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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年龄最小的亲历者李钊:我的“特工”父母

 清爽可爱 2019-10-25

李钊近照

今年85岁高龄的李钊,被认为是隐蔽战线年龄最小的亲历者,他的父亲李得钊为雨花台烈士之一,中央特科早期成员。母亲周惠年的经历则更为传奇,她被陈云称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在危急时刻掩护了周恩来,参与了中央特科一系列锄奸活动。他母亲曾三次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其中一次,出生仅仅20天的李钊也随之一起入狱。

上海滩的夫妻档特工

李钊的母亲周惠年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刚刚年满8岁。9年,周惠年出生在河南信阳,5岁那年,她剪了短发,开始在学校和工厂参加革命活动。一次罢工后,她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连夜出逃,在同志的帮助下,周惠年来到了上海,那是929年的初秋。

周惠年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是到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李钊说,母亲曾跟他说起,当时生活很艰苦,组织上给她的生活费是每月一块多银元。冬天没有棉衣,常常冻得瑟瑟发抖。直到有一天吴德峰夫妇看见,才了解了她的窘境,给她补助了10块大洋,做了棉衣。母亲听说附近有一家丝袜厂正在招工,月薪30块大洋,想一边当佣人一边做工,贴补家用。当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时,却被吴德峰严肃地否决了。吴德峰告诉她: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你去工厂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就会误了大事。

周惠年(左)和张越霞在特科工作期间合影

1931年4月27日,周惠年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立即到中央特科,协助“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顾顺章和谭忠余都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俩是同乡。顾顺章叛变后,谭忠余坚决和他划清界限,不久,经人介绍,周惠年嫁给了谭忠余。

“母亲告诉我说,那时她经常负责为红队人员运送武器。因为行动时,不能大家都带着枪。我母亲那时比较年轻,她打扮成贵妇人的模样,坐着黄包车,谁也想不到车里会藏着枪支弹药。到了预定地点,找隐蔽的地方,红队人员一个个把枪拿好,再到指定的位置埋伏好。”

周恩来住进了周惠年家

在周惠年进入特科两个月后的6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因与一个风尘女子过夜而被捕,后叛变。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还没来得及营救,就传出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李钊告诉记者,那时,母亲刚刚和谭忠余结婚,他们家是特科成员间一个新的联络点,连叛徒都不知道。他们跟周恩来商量说,“您住的那个地方不安全,我们派人盯着,您就先住在我们家吧。”

“那个房子不大,谭忠余和周恩来住大床,从大床底下拉出个小床,母亲就睡在屋里的小床上。母亲说他们两个嘀嘀咕咕大概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第二天起来,周恩来贴了胡子,化装成日本人的样子进行活动。就这样在他们家待了两三天,随后到了苏区。”李钊说。

向忠发被捕后,党在上海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忠余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在上海无法待下去了。1932年,组织上将谭忠余派往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刚刚生下女儿12天,只能留在国内,“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就说表坏了”。

没想到,这一语成谶。1936年,谭忠余与几个同志从苏联回国,组成一支带着武器、电台的骆驼队,从蒙古入境,到了陕西,其中一人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被人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地方武装。谭忠余被抓,誓死不屈,惨遭杀害。

在狱中见了父亲唯一一面

父亲李得钊由于经常出入联络点,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十分不易。通过介绍并经组织批准,父亲和母亲结婚了。李得钊曾先后任《红旗》杂志编辑、中央特科成员,兼任上海临时中央秘书长。

1934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包括李得钊在内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七八个人正在开会时全部被捕。“特务抓走父亲,过了两三个钟头就把我母亲的住处包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她肚子里,快生了。党组织这时请了律师来保母亲一家,后来就把她们放出来了”。

李钊家中挂着父亲的照片

然而,在生下李钊仅仅20天后,周惠年再一次在租界被捕了,关进了南京军人监狱。李钊听母亲讲过,那时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和他们关在一起,有一天,张越霞拉着周惠年说:“你快看,你丈夫就在对面。”当时监狱里男监和女监是对着的,但周惠年正好眼睛犯病,她怎么也看不清对面,只能尽量让怀里的李钊离他近一些。

李钊说:“后来张越霞阿姨曾告诉我,父亲看见母亲抱着我,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既高兴又难过,你不知道他那个兴奋的样子。不过监狱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接着把父亲转到了别的监狱。我跟父亲见面就那么一次、那么一眼。”

李得钊被捕后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拒绝自首招供和写悔过书,被判15年徒刑。1936年秋,李得钊病逝在狱中,年仅31岁。

“这就是那个囚童”

李钊说,母亲出狱后分配到武汉长江局工作,由于带着两个孩子工作不方便,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一同出狱的陈同生说,他的四川老家只有一个母亲,母亲一直希望有个孙子。就这样,陈同生把李钊送回了老家。

抗战胜利后,周惠年到了延安,在李克农领导下的社会部工作,经别人介绍,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相识结婚。生活稳定后,她跟陈同生提出想把李钊接回来,这时,奶奶才知道,她抚养了十年的孩子并不是她的亲孙子。到了枣园,那是李钊第一次知道母亲长什么样。

李钊说,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枣园小礼堂举办的史沫特莱欢迎会上,是师哲带他去的。他看见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和史沫特莱坐在小圆餐桌旁交谈,廖承志是翻译。印象中当天晚上毛主席很晚才走,和大家跳了舞,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十分活跃,她和史沫特莱在舞会间歇还做了舞蹈表演,杨之华围着史沫特莱转着跳舞的情景他至今都记得。

1948年年末,北平解放后,李钊等人考进了当时的师大附中。师大附中就是后来的北京101中学,李钊等人是101中学的第一批学生。李钊说,周恩来总理曾来到他们学校,邓颖超看见他说:“这就是那个囚童。”周总理告诫大家,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国家效力,切记不做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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