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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历史，就无法避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这个说法。其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因为'封建'和'中央集权'本来就是矛盾的，封建就是列土封疆，是周天子分封诸王的制度，而'中央集权'是从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开始的。当然刘邦、司马炎也开过历史的倒车，搞过'分封'的实验，结局都搞得'七上八下'（指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但是现在'封建专制'的大山已经被推翻了，而且被视为落后的、腐朽的、应该被摒弃的文化，那么和它连在一起的'中央集权'又该如何定义呢？ 由分封而导致战乱 中央集权的必要性：集权是国家的本质，集权是国家的生命基础恩格斯曾经说过：'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 俄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 对于这样的断论，我们不禁想要反问：只要有国家，就一定会有集权，但是集权的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吗？答案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可以履行的地方，如果想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那么我们就要肯定集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因为在说完这句话以后，恩格斯接着说：'每个公民只是因为集权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 恩格斯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古至今，有无数海内外的思想家和研究者都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国家权威看做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加激进，他认为通过毁灭相互竞争的联合体才能最好地保卫城邦，所有的忠诚和情感都要聚集和导向同一中心——这无疑是一种高度集权甚至是一种极权政治的主张了。 在中世纪晚期， 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要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肯定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但又认为共和政体无力消除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敌入侵，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强大。 马基雅维利 后来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霍布斯为集权的必要性做出了更加容易理解的解释：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为敌、每个人都缺乏最低限度安全感的战争状态。要给出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带来安全、和平和秩序，使得人们走出'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状态，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那么，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被称为国家。 主张集权的哲学家还有黑格尔，他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了集权的目的：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而通过中央集权这种手段最终建立起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才是集权的进步意义。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了开篇时恩格斯的那段话：'每个公民只是因为集权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有了集权，人类才从那种自相残杀的状态中脱离出来，然后在这种状态下，才有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土壤，保证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然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形成统一的国家和民族。 黑格尔 这样一说，国家集权或者说中央集权对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有效治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也才终于理解了集权的进步意义，也明白了恩格斯所说的'集权是国家的本质'的真谛。 了解了集权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国古代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到底集权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权力边界实际上，为了集权，皇帝们已经很努力了。秦朝征服东方六国后，实行统一的郡县制，并把组织深入社会基层的乡里，可谓彻底的中央集权，但东方毕竟距离咸阳太远了。为了宣扬皇帝的声威，压服东方可能的反抗与离心势力，秦始皇不能不频繁出巡，且每到一处，必刻石昭示皇帝为天下一统之主的权威。汉初利用宗室分封，皇帝无须经常出巡。武帝在消灭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创造出13 州刺史巡视的制度，意图也是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拥抱天下的秦始皇 但是秦汉帝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广阔了。今天从东北坐飞机到海南还需要8个多小时呢，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代一里约当今413米，东西距离3800余千米，南北距离约5480千米。如此一个雄踞东方的泱泱大国，在交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古代，那不得一走就一年半载啊？虽然帝国修建了大规模的道路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邮驿系统，但是政令的通达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这还仅仅是在交通上的不便而已。因此，虽然皇帝拥有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古代王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基本方针。 相比较而言，虽然汉朝的政权组织深入乡村，但对于地方的具体事务，皇帝更多地采取了放任政策，郡守很大程度上能够自主施政，而郡守对于县令的施政，除定期巡视外，一般也不予干涉。其中的原因，除各自历史发展的制约外，还在于面对庞大的疆域，它们为克服距离和不同地区文化差造成的隔阂，建立在传统农业价值剩余上的国家财政，迫使中央政府更多地依赖地方自治。所谓的中央集权，就秦汉帝国而言，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以及必要时进行的干预上。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秦汉时代的郡县尤其是郡守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首先，虽然中央政府任命了丞、尉掌理郡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务，但郡守是一个郡最高的行政、军事和司法长官，其在郡内的权力几乎与皇帝无异，很多时候，来自中央的诏令在郡守一级就被消解了。
因此，虽然汉代名义上是中央集权，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至少在郡一级，地方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某种意义上执行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难怪严耕望先生说'以中央集权之形式宏地方自治之实效'。 所以，现实就是：无论多么强调中央集权，但是在传统经济方式下, 社会资源有限, 组织化水平低, 国家所能够控制的微薄资源数量, 无法允许国家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有效的'中央集权'。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 集权程度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专制主义国家的地步, 而且在思想意识上, 还主要奉行主张宽和治理、以'德治'为标志的儒家思想。 终身行之者何？ ——其恕乎。 在分离的格局当中, 国家通过乡绅间接管理乡村社会, 而乡村社会在乡绅的领导下, 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式, 相对独立地自我管理。这种关系模式维系了两千年, 当晚清以后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以及列强来华之时, 乡村社会与集权国家的资源关系才真正面临危机。 参考资料： 《与距离斗争: 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by 晏绍祥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古代传统的中西比较》by 彭勃 《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by 黄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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