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在中国

龚明德

《爱的教育》的原始文种为意大利文，原书名是《coure》，中文音译是《考莱》，意译该是《心》或《真心》，也有译成《爱的学校》和《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的，最终在中国以夏丐尊译《爱的教育》为定名。作者Edmondo De Amicis，全译成中文可以音译作“埃德曼多·德·亚米契斯”。中国译界都只简译出作者姓氏，分别译为各小有不同的“阿米齐斯”、“亚米齐斯”、“亚弥契斯”等，最终以夏丏尊译的“亚米契斯”为通用译名，沿用至今。

亚米契斯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去世。《爱的教育》是一八八六年在意大利公开出版的，深受意大利教育界的欢迎，几乎是在校学生人手一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及程度。到一九○四年，意大利原文版《爱的教育》在仅有两三千万人口的意大利已重印近百次，而且有大量的外国文译本出现，成为广受全世界欢迎的文学名著。就在原文版《爱的教育》重版近百次后的第五个年头即一九○九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月刊自创刊号起，到次年的第一期，连载了一部“天笑生”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这部名曰创作即“著”的小说，其实是缩编改写了的翻译小说，依据的就是日本文译本《爱的教育》。可以肯定地说，“天笑生”所“著”的这部“教育小说”就是《爱的教育》。

《馨儿就学记》是中国最早的《爱的教育》“译本”

把天笑生的《馨儿就学记》当作“译本”，有点勉强，加上引号，表明的便是这个意思。“天笑生”即著名的中国新文学通俗小说大家包天笑，他接触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时刚三十岁出头。包天笑除了十六七岁在家中私塾设帐授徒外，这回他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又担任了校长，当年称之为“监督”。对本职行当的热切关注使包天笑一见到《爱的教育》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即动手“翻译”。

没有找到包天笑当时的有关自述，在其晚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他是如此回忆的：“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到虹日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西欧各国文学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是《弃石埋石记》。”由于年老健忘，在将《埋石弃石记》误为《弃石埋石记》的同时，包天笑还把给《教育杂志》发表的第一部“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当成了第二部。包天笑所“著”的三部“教育小说”中，《馨儿就学记》是最畅销的一部，其单行本的发行量高达几十万册。这个数目，在那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到一九四八年，单行本《馨儿就学记》已印至第十八版。

包天笑自己晚年曾回顾当年《馨儿就学记》畅销的原因：《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庚戊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适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为学生毕业的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

何以将“日文书”转译为中文书，就成为“讲的中国事”呢？包天笑解释道：“《馨儿就学记》我是从日文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包天笑所言“我的家事”最突出的莫过于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高小国文课本中的一切描述清明扫墓的文字了，这节近千字的绘声绘色的段落是《爱的教育》原著中所没有的。原来，“馨儿”这个书中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借用了包天笑一个儿子“可馨”的名字而来的。可馨活泼、聪明，极受包氏夫妇宠爱，当《馨儿就学记》编译到—半时，可馨不幸因病夭折。为了悼念可爱的儿子，包天笑和泪插入了一段祭文。

原著《爱的教育》是采用日记体并使情节发展前后呼应相互连接的小说，但不宜像一些工具书将其定为“短篇小说集”。《爱的教育》共分十卷，每卷大多为十个故事，共八九十个故事。包天笑没有全译出来，他只编译出约八万字，而原著译成中文至少有二十多万字。《馨儿就学记》只有五十个故事，比原著将近少了一半，自然是精选的，那就更吸收读者了。《馨儿就学记》使用的语言是浅显的文言文，书中所有的国外人名都被换上了道地的中国式的人名甚或被改成土得乡俗气十足的如“馨儿”、“张生”等。书中的原意大利等外国地名、称呼，统统也被包天笑“改变为中国化”了。

《馨儿就学记》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起于一九○九年二月第一卷第一期即创刊号，止于一九一○年二月第一卷第十三期，其中第一卷第二期缺载，实际共连续刊载十二期。庚戌年即一九一○年八月由商务印书馆以单行本初版发行，正三十二开，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连排了一百六十九面，无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

如前所述，《馨儿就学记》是一部畅销书，产生的社会效益尤其令人满意。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袁观澜（希寿）就为《馨儿就学记》等包天笑“著”的三部“教育小说”颁了奖。照包天笑的分析，获奖后的《馨儿就学记》就更好卖，往往有新生入校，学校都要成百成百地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学生；也有作为奖品，奖给获奖学生和教师的。

查不到包天笑“译”的《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的缩编改写本的准确印行实况，但从一九一○年到四十年代末一直是在销行，可以无疑。

就在“天笑生”即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广为流行的二十年代初，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三十五六岁的夏丏尊读到了日译本《爱的教育》，他又参照英译本，较为忠实地翻译出《爱的教育》。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出现使我们有了

