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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产生远早于汉字的产生。汉字最早的形态是甲骨文，这是商朝才有的。而商朝之前，还有一个夏朝，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更为漫长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文明就产生在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即“伏羲画卦”，伏羲也是三皇之首。 而且，即便是有了文字，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文字仅仅在祭祀领域使用，被用来制作敬献给神的祭品，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用来书写文章，当然也没有书籍。汉字开始被普遍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用来被写文章，形成书籍，是春秋之后的事。 春秋之前，是中国由一直处于无书籍时代，春秋之后，才开是逐渐进入有书籍时代。但是，书籍系统的真正成型、成熟，则是两汉的事。西汉经学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将此前口耳相传的《五经》文字化、书籍化。到了西汉末期，才出现了规模化的书籍积累，其标志，就是刘向、刘歆父子被委任为专门整理、校订书籍的官员（领校秘书）。 现代人会想当然地将书籍看成是文化、思想的主要传承载体，也将学习、做学问与读书等同。但是，就中国文明史整体而言，书籍的出现是非常晚非常晚的事情。那么在书籍出现之前，中国文化的传承工具是什么？难道完全依赖口耳相传吗？ 答案是，书籍之前，中国文化的传承，所依赖的是一套“文”、“言”结合的符合系统。“文”是抽象符号系统，“言”是与“文”相结合相配套的语言。 “文”是成熟的符号系统，不过在“字”之前，“文”并不与语言结合，并不用来表达语言，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其目的是表达“意”。这就是《周易 系辞》所说的“立象以尽意”。“象”就是抽象符号，就是“文”。在《周易》中，“象”又是特指八卦符号。 易经发展到《周易》，已经有64卦。64卦是由六画（六爻）所组成，每爻有阴阳（奇偶）两种状态，后来用阴阳符号表示。64这个数来源于2的6次方。但是，八卦的最初形态是三画卦，这样总的卦数就是2的3次方，为8，因此称其为八卦。8卦与64卦，其基本原理相同，都是“立象以尽意”的符号系统，都是“文系统”。 在64卦中，每一卦在整体上是一个符号，这样就有64个符号。同时，每一卦中的每一爻也是一个符号，共有384爻（64*6），即384个符号。卦爻符号加在一起为448个符号。8卦系统的符号总数要少一些，为32个。 在八卦符号系统中，每一爻符，每一卦符，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对这些意义的详细解释，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就是构成了一个“文”、“言”结合的系统。实际上，“文”和“言”是并列的两套系统，都是对“意”进行表达的工具。这就是《周易 系辞》说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尽管有符号存在，但是符号并不表达语言，而是表达“意”；尽管有语言，但并未空口无凭，而是以“文”为凭据，依附于“文”，具体表现为对“文”的充实和解释。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甲骨文之前，中国存在两套独立的符号系统，除了八卦符号系统外，还有契约符号系统，即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结绳最早，书契次之。 《周易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一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而治”、“书契而治”，都是“契约而治”。但是社会治理是以契约为工具的，而非政府。《老子》：“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意思就是恢复“结绳而治”、“契约而治”的状态，废除政府。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君”这里指代政府。意思是，夷狄即便有了政府，还不如华夏之无政府。因为在于，中国在政府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个契约而治的时代，存在着契约秩序。中国文明中的秩序基础并给政府给与的，即便没有政府，也依然是有序的，而不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蛮夷则不然，他们没有契约秩序的因素，他们的秩序必须靠政府来实现，即便有了政府，也很难出现良好的秩序。 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一对刻写契齿文的小木片，分别由契约双方所持有。绳结和契齿文都是数字符号，指代标的财产的数量。契约到期是，债权方持右契或右绳，前去找债务方要账，左方则拿出自己所持的左契或左绳，与右契或右绳进行比对，以检测是否相合或相同，书契是相合，结绳是相同。因为契约也叫“合同”。“契”即书契，“约”是结绳。 但是，结绳和书契本身与八卦符号一样，都是符号，也都是“文”、“象”。因为，结绳和书契本身的信息记录能力极为有限，仅仅能够记录表达财产的数量，对于更具体的契约条款，只能借助于口耳相传的语言。其完整的表达方式，与八卦完全一样，也是“文”加“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结绳和书契是三维的，立体的，但是它们依然是符号，而且是抽象符号，是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这个原理与算盘珠子等同。算盘珠子也是立体的，但是它们与“1”、“一”一样，都是表达数字的抽象符号。 事实上，“符”这个字，本身就是源自结绳、书契，在战国和西汉，结绳、书契，以及结绳书契的一些衍生物，用于政治和军事的升级版的契约，如虎符和圭璋等，被称之为“符节”。 概而言之，中国文明一直存在记录符号系统，只不过，在“字系统”之前，是“文系统”。“文系统”又包括八卦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 “文系统”与“字系统”存在联系，但也有本质区别。 “文系统”本身是独立的符号系统，并不用来表达语言，而是和语言相配套，以“文+言”的方式表达完整的信息。而“字系统”是在“文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文”与语言相融合的产物。从此作为“文”之子的“字”，不仅用来表达“意”，而且用来表达语言。 “字”的字形为宀下一个子，意思在家中孕育孩子，其本义与婚嫁孕育相关。用“字”来表示文字之“字”，其含义是很明显的，认为“字”是被孕育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是“文”和“言”共同的孩子。 甲骨文和金文是汉字的最初形态，与之前的“文系统”，关系至为密切，其“文”的特征，强于“字”的特征。也就是说，作为“字”，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成熟的汉字形态。汉字形态的成熟，是春秋之后才发生的，就是“文言文”。此时，文言真正合体了。在甲骨文和金文时期，“字”还更是“文”，此时，文和言依然是分离的。 这意味着，甲骨文和金文在表达方式上与文依然相同，本身并不能表达完整的信息，还需要语言与之相配套，依然是“文+言”。即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需要口耳相传的语言对其进行补充和解释。这些与“文”配套的语言就是“传”。甲骨文和金文本身就是“经”。“经”本身无法表达完整的信息，需要“传”来配套和补充。 《五经》的经文，其文字形态与甲骨文金文一致，其表达方式也是“文+言”，在“经”之外，需要“传”来配套。直至西汉，这些“传”才完全文字化。这样《五经》就完全文字化、书籍化了，但是其内容依然是“经+传”。这实际上源自“文时代”的“文+言”。 因此，最原始的形态的“经”，并非“字”，并非经文，而是“文时代”的“文”，即八卦符号和契约符号。 所以，要更深刻和准确地研究中国文化，仅仅依靠研究《五经》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读书、读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能够读懂字之前的“文”，读懂八卦符号和契约符号。 八卦符号通过《周易》传承下来，契约符号随着结绳和书契的消失而消失了吗？没有，而是进入了甲骨文的字形结构中。已经识别出的甲骨文中，60%以上都包含着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对于核心字，100%由契约符号所组成。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的字形构造，是对契约符号的直接继承和借用。每一个字，都独具匠心，都包含着独立的意义，承载着中国文化最纯粹的义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甲骨文叫做“契约文字”、“义理文字”，而非什么象形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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