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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是事实还是阴谋？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严重的气候危机？全球变暖对人类的生存会有什么影响？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气候环境经济学顶级研究者，曾回应相关争议。 为什么全球变暖是杞人忧天？ 致编辑： 在2012年3月22日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威廉·诺德豪斯提出了他对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一般看法，还特别指出撰写了两篇《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的“16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这16位作者其中的3位，我们在此对诺德豪斯教授的批评进行回应。 诺德豪斯教授的论文包含6点。 第一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过去大约15年来全球气候没有出现任何统计上显著的变暖；而诺德豪斯教授将我们的观点歪曲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没有气候变暖”，这话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接着，诺德豪斯教授将这与归因问题——即探讨导致气候变暖原因的问题——混为一谈。归因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尽管在公布的温度记录中存在很多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平均温度的净增长与诺德豪斯教授的第一张图表中显示的相似。 之前两到三百年的时期要冷得多，被称为“小冰河时代”，当然，如果我们有更长的记录，那么会显示存在跟现在一样温暖或甚至更温暖的时期。最近几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温暖年份，但就如同创纪录的股市高位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股价会稳健增长一样，这一观察结果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变暖趋势。变暖大大趋缓的事实意味着，目前至少还有其他因素能与稳定增加的温室气体的影响分庭抗礼。 第二点是关于我们的观察，即当前的计算机气候模型似乎夸大了二氧化碳造成的变暖效应。其中的关键在于气候变化对二氧化碳的敏感性，即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一倍时会导致温度上升的量有多少。诺德豪斯教授文中展示了IPCC 2007报告中的两张图表，它们声称，在没有人为排放的条件下，模型成功地模拟了直到大约197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但同样条件下的模型无法模拟在那之后的平均温度。以此作为依据，IPCC声称过去五十年中气候变暖大体上是由于人类排放造成的。这一推演步骤要求模型正确地考虑所有其他变量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模型无法预测过去15年中气候变暖趋势所出现的非连续性，这说明上述条件并不满足。此外，另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模型不能再现1910-1940年之间的变暖趋势，这一趋势几乎与1970-2000年的变暖趋势相同，但前者发生在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得足够大、以至于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气候变化对排放物的敏感性时，IPCC指的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所有排放物，并不单单指二氧化碳。原因在于，如果没有由某些排放物形成的气溶胶所导致的冷却效应，该模型会显著过度预测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变暖效应。然而，不同的模型给气溶胶对变暖所产生的消除效应设置了不同的参数值。不同模型之间缺乏一致性，这意味着这些模型只是对气溶胶的消除效应进行校准调整，以使模型结果与历史记录一致的同时、保持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因此，如果认为这些模型如果不考虑人类排放就不能解释1970年后的气候变暖趋势，这种说法在科学上毫无意义。 《气候赌场》 （美）威廉·诺德豪斯 著 / 梁小民 译 东方出版中心 / 2019年9月 第三点涉及我们关于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的说法，我们仅仅是诉诸常识而已，这只不过是字典中对污染物的惯常定义。牛津英语词典将污染物定义为“污染中介物；特别地，一种污染环境的有害或有毒物质”。诺德豪斯教授说，“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的论点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他反倒认为最高法院以9位大法官以5：4的比例做出的一次判决是权威的。事实上，最高法院的多数票并未将二氧化碳视为污染物；它无关事实本身如何，只是发现《清洁空气法案》中的定义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二氧化碳这种非污染物也受到该法规的管制。接着，因为另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的研究结论与此不谋而合，诺德豪斯教授就将之作为依据证明二氧化碳产生了特定的负面外部效应。