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的突破性

《牵风记》的文学史意义

文 | 张烈鹏

著名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我认认真真读过两遍。第一遍，读的是《人民文学》杂志重磅推出的头条作品；第二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出版的热销图书。每次阅读，都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我觉得，这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又一座高峰，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优秀作品。

《牵风记》的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其故事情节的构思、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手法的创新上。

故事情节：不同寻常的战地传奇

《牵风记》的故事情节很新奇：投奔延安的青年女学生汪可逾，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高山流水》，与团长齐竞相识，成为他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经常骑乘他的军马“滩枣”行军。两人情投意合，两心相悦。然而在赴地方担任工作队期间，面对敌人的追赶，汪可逾跳下悬崖，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双方交换俘虏后，齐竞怀疑汪可逾被敌人夺去贞操，两人感情破裂。此时战事紧急，为了不拖累部队，经再三要求，汪可逾在齐竞的通信员曹水儿护送下，单独行动，历经艰险，绝处逢生，最终进入大别山主峰下的天然溶洞。初春时节，汪可逾身体渐弱，多日不吃不喝，脱去所有衣服，抚弄无弦之琴后，又取掉骨折处的夹板，擦净全身上上下下的尘埃，赤身裸体悄然长逝。汪可逾死后，毛发再生，体液排尽，肉身不腐，后被循着琴声而来的“滩枣”拖进银杏树洞，尸体面带微笑，站立不倒，与银杏老树融为一体。曹水儿也在外出购买白布、准备装殓汪可逾的过程中被部队抓获，并因别人告发他当年睡了保长女儿而被枪决。战争结束后，极度抑郁的齐竞服药自杀。

作为一部军旅文学作品，《牵风记》不是将镜头聚焦烽烟滚滚的战争场面，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浓墨重彩描写一连串发生在三个人、一匹马、一张琴之间的曲折故事，写爱情，写友情，写人性，写唯美而灵动的生命气象，写人与自然的神奇关系。这种故事情节，这种战地传奇，在当代军旅文学中是一种开拓和突破，有人称之为“现象级写作”，实则一语道破了这部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影响和意义。

《牵风记》在故事情节上的不同寻常，也缘于作家笔下的古琴和军马。

那张宋代古琴，是汪可逾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是她在奔赴延安途中改变行程进而改变人生轨迹的缘起，也是架设在她与齐竞心灵之间的桥梁。不仅如此，琴声吸引军马“滩枣”闻声而来，凸现了文化的力量；古琴被迫埋藏山中，渲染了形势的紧张和战事的激烈。尤其是古琴偶然寻回，失而复得，暗示了一种奇特的际遇。汪可逾弥留之际，弹奏无弦之琴，仍能引得“滩枣”前来，更是叫人拍案惊奇。汪可逾死后，古琴陪伴老将军齐竞，则寄托了他的思念和愧疚。毫无疑问，古琴在作品中穿针引线，贯通前后，起到了揭示人物身份、推进故事情节、深化主题思想、彰显传奇色彩的重要作用。

那匹叫作“滩枣”的军马，是夜盲症和平板脚患者汪可逾在行军途中的伙伴，也是她人生命运的见证。“滩枣”能够听懂汪可逾的琴声，乐意与她亲热、为她服务，帮助她一次次摆脱险境，——这是以马为喻，表达对美、对文化的热爱和追随。“滩枣”逃过枪林弹雨，沦为一匹山中野马后，能循着“琴声”找到汪可逾尸体，冥冥之中感受到她的托付，拼死将她的尸体拖到银杏树洞，成就了一种人间奇迹。虽说“滩枣”最终被鹰群抢食，但这种庄严的天葬仪式，恰恰塑造了它的神性形象，提升了它的生命价值，也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响遏行云的萧萧马鸣。

人物形象：突破性的艺术典型

汪可逾是漫天烽火中一名知识女性的典型。她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擅长弹琴，写得一手好字；长相美丽端庄，白白净净，丰满匀称，“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还生就一双灵巧而好看的手；政治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十四岁就随二哥奔赴延安，因途中发生变故，按照北平地下党安排，进入太行第二中学学习，几年后毕业入伍。她纯洁善良，毫无心计，对于自己“汪纸团儿”的乳名，不加掩饰；对于问候别人“你好”所招到的冷遇，从不介意；对于“身上七八个洞，只能给人家牵马；身上只一个洞，不愁没有马骑”的流言蜚语，也是一笑了之。她追求完美，上床休息了也要起身把地上两只放反了的鞋子摆整齐；住在房东家里却执意坚持要更换贴在大门上的倒装对联；写标语写到半半拉拉，遇到部队紧急集合、准备开拔，她也要坚持写完最后一个字；不吃饭不喝水可以，但不洗澡不行，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因晾晒淋湿的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在门洞里夜宿时，恰巧被齐竞作为人体艺术偷拍，她也只要求对方赠送照片，以便保存镜头里的美。特别是临死前夕，她将滚滚红尘中所有外在的东西全部卸除，留下了最纯洁的肉体和最完美的形象。作为战争年代女性革命青年的艺术典型，汪可逾仙姿绰约，聪明灵动，冰清玉洁，近乎完美。作者通过塑造这个在文学史上见所未见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对文化的推崇、对文明的礼赞以及对先进知识分子的讴歌。