第一个真正的中译本《爱的教育》

夏丏尊自述他是一九二○年接触到日本三浦修吾的日文译本《爱的教育》的，并流着眼泪读完了这本书。夏丏尊认为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儿童读物”，应该视为成人、儿童都应该阅读的“普通的读物”，他说：“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夏丏尊说的“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是希望读者们读此书时像他一样兴奋。作为“二子二女的父亲”和“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夏丏尊从《爱的教育》所描述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和由此构成的“近于理想的世界”，受到很大的感动。

感动得“流泪”之后，又联想到“学校教育”的现实——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爱情，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爱的教育》对自己的感动和《爱的教育》与现实的反差等等，“因了这种种”，夏丏尊“早想把这书翻译”，但“多忙的结果”，延至一九二三年夏才准备译，不料正欲开手时他的“惟一的妹因产难亡了”。终于，夏丏尊以纪念亡妹的动力，勤勉地译完《爱的教育》，始连载于一九二三年胡愈之主事的《东方杂志》，一九二六年三月由开明书店列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初版发行。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七十多年来惟一可视为信本的译品，除了译者本人的知名度和文学功底，还有他的“白马湖”平屋时期的同事刘熏宇和朱自清在译就的当时就予以磋商所尽的“校正之劳”，初版本的封面和插图是丰子恺的手笔。这三位被夏丏尊称为“邻人”的大教育家、大作家和大画家的投入，使得夏译《爱的教育》更具备了可信度。即便现在欣赏丰子恺的插图，仍觉简直与原著是融为一体的，更不用说三位大家在译著文字风格上所进行的辛勤劳作而使得有点略嫌别扭但静心阅读却又蕴味十足的妙译了。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版本可分为《东方杂志》连载本、初版本、修正本三种版本。对于连载本，夏丏尊不满意之处在于“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所以在重排为单行本时，他“重读一过，把初印误植随处改正”，还在译者序言中恳切表示“静待读者批评”。按照叶圣陶《<爱的教育>指导大概》文首讲的：《爱的教育》初版十多年后，译者修改过一遍，“把一些带有翻译调子的语句改得近乎通常的口语，其他选词造句方面也有修润”。——叶圣陶说：“这便是修正本。”修正本仍有编校失误，叶圣陶就指出了好几处，让读者改正后再读。

叶圣陶说的修正本是初版十年之后印行，他有书为证，我手头就有“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修正二版发行”的本子。“修正二版”其实就是现今的“修正本第二次印刷”，当年印一次就叫一版。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年间印本一律由丰子恺设计封面，不少当事人回忆都说前后共再版三十多次。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印了《爱的教育》，版权页上端有一行字：“本书根据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版复印。”虽然示明“复印”，其实是重排为横行简体字，而且没有交待封面是重新设计还是照原样，所据版本只说“一九四九年”，月份也不讲……真是这些年代的“特色”：举手之劳，都懒得行一点善。

如果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排本《爱的教育》的封面是依所印版本一九四九年原样，我手头就已有了三种不同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封面。最简单的只有丰子恺题写书名和作者、译者名及出版社名的那种封面估计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出版的，这一本恰恰失落了版权页。

夏丏尊译本《爱的教育》自五十年代起，直至一九八○年六月，一直没有再印过。知晓内情的叶至善在《序译林版<爱的教育>》中说：“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叶至善甚至断言：“《爱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销售市场来看，《爱的教育》的停印是无法避免的。

八十年代初，在以“复印”（实际全为重排）为名的出版项目中，上海书店出版了一系列五四后三十年间的文学名著和译著，《爱的教育》为其一。这个“复印”本头一次就印了五万册，解决了“书荒”年代读书人的饥渴。上海书店“复印”本《爱的教育》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夏丏尊的亲属可能也没有插手。在研究者一面，这个印本可以据为可信文本对夏译本进行考察。

一九八四年七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丏尊文集》“译文之辑”全文收编了《爱的教育》。这是一个经过不少“处理”后印出的文本，而且一些地方改得不伦不类。相反，开明书店所印版本的错漏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订正。

得到夏丏尊的长孙夏弘宁的允可，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又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小三十二开平装出版。截至一九九八年一月，此书已印了五次，共印九万九千本。但这是一个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印本。我读了一遍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爱的教育》第五次印本，仅十九万字，已发现的就有四五十处硬性文字差错，而且全是相当低级的编校失误。一九九七年三月，译林出版社印行了编校认真、装帧考究的脱离式护封硬精装大三十二开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和《夏丏尊文集》“译文之辑”一样，这个“译林”本也附印了孟德格查著、仍由夏丏尊译的《续爱的教育》，“译林”本《爱的教育》已多次重印，成为读者的典藏珍本。但是，这个版本依据的是《夏丏尊文集》。如果完全依照《东方杂志》连载本照排，把其后的异文——在当页显示，就会是一部全面体现夏丏尊译本特色全貌的集学术性、史料性为一体的好版本。起码，夏丏尊的生前最后的改定本，任何人都无权更动。当只要严谨考察之后能确认为是译者笔误和手民之误的差错，应该订正。