我们认为，这些手法才是真正的“修辞手段”，因为它们掩盖了关键的科学问题：作为地球生物圈的关键组成部分，二氧化碳是否会导致重大的、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变暖效应。 在诺德豪斯教授提到的第四点中，他以另外一种夸夸其谈的修辞手段歪曲了我们的观点，说我们声称“持怀疑态度的气候科学家生活某种恐怖统治之下，这一恐怖统治威胁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使用这种归谬的方法是很不得体的，但我们却发现，像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环境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之流，把气候变暖的批评者刻画为“地球的叛徒”。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发表了同行评审文章、质疑了气候变暖的杂志编辑被大规模地解雇，还有那些还未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发表和资金来支持其职位升迁的教师，他们对这些威胁的恐惧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还注意到，像名声卓著的《科学》杂志的编辑唐纳德·肯尼迪之流，甚至公开宣称他们拒绝接受那些其结论跟气候变暖的教条相抵触的论文。 “气候门”电子邮件具体描述了这些策略，林森（Lindzen）（2012）中给出的例子不甚枚举。虽然对现有范式的辩护在科学中是很正常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存在强迫不同观点的人对之进行服从的病态现象。我们不了解经济学界是否存在类似现象，但如果以为气候科学领域流行鼓励持不同意见者的声音、鼓励创建新的理论，这显然是愚蠢的，尽管诺德豪斯教授正确地看到了这种鼓励文化对科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目前气候科学领域的情况远非健康。诺德豪斯教授客观上给这种不健康的局面做出了贡献，因为他错误地把对气候变暖的怀疑类比成烟草公司的公关活动，并且他呼吁政治领导人们“要极其警惕地防止可疑的商业利益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玷污”，这些论调和现状中包含的不健康行为并无不同。 关于诺德豪斯教授的第五点，他认为气候科学界并不是为了金钱利益而鼓吹全球变暖，我们只要注意到从1990年代早期以来，气候科学研究获得的资金已经增加了15倍，而且随着大部分资金的消耗，关于气候变暖的相关警报仍然遥遥无期。对气候问题的杞人忧天已经扩展到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业，其覆盖面远远超过学术研究本身。经济学家们通常对金钱的激励结构很敏感，所以我们很好奇，既然在推销气候变暖的观点中涉及到如此庞大的利益，诺德豪斯教授居然对这里面牵涉的激励机制毫无察觉。对于他声称会受到他所倡导的环保政策所伤害的、持相反立场的行业来说，根本没有可与以上利益关系比拟的巨大利益激励。 在他的第六点中，诺德豪斯教授认为我们没有适当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因为我们说：“如果经济在不受温室气体规制政策所阻碍的情况下持续增长50年，就能使社会福利的效益成本比例达到最大化。”他反对我们使用效益成本比而不是净收益作为比较政策的指标：“成本效益分析和商业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效益成本比并非是选择投资或政策的正确指标。”然而，在他的著作《平衡的难题》（A Question of Balance）一书中，表5-3的概要总结里却醒目地使用了计算出来的效益成本比值。事实上，这个比率通常用于在现实世界中指导商业投资。一个原因是它相对来说可能对贴现率的选择不敏感，因此可能提供更稳健的结论，而净收益可能对这种选择极为敏感（更多内容见下文）。无论是成本效益分析，还是采用净效益，都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是，使用哪个度量标准并不是很重要。如果考虑到以下几点因素——（1）未来经济增长（包括碳排放强度的下降）；（2）物理科学（例如气候的敏感性）; （3）未来的正面和负面环境影响（例如对经济的“损害函数”）；（4）长期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如贴现率）; （5）国际政治进程（例如，不充分参与的影响）——的高度不确定性，诺德豪斯教授倡导的最优碳税政策与上述50年推迟管制温室气体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经济上或气候学上的显著差异。 诺德豪斯教授计算出这两项政策的净收益之间的差额为0.94万亿美元，仅相当于所计算出的假定环境损失最大值22.55万亿美元的4％。他的计算结果精确到三个或四个数字有效数字。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的潜在驱动因素，即气候敏感性，哪怕只精确到一个有效数字。 无论数值是正的还是负的，这种相对较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上面列出的五个因素，尤其是气候敏感性的值。诺德豪斯教授假设大气中二氧化碳加倍会导致温度上升3.0个摄氏度，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这一参数值过大。为了说明这一点，如果将气候敏感性的值设置为1.0摄氏度——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这是个合适的参数——诺德豪斯教授的“DICE”模型计算出的最优政策的净收益从约3万亿美元降至约1万亿美元的净成本，而收益与成本比率则从2.4剧降至0.5。因此，50年的延迟管制政策才是更有效的政策。 诺德豪斯教授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计算出来的两种政策之间的差异，尽管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50年的延迟管制政策，他的最优政策最终只不过“挽救”了全球气候变暖仅约0.1摄氏度。