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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要津,侯马隘口;明清驿道与太行轵关陉在这里交汇

 迪哲abc123 2019-10-25

(一)

河东要津,侯马隘口;明清驿道与太行轵关陉在这里交汇

隘口村的三道拐

古驿道

说起明清驿道,有首《过曲沃》的诗:“北入蒙城界,半天到高显;蒙城没有城,高显不是县;侯马镇南端,官方设驿站;河东要津地,屹立铁岭关。”这里说的“河东要津地”,是指侯马南边的隘口村。驿道从侯马延伸到隘口,进入直陡齐崖的沟壑险道时,路径蜿蜒向东拐去,一会又折向西南。这样周而复始地拐了三道弯,到达闻喜县槐林村。俗话说:“宁走十里太子滩,不走隘口三道弯”。太子滩是滏河河谷的一段路,平常路面涩巴泥泞,可隘口弯道更加崎岖难行。

这里的沟壑深达数十米,驿道就在沟壑边上。县志说它“东倚绝壁,西临大壑,峰峻路峡,车难并行”。自明洪武八年(1375年)辟为驿道,连续通行了五百三十八年。1922年太风公路通车后,驿道才逐渐废弃。驿道,俗称官道,沟区段用青石子压入路面,人称麻子石。沟道虽然险峻狭窄,但为双层道,道边高出一米多,为跑马道。马匹在马道上可异向行驶,这是快马邮差的专用道。这里的弯道甚多,几米之外即看不见行人,邮差习惯将软杆马鞭盘于腰间,拐弯时便甩出“叭、叭”的鞭声警示世人,车辆听到鞭声后便主动让到侧面。

隘口东行三里有悬高七米的大石桥,桥南是和尚寺,寺院有窑洞四孔,大殿三间。原来有一口水井,水井凿在石头窝里,打井时非常难凿,水井打成后,按一斗石渣付一斗铜钱。桥头有座石碑,碑座像一只大龟,商旅车队、马帮驼队,为了“出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经常在龟的嘴部抹点油,将龟嘴抹得油光闪亮。村北三里有悬高六米的金固桥,桥头有三米高的龟座石碑一通。碑文记载,明天启五年大桥维修时,曲沃知县李望捐银五十两。知事王明善捐俸修桥,捕首浙江余姚人汪有元捐银十两,隘口、驿桥多有捐银捐钱者,均刻在碑上。捐十两银者看来不多,但那是汪捕首一年的俸禄。那时一两银子约合一千枚枚铜钱,知县年俸禄是五十两银子。驿道的其它石碑多已损毁,该石碑在文管部门保护下,成为唯一一通明朝驿道石碑,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关隘至铁神庙一线,以前有十二颗柏树,一排溜有一串九连灯。夜间从远方归来,荧光闪闪,像是九颗星星,近处寻找却毫无踪影。在关隘东部六十米处有接官厅,朝廷命官在这里小憩,然后乘骄子到公馆歇息。往东还有烟局检查站,专查烟草走私。村里十八丈深的水井有四眼,水质很好。明朝时西北爆发农民起义,政府每隔十里修一座烽火台,有紧急情况便点燃狼烟报警。史店、隘口都建有烽火台,隘口烽火台在张秀申村委的院子前面。

河东要津,侯马隘口;明清驿道与太行轵关陉在这里交汇

鉄岭关复原效果图

铁岭关,即建于河东锁钥之地。因为铁岭关,隘口的位置亦显得重要。同蒲路改修时挖出一通明朝石碑,说隘口村300多户,近千口人,有驿馆四家。民国二年(1913年)驿站被查封后,这里的人口急剧减少。民国十七年《曲沃县志》载:当时仅剩49户人家,265口人,可这里仍有不少流动人口,有店铺货栈二十余家,整天车水马龙,热闹繁忙。故仍然在这里设镇,称为隘口镇。村里现有380户,1700多口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往西安逃命。经过这里时全线“戒严”,绿衣邮差举着令字旗传谕:“沿线邮差停邮,货物停运,官商车马一律歇脚,悉尊蓄养馆驿,不准妄自行动,不准路边望风,违者就地羁押问罪。”地方官恐吓迎送的百姓说:“都要双膝跪地,垂首伏地,慈禧太后是大脚,万一有人向太后张望,马上就会拉出去砍头。”其实慈禧是满人,从小就没有缠过脚,对缠脚的事也不以为然。倒是光绪皇帝十分在意,他见太后大脚露在轿子外边,经常进行劝阻,但慈禧却申斥道:“我与你皇阿玛过了一辈子,他都没有嫌弃我脚大,你有啥可嫌弃的!”另有迎送的资料写道:“百姓见慈禧的轿子过来,大脚尖露在外边,便窃窃私语,慈禧干脆将大脚板伸出轿子外,索性让人们看个够。”迎送一次太后皇帝,地方官及附近百姓,都跪得腰发痛,眼发花,汗流浃背,简直像罚罪一样。

