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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健唱《父亲写的散文诗》，惊奇地发现自己泪流不止，深深怀念母亲和那片遥远的土地。 一周多之前去洛城听了李健的独唱音乐会。虽然喜欢听歌唱歌，我对音乐会之类的活动却一向并不十分热衷。不管哪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社会内涵，因此表演和看表演，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免不了也就有了功利和虚荣的掺杂。艺术又有极其个人的一面。你爱油画的厚重，她爱水彩的轻盈，我喜欢山水画的清奇与悠远。你推崇美声，他迷恋流行，我则对民歌情有独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艺术的极致，应该是直指人心的。但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不同，灵魂的需要亦千差万别。能打动这个人的，另一个人却很可能无动于衷。在秋风中夜雨里被感动了的，在炎炎烈日下可能会生出全然不同的感受。因此对我而言，听什么歌，唱什么歌，基本上就是个人的行为。虽然喜欢听李健的歌，并且欣赏他做人的纯粹和对音乐的执着，我对这场演出的兴奋，更多来自能跟好朋友一起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夜晚。 台上的李健很放松，台下的观众自然也很享受。进门时领取的发光手链，人手一个，随着音乐，随着人群，来回地晃动，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当了一把歌迷，直到他开口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但不知是因为刚过完生日的李健声音里多了些惆怅，还是舞台的音响放大了他歌声里的故事和情绪，我发现自己被深深震撼。听到“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止不住泪水。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里，不管是太阳升起还是降落的地方，都在发生着奇特的事情。多年以前，我从一片土地走到另一片土地。多年之后，我对土地之说只能保持缄默。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是故乡又是他乡的音符，和它传来的小人物的悲欢，让我明白沉默的原因不是忘却。 音乐会之后我开始反复地听这首歌。我想试验一下听了多少次后我会开始不再感动，可直到现在，我的实验还无法做结论。“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多么熟悉的往事！那时我正当少年，去借钱的，是我那需要一并承担父亲全部责任的母亲。外公一家被下放农村，手无缚鸡之力的商人教师之家，必须要靠干农活挣工分养活自己，个中窘困可想而知。因此母亲的工资，除了支撑我们母女的生活，还常常用来帮助她身后的大家庭。月底拮据借钱月初再还，也就成了家常便饭。骄傲如她，不知那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而我，却在她瘦弱的臂膀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着。不记得她有过抱怨和责难，只记得她灿烂地开怀大笑。 跟着母亲，也曾经过过相当富足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初，商气还不重，洛阳依旧纸贵，所以能拿稿费的文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过一阵子生活水平高于大多数人的好日子。手头有了余钱，母亲除了继续养老抚幼，还会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记得有次她去德国讲学，遇见在那里穷途潦倒的诗人顾城夫妇，临走时将手头所有的现钱都给了这对在异国挣扎的年轻人。必须要提的是，后来顾城的父亲、也是诗人的顾工老得知此事后一定坚持要代儿还钱。当父亲的，为了孩子，可借亦可还，又成就一段佳话。当时的我，托母亲的福，常常有慷其之慨请同学或朋友吃大餐的机会，如今受好友款待，据说还是因为我那时积了点德。也许是因为母亲的教育和所提供的成长环境，我养成了对钱若即若离既不爱亦不恨的态度。钱可以是“一袭华丽的袍”，也可以“爬满了虱子”，但归根结底，钱在我眼里只是一张小小的船票，帮着我们从此岸到彼岸。抑或是船本身，可小可大，可破旧，亦可豪华，载我过浅滩，亦可过深海。幼年的时候，父母是撑船的人。中年，我们奋力挥着竹竿。老年将至，孩子们将会跳上船头，换上属于他们的风帆。船也许会变，方向也许会变，可上面载着的血脉与滋养，应该会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连绵不断。 一个对母亲和我都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快要到了。我为此练了很多遍“父亲写的散文诗”，原想唱好了这几天发给歌友听听的。最后决定放弃，是因为不管我如何调整声音和感情，都唱不出想要的效果。音乐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的表达是连续的，从低到高，从开始到结束，从细微到整体，能给人以无限的表现方式和诠释的可能。可惜只有少数人被赋予了能完美驾驭它的潜质。我肯定不属于那少数人。我能做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写下这些文字，来表达我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她所属的那片土地和那个时代的怀念。不同于音乐，文字的表达是机械和间断的，它提供的范畴远远小于思想和感情本身。因此有时字一成型，话一说出来，就已经不是本意了。我想澄清的是，虽然我会永远怀念和热爱我母亲，并且期望有一天会在天堂再见到她，但我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却不能被等同于我想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到文字的局限，我开始越来越主动选择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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