《牵风记》 徐怀中 著

与汪可逾的完美相比，曹水儿堪称毁誉参半的另类英雄典型。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在不够当兵年龄、不解男女风情时，就早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他高大威猛、办事果决，为齐竞所看重，成为首长身边威风凛凛的骑兵通信员。他智勇双全，巧辨风向识破敌人阴谋，挖地洞藏身躲过烧山搜查，而且以一把铁锹为武器计杀四名对手。他对年轻美丽的文化教员汪可逾真心敬重，言听计从，从不以任何言行冒犯，关键时刻还能够挺身而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一路护送，而这些，恰是文化的影响，教化的作用。但曹水儿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在他身上有许多毛病，尤其是风流成性，偷腥好色，在军营中广受非议，最终遭人告发，公审后送了性命。曹水儿是刚烈的，自尊的，刑场上“接受枪决但不接受五花大绑”；曹水儿又是可悲的，可叹的，一世英雄却因女色而身首异处、声名狼藉。凡此种种，无不生动地表明，曹水儿是文学艺术长廊中有血有肉的另类形象，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个”。

齐竞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博学多闻，满腹诗书，精于音乐，善于演讲，工于摄影，长于带兵，是个典型的军中儒将。齐竞更是矛盾的统一体。裸照事件本是他一人所为，事情发生后，汪可逾被单方问责，受到组织处理，调到邯郸干部子弟学校任教，而齐竞虽说参加了研究此项议程的党委会，却因为职务由“五号”提任“一号”，并未站出来切实担当责任，眼睁睁看到心爱的女人受了委屈。汪可逾被俘后，齐竞误认为她和其他女人一样遭受奸污，在她严重脑震荡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再三追问，要求她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这种往别人伤口撒盐的做法，说到底是“初夜落红”的陈旧观念在作祟，是一种自私自利之心在作祟。曹水儿单独护送汪可逾，长时间朝夕相处却秋毫无犯，齐竞对此也是半信半疑。正是因为这种狭隘自私的性格，他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终日郁郁寡欢，最终选择了自杀身亡。齐竞的形象塑造，是立体的、真实可信的，也是崭新的、神形兼备的。

还是《人民文学》杂志2018年第12期《卷首语》评介《牵风记》时说得好：“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文学史意义吧。

表现手法：推陈出新的大胆探索

“《牵风记》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引人之处、高明之处、成功之处。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运用这两种表现手法的时候，能够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很好地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作品的现实主义质地，最能引人入胜的便是环境设置和细节描写。作品把一个血色唯美的故事，放置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放置在雄奇神秘的大别山区里，时空纵横，别开生面。创造性地采用大背景、小叙事，注重细节，文笔讲究，一枝一叶，刻画入微。比如第十一章，写汪可逾带“后政”慰问团路经小河渡口，坚决不让马车从国民党士兵尸体上轧过去的细节，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她人性和灵魂深处的内容。又如：写汪可逾作为第四俘虏收容所主任，动员俘虏们进行贵重物品登记，发现一些俘虏暗自将金银首饰踩进泥土私藏后，先下达“向前十步走”口令，然后要求俘虏们寻找丢失物件，从而做到真相大白。这个细节将女主人公过人的智慧描绘得生动传神，令人读后难以忘怀。

作品的的浪漫主义气息，来自于神奇的想象和诗化的语言。比如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黄河七月桃花汛》，写百名女性只穿内衣内裤挤满渡船，构成一道女性人体风景，就是将写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近乎夸张的情节，让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成功联袂，既有视觉冲击力，又有艺术感染力。再如作品最后几章，写汪可逾肉身不腐、老军马独自移尸、榕树洞鸟虫难入等，更是放飞想象的翅膀尽情翱翔，赋予作品以神话的成分。作品结尾处，写齐竞将军死去后，布偶猫纵身桌面拨响古琴空弦音，贴近死者倒卧不动，也应该是想象出来的情节，写实中满是浪漫，凄美的意境令人扼腕、深思和反复品味。与其他战争小说不同，《牵风记》通篇运用诗一般的语言，文笔优美，抒情真切，空灵奇崛，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气息，而且与作品主人公的美协调一致，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此等创举，算得上《牵风记》对当代文学史的又一个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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