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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最后在我的怀里去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抱着我妈，我知道她难受，她即便在去世的那一刻，意识依然很清醒，她和我说，闺女，我好难受啊，我受不了！我知道我妈难受，我知道她就快不行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啊……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那样痛苦地去世，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紧紧地抱着她，直到她停止呼吸，直到她的身体变得冰凉。”  这是一位姑娘的叙述，她和母亲最终的诀别，充满了漫长的痛苦——她母亲最后的日子十分折磨，这是许多绝症病人相同的体验。每天的日子都变得毫无尊严可言：浑身插满管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无论是吃饭还是排便，都需要他人帮助完成。 （一）在我见过的死亡中， 有尊严的并不多  “死亡通常是一连串毁灭的过程，本质上会使死者的人性崩解，在我见过的死亡中，有尊严的并不多。”这是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最好的告别》这本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反思了医生、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对于死亡的错误思考方式： “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绝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人必有一死，所以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因为这世间不可能存在一名可以依靠不断治疗而获得永生的人。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衰老，以至于自己遭受了许多不必要且异常痛苦的治疗。 （二）与自己的父母告别时， 除了承受永别，还有他人质疑的眼光  在延续千年的孝悌观念下，中国人面对死亡，尤其是与自己的父母告别时，除了承受父母即将与我们永别的残酷事实之外，还必须承受着这个社会以及他人审视和质疑的眼神。 即便您选择了临终关怀式的“善终”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由医生、患者本人和亲属三方共同达成，你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诘问： 你是不是尽全力去救治自己的父母？ 你有没有倾家荡产去挽救自己父母的生命？ 也许你再借20万，选择一种更昂贵的治疗方式，病人就还有希望…… 即使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当着你的面指出来，这些尖锐残酷的问题，也会在心里反复折磨你，一辈子挥之不去！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很多晚期病人不得不继续忍受相当残忍的治疗方式，即便他们自己很想选择平静而有尊严的高质量善终。 （三）面对绝症，尽全力救治 也许不是最正确的做法  如果有一天我也命患绝症，坦白说，关于死亡，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是我的亲人在谈到我的死亡时，这样表述： 他走之前，留给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他走之时，我们都陪在他的身边。我知道，这实在已是极大的奢侈。
整理很不易，小编真尽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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