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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她和她的诗
【美】拉切尔·魏茨斯特恩
著
自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读者和批评家们开始阅读、研究狄金森的诗并被她的诗困扰以来，这张照片也为我们解开了很多疑惑和谜团。狄金森精致的双手和纤细的躯干，组成了某种过于脆弱的形体，不能冒险离家很远；但是她水汪汪的大眼睛以一个女人所有的智慧、深邃和渴望紧盯着我们，看上去她曾经周游列国，带回来满肚子的故事，很多并不适合在某种聚会上讲述。她端庄地手持一束鲜花，身边端正地放着一本书；但她丰满、敏感的双唇告诉我们，这个人思考的不会总是鲜花和书籍这样微不足道的主题。我们怀着好奇和激动把视线从照片移开：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样一个小巧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见所未见的、激情澎湃的爱情诗，描述这样撕心裂肺般的失去，抒发魂牵梦萦般的宗教情感呢？ 艾米莉·伊丽莎白·狄金森1830年12月10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镇，是爱德华·狄金森和艾米莉·诺克洛斯·狄金森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哥哥奥斯丁生于1829年，妹妹拉维尼亚生于1833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担任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司库（她的祖父是这所学院的合伙创办人），并且在在马萨诸塞州法院，马萨诸塞州议会和联邦住医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狄金森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的心纯粹且可怕，我认为没有一颗心像他这样。”（《书信选》第223页）他恪守教规（有些做法她后来很抵触），带领全家人每天祈祷并经常检查她读什么书；但他也保证让狄金森在一个有丰富书籍和热烈的学术争论的家庭中长大。她的母亲却是一个低调的存在，狄金森写道，她“不关心思想”（《书信选》第173页）；她苛刻地声称，“我曾来也没有一个母亲。我以为，母亲就是我遇到的难事的时候，急忙向她奔去。”（《书信》第二卷第475页）即使如此，狄金森仍然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家庭；她的哥哥奥斯丁结婚后，与他的妻子一起搬到了隔壁。 狄金森从十岁到十七岁在男女同校的阿姆赫斯特学校学习，此后去了附近的南哈德利的芒特·霍尔约克女子高级学校（现在的芒特·霍尔约克学院）。她在那里成长为一个善于交际、精力充沛的女青年。她在那里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一个初级加尔文教派复兴会议上，她被要求站起来并声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她拒绝了。在芒特·霍尔约克带了一年之后，她于1848年回到阿姆赫斯特，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一生，除了去波士顿，剑桥，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的几次旅行。 无论在校还是在家，狄金森都获得很好的教育。仅在阿姆赫斯特学校她就学习了艺术、英语文学、修辞学、哲学、拉丁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古典名著以及《圣经》；她还在科学、数学、地质学、植物学、自然历史、生理学和天文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家里，狄金森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不断更换的藏书包括霍桑、爱默生、梭罗、朗费罗、莎士比亚、济慈、勃朗宁夫妇、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还有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大词典》——这本词典对于狄金森是所有图书中最重要的——还有一大宗报纸和浪漫主义小说。 狄金森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穿白色衣服，让她离开屋子的机会极少，她把交往的圈子严格限制在熟识的范围，后来仅限于几个人。由于她常常隔着帘子或者在隔壁房间与来访者说话，她获得了一个镇上的怪人的名声。年轻的梅布尔·卢米斯·托德刚刚与她丈夫大卫迁居阿姆赫斯特，就在给她父母的信中提到了一个奇怪的居民： 我必须给你们说说阿姆赫斯特的这个人物。这是一位女士，所有人都说她是个谜。她是狄金森先生的一个妹妹，似乎是整个古怪的家庭里最古怪的。她十五年来没有出过家门，除了有一次去看一个新落成的教堂，也是夜里悄悄溜出去，在月光下看看。没有谁在拜访她母亲或妹妹时曾见过她，但她有一次让小孩子们有一会儿兴高采烈，一次一个孩子进去，她给它们蛋糕或糖，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因为她非常喜欢小孩子。但是更经常的是，她用一根线系着糖果，从窗子里放下去给他们。她从头到脚穿着白色，据说她的内心特别有意思。她写字很精致，可是谁也没有见过。有时她的妹妹……邀请我去给她母亲唱歌……人家告诉我，那个神秘人会听出每一个音符——她会在旁边，可是看不见……这是不是像一本书？这么有意思（法尔：《艾米莉·狄金森：评论集》第20页）。 很难责备托德迷上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可不幸的是，她沾沾自喜地描述这样一个“神秘人”，后来如此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狄金森的看法。尽管她隐居，但她家里仍有大量名流来来往往。她与一些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很多是通过书信往来：牧师查尔斯·伍兹沃斯，她与他在费城相识，称他为她的“最亲密的世俗朋友”；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杂志的编辑塞缪尔·鲍尔斯；还有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勋爵奥提斯·菲利普斯法官。 从这时候开始，狄金森写诗。1862年4月15日，她从《大西洋月刊》上读到学者，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及早期的女权运动支持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的《致青年投稿者的信》，在信中，希金森建议初学写作的作者为他们的作品找到读者。狄金森寄给他四首诗，并附上一封信，询问“我的诗有生命力吗？”并告诉希金森，“假如你感觉到它们的呼吸——并有闲暇告知我，我将即刻充满感激——”（《书信选》第171页）尽管希金森在他的时代政治上很激进，但他文学的口味远非那么前卫；他建议狄金森修正她的不同寻常的标点和句法。他们之间的通讯一直保持到狄金森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似乎不断地在帮助狄金森感觉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文学社团的一部分。 狄金森在1860年代经历了她最躁动不安的十年，重大的事件向她接踵而来：内战的爆发，几个朋友的变故（鲍尔斯病在欧洲，韦兹沃斯迁居旧金山，希金森担任了联邦军队的军官），她自己在1864年和1865年的了严重的眼疾。从1860年代末起，她再也没有离开家。1862年4月她神秘兮兮地写信给希金森，“从九月以来我有一种恐惧，我不能对人说，所以我唱歌，就像那个男孩子在安葬地那样——因为我害怕——”（《书信选》第172页）。这些文字证实了狄金森那段时间处境艰难，即使没有人确切知道她的“恐惧”是什么。然而，那段时间却是狄金森最多产的时间；从1860年到1865年，她平静每年写300首诗。 尽管狄金森从未结婚，但她那些激情澎湃的诗作，以及那些被称为“精品书信”，标明她至少有一次深深地陷入爱情；仍然存疑的是，她钟爱的对象究竟是查尔斯·韦兹沃斯，还是奥提斯勋爵，她的嫂子苏珊，或确是某个真实的人。 狄金森最后的岁月是悲惨的，因为她经历了很多的死亡。她的父亲于1874年去世，塞缪尔死于1878年，她的侄子基尔伯特死于1883年，查尔斯·韦兹沃斯和她的母亲都死于1882年。1884年4月奥提斯勋爵去世，狄金森本人也遭到了致命疾病的第一次打击；她与1886年5月15日逝世。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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