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这0.1度只相当于自1850年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变暖程度的10％左右，跟典型的逐年温度波动没有区别。DICE模型预测，这种微小差异将会发生在未来50年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当中，但气候模型甚至无法预测20年开外的温度变化。此外，正如我们的专栏文章所述，DICE模型的经济损失函数中假设的强烈负面环境影响被公认为是极不确定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可能带来净效益，特别是当气候敏感性较小的时候（例如农业和木材生产）。 并非我们第一个注意到，诺德豪斯教授的最优碳税政策跟延迟管制政策没有太大区别。例如，在诺德豪斯教授的书出版后不久，经济学家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在一篇题为《诺德豪斯的碳税：无所作为的借口？》的文章中写道：“对于一些不想采取行动的人来说，鼓吹碳税成了一种最近十分流行的策略”。像汉密尔顿博士和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holas Stern）爵士这样的支持者所喜欢采用的贴现率，远远低于通常市场经济中的正常值，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采用他们支持的环保政策就意味着（根据汉密尔顿所说）“在分析中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有了这一论点，再加上那些严重夸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的故事渲染，倒是可用来替阿尔·戈尔（Al Gore）或斯特恩所建议的那些短期的、激进的干预政策背书。由于照此计算出来的、两百年内所产生的净收益对不同贴现率的选择极其敏感，关于贴现率的争论已经远不止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因此，当把气候敏感性、经济损失函数和贴现率这些参数所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大小纳入考虑时，以上两种政策的差异与这些不确定性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诺德豪斯教授对这些政策差异的辩护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适当考虑物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检查气候敏感性参数的实际值对经济的影响，来处理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中重要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看到，设置一个合适的、较小的气候敏感性参数就会让最优碳税政策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到负值。正如“大自然母亲”一直以来告诉我们的，气候敏感性参数可能比诺德豪斯教授所使用的参数范围还要低。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对“最合适”的参数值及其在统计上的波动范围的选择受到一系列气候模型的强烈影响，而这些模型夸大了过去历史中的变暖程度，而且，它们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些考虑使得被诺德豪斯教授列为备选项的、延迟管制50年的政策反而成为最明智的政策选择。 罗杰·W·科恩（Roger W. Cohen） 美国物理学会会员 他并未接受任何资金并且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威廉·哈帕（William Happer）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 他的研究受到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的支持。他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理查德·林森（Richard Lindzen） 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 他的研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环境事务部拨款资助。目前其并未接受任何研究资金而且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威廉·诺德豪斯的回应： 在阅读罗杰·科恩（Roger Cohen）、威廉·哈帕（William Happer）和理查德·林森（Richard Lindzen）（下文简称林森）的来信时，我有进入酒吧斗殴的感觉。他们为《华尔街日报》的16位科学家辩护，像连珠炮一样向他们视线内所及的所有人开火，包括科学编辑唐纳德·肯尼迪，气候科学家，黑客电子邮件，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活动家罗伯特·肯尼迪，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甚至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然而，当他们停下所有的扫射攻击，我们终于能从藏身的桌子背后探出头来看清楚，他们的文章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点。他们认为全球变暖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气候科学家们正在系统性地夸大其危险性。我将在此回应文章中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评论。 林森一开头就同意全球气温在上个世纪实际上已经不断上升。