河东要津,侯马隘口;明清驿道与太行轵关陉在这里交汇

慈禧出巡时,喜欢将脚伸在旗袍外面

传闻说,唐朝初年,尉迟敬德在隘口镇守。按唐《长庆集》记载:“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而营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俾平时而讲武,岁以劝农……虞则为战卒;无事则为农夫,不待征战而封域有备,不劳馈饷而军食自给。”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在新田设立折冲兵府,在隘口设立守备,镇守隘口要塞的守将是程咬金。至今这里仍有尉迟敬德的将军庙遗址。鉄岭关守将程咬金,逝世后随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但将衣冠葬在侯马,衣冠冢就在程王村地里。这也成为程王村地名的来历。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后晋皇帝石敬瑭命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石敬瑭所猜忌,便听从郭威的规劝:“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从此他重视经略河东。后汉天福12年(公元947年),为保卫河东重地,刘知远在这里重修了铁岭关。

解放初期的铁岭关座东朝西,东门匾额是“河东保障”,西门匾额是“铁岭关”。从题字落款的时间考析,该关重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河东保障”的牌匾,早年被村民赵炳信收藏,老人虽已去世,但保护古迹自然功不可没,应该赞赏。鉄岭关前三百米处,原有官方设立的检查站,重点是查禁贩卖运城盐的私家驼队。《大清律例》规定:贩私盐者流放三千里;购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鉄岭关又名“铁刹关”,村民卫小四在挖红薯窖时,还挖出一块“鐵閘闗橋”的石碑,说明它还有个“鐵閘闗”的名子,并且还有座“铁闸关桥”。这座“铁闸关桥”在哪里,有多长,现在已无法考证。铁岭关用特制大砖砌成,当时关楼上部的城楼已坍塌,但关墙和券门保存完好。关门用厚实的榆木板做成,门面用铁皮包裹着,铁皮外用诸多铁盖钉加固。顶门的大腰椽也完整地保存着。从关隘北边顺沟壑修筑了关墙,关墙为夹着石渣的夯土墙,现在,部分地段夯土墙仍清晰可见。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想使用关墙的石头和大砖,便命村民强行拆关。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造成了个人的悲哀,拆关时砖石塌下来,村长张四牛当场毙命。后来有人将拆下的关门和腰椽拿回家中,拆开包着的铁皮,取出大铁钉,将木头锯开作了门板和家具。

铁岭关作为一个历史遗存,它有着广博的文化内涵。按村民提供的口碑资料,在隘口的老住户中,有一部分是古代守关军人的后裔。关隘原为两道门,可阻击东西两面的敌人。守门人就住在关门洞夹墙的房子里,日夜在这里守护。明朝时重修的铁岭关,仍然保留着两道关门及夹墙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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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口村南三里的三里桥

堡子城

隘口村以驿道为界,将村子分成四个片区:驿道南区、南堡子区、东堡子区和西堡子区。村里有庙宇十几座:南堡子上的铁神庙,东山根的龙王庙,学校位置的关公庙,村西的老君庙,西北的将军庙(尉迟敬德庙)、马王庙,金固桥头的尼姑庵,村南的菩萨庙,村北还有校场和点将台。解放以前的隘口村,山上山下,庙里香烟缭绕,神像庄严威仪。神本是蒙昧时代人类幻想的圣物,但又成为降妖伏魔的金盾,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在各个庙里,香烟袅袅常供奉,头顶三尺有神灵;神有人供神常在,人有神佑人长久。人供着神,神护着人,人神相处得肃穆安然。

五代后晋时期(公元947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以汉裔名誉建立后汉(北汉)。后晋天福十二年,定都晋阳的北汉政权,为阻击南线敌人而重修铁岭关。刘知远即位一年后毙命,郭威在大梁建立后周政权。铁岭关此时又面临后周东、南两面的威胁。考虑到沟壑关隘易背腹受敌,便在制高点上辟堡子城,屯重兵以应不测。堡子城寨墙高筑,日夜警卫,与关隘遥相呼应。后来,为了加强关隘的防卫,从关隘北边顺脊岭修筑了关墙。关墙一直修到堡子疙瘩上,与上面兵营的寨墙相连接,成为浑然一体的防御工事。宋朝于979年灭掉北汉,金人1126年又攻陷铁岭关。到了1218年,铁岭关被蒙古军队攻占。在兵连祸结的五代金元时期,铁岭关和堡子城一直都是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

堡子城的变迁随时而异,天下太平时这里无需驻兵,堡子城长期废弃。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居住隘口村的大部分居民舍弃平川,搬到堡子城。这里是环绕两层的阶梯式地貌,房子就建在这两层阶梯上。人们将堡子围墙整修一新,在这里安居下来,称为南堡子。清朝局势太平后,村民又搬回下面居住,称为东堡子。今年88岁的张天喜老人说,他爷爷十二岁时搬离堡子疙瘩,现在有一百五十多年了。其间沧桑多变,也演绎了不少故事和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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