对比之下，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复印”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是可信的版本。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读者最好使用这个印本。当然，如果有条件，使用民国时期印本就更好了。

在夏丏尊译本《爱的教育》畅销时，尤其是后十多年即三十年代后几年和四十年代，有几家小书店也出了各自的译本，这些译本都要被称为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现在知道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爱的教育》已有四种，分别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已印至第二版的上海“龙虎书店”出版的张栋译本《爱的学校》，书名直袭日文译本之名；一九四一年由长春“大陆书局”出版的知非译本，译名与夏丏尊相同；还有未标明出版年月的上海“大江书局”出版的夏云山译本《爱的教育》；最后一本是已见到了实物的施瑛译本，书名也是《爱的教育》。

施瑛的译本《爱的教育》在背脊的书名下特意括注“足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由“启明书局”初版，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已印至第三版。该书版权页书名下有Heart，A choolboy’s Journal的英文，估计是据英文版译出。一九三四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爱的教育》的英文版本。施瑛在他译的《爱的教育》之前有一篇《小引》，细读后，感到译者相当诚恳。他在《小引》中不仅一开始就明讲他动手翻译时市面上已有“开明版《爱的教育》和龙虎版《爱的学校》”，他还尊称夏丏尊为“文坛先进”。后来的译者能这样，是值得赞扬的。

施瑛译本《爱的教育》在表述上克服了夏丏尊文字上的不顺处，如将“始业日”详为“开学日”、将“灾难”译为“不幸的意外”等等。施瑛译本比夏丏尊译本要多出两三万字来，或许标明”足本”也有它的理由。

施瑛一九四七年夏曾供职于上海《新闻报》，他更多的时候为青少年编著历史知识小册子，是一位颇富正气颇具才华的中青年文化人。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翻译过戏剧和散文等，外国文学作品有德国的、也有俄国的，可能都是据他熟悉的文种转译的。查不到施瑛的生平事迹，但是他不会被淹没，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文化贡献……

一部生动感人的外国名著可以在几十年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在某些地方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劣势。恶梦醒后，应该反思。就在中国大陆《爱的教育》绝版的几十年中间，小小的中国台湾省不足三千万人中却拥有十几种译本的《爱的教育》，而且据说售卖得都不错。我希望治台湾文学的同行写一篇《<爱的教育>在台湾》，再加上《<爱的教育>在香港》、《<爱的教育>在澳门》，这样我这篇《<爱的教育>在中国》就具备了不可缺少的补充章节了，否则仅述说中国大陆就难名副其实了。

就在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版“复印”本《爱的教育》上市后一季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

田雅菁译本《爱的教育》

找不到这本二十年前在北京出版的书，只在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南京《文教资料简报》上读得一条消息：“田雅菁译《爱的教育》，一九八○年九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较之夏丏尊译本，田译本文字更为通俗，如开卷第一篇日记，夏译题作《始业日》，田译改为《开学的第一天》；十二月的'每月故事’题目，夏译作《少年笔耕》，田译改为《佛罗伦萨小抄写匠》。田译本有田雅菁《译后记》、叶君健《代序》、叶至善《挖池塘的比喻》。叶文介绍夏译本出版、停印情况和当时重新出版的必要性。文关旺插图。310页，0．72元。”

在成都这么大的城市的书店里，却买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近二十年内出版的文学名著，可见此本田译《爱的教育》发行方面的尚须改进。

田译本努力的方向，早其四五十年前的施瑛译本已付出了劳动。当然，没有细心对比田、施二位的译本之前，无法下定论。

就在我努力搜罗《爱的教育》时，在一元一本的一堆新书贱卖中得到了

李紫译本《爱的教育》

这本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版的李紫译本《爱的教育》，却在我寄居的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制”，“版权页”标明二十万字、印一万册。

李紫译本《爱的教育》含有副标题“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封面花花绿绿，左上方有“珍藏完整版”的广告语。封底有一串排为诗体的广告语，最末两句为“一九九七《爱的教育完整版》／真正献给九岁到一九岁所有热爱这世界的朋友的心灵经典”。仅仅将“完整版”放入书名号之内这一点，就表明此书非内行所操持。果然，一读内文，光《译者序》头三行就错了关键的两处：一是将《爱的教育》之意大利原文Coure错成Cuore；二是将此书初版年份“一八八六年”误为“一八六六年”。李紫说他的译本是据“一九三四年上海世界书局发行的英译本《Heart：A Schoolboy’s Journal》”，他没有写出这个英文译本的出版月份，也是一个小的疏忽。

