奥秘或规律，通过认识事物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造就事物的因果关系。考古研究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 what, when, where, who，而且也要探究造就这些材料和现象的 why和how。近代的科学方法是在西欧诞生的，被马克思誉为 “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为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归纳法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感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用合理的方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或事实的综合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被分类和总结，达到一种不断扩充的有用“公理”的层次。 中国考古学者信奉凭材料说话的宗旨，不愿去探讨材料以外的问题，使得这门学科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照章办事。我想用赫胥黎的一句话来指出这种认识的误区：“人们普遍有种错觉，以为科学研究者做结论和概括不应该超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大凡实际接触过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肯超越事实的人很少会有成就。” 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认为，归纳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法则，所谓客观事物的观察只不过是“一堆印象”而已。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 ”基础之上。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收集证据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孟德尔对豌豆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用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用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表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法”来解决。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J. Tyndall）指出，“有了精确的实验和观察作为研究的依据，想象力便成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设计师。” 
宾福德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伍德就从观念论或唯心论（idealism）角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方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比如，自然科学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地心说，后者则进一步发明望远镜来进行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 讨论与结语 
张光直墓（美国马萨诸塞州） 中国考古学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必须有所变革，不应只传授学生田野发掘技术和分辨器物类型这类经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将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有创造能力的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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