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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公元前74年），大汉的中枢未央宫承明殿内，一派威严肃杀。 作为名义上最高决策者的上官皇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在文武百官们依次上殿行朝仪礼毕后，侍御者奉太后之命召天子伏前听诏。 刚继位不过二十七日的汉皇刘贺，见此剑拔弩张的阵仗，颇有些惶恐不安。 尚书令捧起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联名的奏疏，当殿宣读。疏中是群臣向皇太后列数天子刘贺，奉征书进京以来的罪状，并直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请太后废黜其帝位。 随着皇太后的一声“可”，实际执掌朝纲的大将军霍光，亲自解下了系在皇帝腰间的组绶（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大汉天子刘贺瞬间便从九重天跌下凡尘贬为庶人。 刘贺，武帝之孙，原本是袭封的昌邑王，只因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无子嗣位，他便在霍光的支持下成为了大汉皇帝。 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扶持刘贺登位的霍光，在刘贺登基不足一个月便力主废帝，前后的态度大变，当然不会是官面上所说，刘贺荒淫无道的缘故。 汉昭帝病危时的后事安排 汉昭帝刘弗陵并非突然驾崩，在《汉书 杜周传》中有这么一条记载：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 昭帝末，刘弗陵病重，这里的末应该是元平元年的正月至四月之间。因为按照《汉书 天文志》中天象记录：“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大星指大臣，众星是众朝臣，按照星象解释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 根据董仲舒“天人感应”那套理论，不难推断出肯定是皇帝出了问题，不然不会有大臣行权的可能。所以至少二月开始汉昭帝已经病得不轻，以至于记录天象的官员都开始借星象附会当时情形。 而杜延年原来是霍光手下的吏员，后因功被霍光一路提拔，可以说是霍光的亲信。由杜延年典领方药事，可见征天下名医为昭帝治病，必然是霍光的主意。 那么问题来了，从昭帝病重到四月驾崩，至少有两到三个月时间，霍光有空延请名医，就没考虑过，要在昭帝活着的时候，提前指定好接班人吗？ 笔者认为，霍光谨小慎微伺候武帝二十多年，又在昭帝朝斗倒了上官桀，最终独领朝政，若是没有提前布局的谋算，那么就称不上是合格的政治家。但考虑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至少昭帝还活着的时候继承人问题是万不能提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一来避嫌，二来谋身。 霍光身为当朝执政，手握军政大权，皇帝病重时着急忙慌的推荐什么继承人，无论是不是一心为国，在天下人眼里，这就是不忠于君主而寻求政治投机的表现。 再者说汉家自有制度，即便皇帝绝嗣，刘姓宗室一大堆，按照血缘亲疏肯定能推举出个新君。更重要的是皇帝死后，在没有皇权干涉下，身为实际当权者，挑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皇帝，这才最能实现权臣的利益最大化。 但至于昭帝为何不自己指定继承人，这也不难解释，因为任哪个皇帝也不愿放弃被治愈的可能，病重期间根本不会冷静思考继承人问题。后世著名的明武宗也是相仿的境遇，直到病死的当天才传旨内阁，要阁臣与太后商议后事。所以汉昭帝没有对身后事做出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我们再看元平元年四月前，汉廷的一系列动作，就不难发现霍光的政治意图。 先是积极为皇帝征召名医治病；又借皇帝名义下诏减全国口赋钱什三，行仁政，既打消天下人对皇帝病情的疑虑，又为皇帝求得上天福报，这都无不表明霍光忠于汉室的心意。 之后又借星象含蓄点出皇帝病情严重，众星西随大星，又为霍光将来暂领大权铺垫好了舆论基础。 综上而言，霍光在昭帝末的一系列动作，其实都说明霍光在昭帝病重时做足了准备，只是这些准备是为了维护汉帝国的稳定，以及霍光自身的权势地位，将死的昭帝除了那点政治意义外，没有了丝毫的作用。 新君人选的考量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来，汉昭帝崩于未央宫。霍光开始召集群臣，商讨未来由谁继任新君的问题。 昭帝无子，那么候选人只能从武帝的子嗣后代中挑选了。武帝共有六个儿子，长子刘据因“巫蛊之祸”丧命，这一支存活下来的如今只剩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不过按照礼法讲，以孙继祖肯定不合适，况且虽然“巫蛊之祸”已经平反，但影响还在，刘病已虽然名列宗籍，却仍是个庶人，以他的低微身份，大臣们自然不会优先考虑他。 而武帝的次子齐怀王刘闳早夭且无后，三子燕剌王刘旦因勾结上官桀欲诛杀霍光，谋反失败自杀，虽然有后人，可就凭燕王一系与霍光仇怨这层关系，也就被排除在帝位候选人之列了。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四子广陵王刘胥与五子昌邑哀王刘髆，这两支的候选人了。 刘髆是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子，不过这会儿刘髆已死，他的儿子刘贺承袭了昌邑王爵位。刘胥这会儿倒还活着，而且这时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史书还称其“力能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是个孔武有力的诸侯王。 