几乎与李紫同时，一位曾有幸在《爱的教育》作者的祖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名叫王干卿的懂意大利文的业余翻译家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下旬从意大利文译完了《爱的教育》，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九九八年五月初版发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一开篇所讲的，这是

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中译本

王干卿自我认定他的这一个译本是“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原名《心》）中译本第一次跟我国读者见面”。此处表述存在一点危险，因为如前面讲过的，我国台湾有十多种《爱的教育》译本，加上香港和澳门，很难说完全没有据意大利文译出的印本，所以，在没有进行“地毯式排察”之前。还是应该最好出言谨慎些。然而，这个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在中国大陆是第一本从意大利原文译过来的中译本，是可以落实下来的。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用正二十二开开本，不足二十一万字，列入“世界儿童文学丛书”。从装帧设计、版面用纸等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个版本还算得上一个认真严肃的印本。

正因为王干卿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他还专程采访了《爱的教育》作者的家乡，带给我们的有关新讯息，都写在《前言》中。我们得知：当地的市政府举办了《爱的教育》作者生平事迹和遗物之展览，展厅除陈列作者一些手稿外，还有复原的作者生前的私人书房和文具等遗物。我们还得知：虽然《爱的教育》手稿在寄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邮途中失落，并最终没获诺贝尔奖，但书的内容在意大利已被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片，电影剧照还张贴在展厅。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让我们得知：作者的个人生活屡遭不幸，半世坎坷，而且夫妻长期不和，导致离异；作者的后代也受这桩失败婚姻的害，长子二十二岁时自杀身亡……一个能写出作品感动几十个国家的读者使之相亲相爱的作家，他本人却处理不了一个小家庭的琐细矛盾，真是太难理解了。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到二○○○年一月已印至第三次，累计印数共二万五千册，与劣质印本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爱的教育》五次共印九万九千册。

形成一个对照，算不得畅销。来不及将王干卿译本同其他译本详尽对勘研究，仅从《前言》看，有不少该交代的均未交代，如“这部作品还曾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片和故事片，搬上舞台和银幕，绘成各种动人的画册”，从严谨这一点说最好能有具体的述说。此外，这个印本有一些插图、还是中国画家画的，谁画的，也没有交代。

也是从《前言》知晓，译者王干卿同许多“专家”、“学者”们一样，也以为《爱的教育》最早由夏丏尊译出与国人见面，其实从史实来讲，包天笑《馨儿就学记》要算最早的“译本”。

最后，说一说前面几种《爱的教育》印本的插图。

田雅菁译本是文关旺插图，如前所述，见不到书，也说不出意见。丰子恺给夏丏尊译本配的插图，被李紫译本全部借用，不太合适。比如丰子恺画的《斯带地的图书室》一幅图，图上有章题，李紫为了显示他没抄袭夏丏尊译文，特意把人名“斯带地”改译为“斯塔笛”，这就对不上了。而且，李紫译本的丰氏插图和华东师范大学重印的《爱的教育》的插图一样完全丧失了丰子恺的韵味。似乎这两个印本都是由美工用纸蒙在原图上匆匆忙忙描就的，根本传达不出丰子恺一笔不苟的神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本中的丰氏插图还有错字，简直在糟蹋丰子恺！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关部门，也得分一点点精力，关注一下类似《爱的教育》这类影响几代人的文学名著各种译本的搜罗和考察，国家机构动手，比个人的力量要有效得多。

我是去年盛夏才在南下的火车厢内细读《爱的教育》的，使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5次印本，这是一本编校质量低劣的印本，乱改，还不认真编校。为了对得起夏丏尊，我这一年已经积存了十多种不同的《爱的教育》译本。像夏丏尊八十年前读此书感动得流泪一样，我也是淌着眼泪读完的，我曾经想在一家出版社精编精印此夏译本，不料刚一口头申报选题，就被一位据说做过几十年教师，快六十岁的掌小权者一口否决：“一百二十年前的作品，现在还有读者吗？”我实在鼓不起勇气给这位长我十多岁的快退休的老人启蒙。我想：这是中国的悲哀……

因为——从职业道德上来讲，当有人来申请出书，而且是名著名译，专事读稿的国家出版部门的专职编辑应该无条件地先读了稿子再说话，否则就不配当出版社编辑；同时，一个作过十几年教师的人却不知道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专门写青少年学校和家庭题材的《爱的教育》，这是不可原谅的“知识盲点”。

我要说——中国极其需要《爱的教育》，尤其在这物欲横流之际，中国更迫切需要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