按照继承的优先顺序来看，第一顺位继承人当然是武帝四子广陵王刘胥。毕竟大汉朝不是第一次出现皇帝绝嗣的情况，国初功臣集团在平定诸吕之乱后，以惠帝无子迎立了当时高帝最年长的儿子代王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所以比照前朝故事，大臣们都认为该立广陵王刘胥为帝。 这显然不符合霍光的心意，一个年富力强的诸侯王和一个年少的王二代，不用想自然是后者更利于霍光掌握大权。 于是立刻就有郎官上书言道：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嗣。 这是在为霍光立年轻的刘贺为帝，寻找法理支持。根据这封奏疏，霍光否定了群臣拥立刘胥的建议，立刻以上官皇后的名义，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这里面有个问题，霍光之所以敢废长立少，主要依据便是“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刘胥好倡乐逸游，德行不佳，武帝都看不上他，自然没有继位的资格。但刘胥差劲儿，刘贺也好不到哪去，史载：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 刘贺风评不好是出了名的，武帝时期诸侯王就被地方官看得死死的，霍光不可能没有听闻过刘贺的劣迹。这时候仍力主以刘贺继位，其实已经将霍光的心思暴露无遗了。 我们可以推断，迎立刘贺是霍光早就盘算好的计划，不然哪会有郎官恰好引经据典为霍光正名，事后还被升官为太守？甚至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断到，其实刘病已也是一早出现在霍光视野范围内的，是霍光的备选方案。 只不过如前边论述，刘病已的身份实在太卑微了，扶立他的难度系数要远高于刘贺。但也正是有刘病已的存在，也让霍光后来有底气敢火速废掉刘贺，谋定而后动才符合霍光谨慎的性格啊。 废立之争 在接到朝廷的诏书后，刘贺是怎么做的呢？ “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王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资治通鉴 汉纪十六》 未免也太迫不及待了吧，当年文帝被迎立时，再三试探朝臣意图，到了长安附近也不着急进城，还要先观察长安的局势，即便入城也是谦让再三，这种谋定后动手段，看来刘贺是没有学到一星半点。 刘贺的帝位完全来自霍光力排众议的支持，朝中大臣们对刘贺的拥护程度肯定高不到哪去，这时候谦逊持重才是上策，可刘贺却如此急迫高调，其实已经注定之后的悲剧。 我们先抛下刘贺进京前后的荒唐事不论，单看他为了巩固帝位都干了什么。 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乐迁长乐卫尉。——《资治通鉴 汉纪十六》 刘贺把昌邑封国的属臣，两百多人都征召到长安，开始大肆启用亲信班底，并任命昌邑国相安乐为长乐宫卫尉。 刘贺此举颇类似文帝，文帝在入宫为帝的当晚，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由此可知刘贺在刚刚成为皇帝后，就想控制宫廷宿卫大权。 但显然刘贺没有学到文帝此举的精髓，那时诸吕刚被诛杀，宿卫大权暂没有皇帝亲授由谁掌握，文帝登基适时任命时机很准，而且在任命亲信的同时，他还下旨对文武大臣进行了褒奖。哪像刘贺一样，只顾擢拔亲信，完全侵害了满朝官员的利益，反倒让他们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殊为不智。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霍光势力遍布朝堂，《汉书 霍光传》中道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邻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霍光及其亲党控制着军政大权，一个根基未稳的新君怎么可能说改变就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史书并未提及那些昌邑属臣们都被擢升为哪些要职，想来必是遭到霍光的抵触，并没有真正领受到实缺，而在至关重要的宿卫权中，刘贺还是争取到了长乐宫卫尉一职。 但有意思的是根据《汉书 宣帝纪》所载，直到元平元年十一月，宣帝继位四个月后，“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这时候长乐宫才开始驻兵守卫，而在之前是没有固定的屯卫。换言之就是刘贺任命的长乐宫卫尉还只是个光杆司令。 尽管刘贺只争取到一个控制禁军的名头，但是有了卫尉必然是要设立屯卫，不过是迟早的事。这样直白的夺权信号，霍光不可能不警觉。因此这让忧愤不已，“光忧懑”。 本在继承权中处于弱势的刘贺，是霍光极力拥立的，可新皇帝甫一登基毫不感激不说，还要夺权自立，无疑让霍光忧惧愤怒，断不能容忍。 在和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计议后，霍光当机立断召集百官定下废帝之事，在与群臣面陈太后之后，以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隔绝了刘贺与昌邑属臣的联系，将昌邑属臣两百多人捉拿，送入廷尉诏狱。然后当廷数落刘贺荒淫罪状，由太后亲自下诏废黜帝位。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充分展现了霍光如火纯青的政治手腕，一场看似天大的废立之事，就这样波澜不惊的结束了。 所以我们再次纵观刘贺废立前后的种种，不难看出霍光对于整个事态的把控，是有着全局的深思熟虑与利益权衡的。而刘贺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能力，又不知持重隐忍，落个惨淡的下场一点也不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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