好了，我们至少清除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设置的一个障碍。 他们在最初的文章中断言，过去10年气温有所下降。在我的文章中，我指出，由于温度的逐年变动是如此不稳定，10年来的气温下降这一事实几乎不包含任何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很有用的方法来看到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从1880年到2011年的全球平均温度读数（见我文章的图中）。对从1890年到2011年这122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计算出到该年为止最近10年的温度变化程度。对于这计算出来的122个观测值，其中41个显示温度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随机选择一年，那么就有三分之一的机会观察到该年所对应的最近10年气温变化量是负的。诸如此类的不稳定时间序列变量的短期变动，无法提供有关长期趋势的信息。 对他们所讨论的东西，我想最后再说一点，他们这种陈腐论调只不过是在不断重复老掉牙的论据，根本无法反映气候科学研究的现状。气候科学家早就不再拘泥于通过观察全球平均气温来寻找证据去证明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的变化。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能指示出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指标，它们包括冰川和冰盖的融化、海洋热含量、降雨模式、大气湿度、河流径流量、平流层降温以及北冰洋海冰的范围。那些仅关注全球温度趋势的人就像只使用目击者报告但却忽视指纹和DNA检验证据的调查人员。 林森回应文章中第二点涉及到气候模型的问题。我注意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所检查过的气候模型表明，过去一个世纪的温度变动趋势无法单独被自然界本身的力量（例如火山爆发）所解释。IPCC指出，当模型中加入二氧化碳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因素的影响后，模型便能够解释过去一个世纪中全球温度的长期上升趋势。 不包含人类活动影响的模型无法捕捉到全球温度的变化趋势，对于这一点林森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反而争辩说，这些模型夸大了气候变化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程度。实际上，超过30年来，科学界对这一话题已经展开了彻底的研究。不同的气候模型发现了不同的气候敏感程度，而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别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气候敏感程度的实际参数值可能比目前所公认的值更小，但也有可能更大，然而林森并未能提供任何特别的洞见或研究结果去证明他们选择的参数值是对的、而别人的是错的。在下面的最后一点讨论中，我会再回来探讨这一关于参数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 关于以下三点的讨论，林森完全只是为了争辩而争辩，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令人惊讶的是，这16位科学家居然只是引用了通用字典、而不是任何科学索引来捍卫他们认为“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的论点。但最终他们也承认，问题的本质在于这一物质的“成分”是否会“引起显著的破坏作用、从而导致全球变暖”。这又回到了上面讨论的主要问题上。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怀疑论者遭受到了“恐怖统治”，我也对他们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而他们认为我的批评是“夸夸其谈”。如果他们并不是有目的地暗示，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用这个词呢？他们的做法就像一个竞选活动中的政客，脸上堆着善意的微笑说：“我绝不会把我的对手称作是专制者。” 他们在第五点中捍卫自己的论点，即某些人通过夸大气候变暖的重要性以骗得研究资金，这一利益需求玷污了原本规范的气候科学。他们精心编织了这一论点，声称“对于他（诺德豪斯）声称会受到他所倡导的环保政策所伤害的、持相反立场的行业来说，远远没有可与以上（鼓吹全球变暖）利益关系比拟的巨大利益激励”。 这种对比方式非常滑稽。不如让我们当场来掰一掰事实证据吧。我会对比两个案例，一个是我从事工作的大学，另一个是科恩博士（Dr. Cohen）的前雇主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在过去十年中，我所在的耶鲁大学获得了联邦政府在气候方面的研究资金拨款，平均每年140万美元。这仅仅相当于本校去年财政总收入的0.5%。 相比之下，科恩博士曾于其中担任过战略策划和项目管理人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它去年的销售额有4670亿美元。该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化石燃料，这些燃料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对这些碳排放征收高额费用，那么该公司的石油、燃气和煤炭产品的价格会上升、销量会下降。根据一些报道，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了维护它自身的利益，不惜采取手段对主流气候科学研究进行破坏。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一份报告指出，埃克森美孚“在1998年至2005年期间向那些给全球变暖制造不确定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组织提供了大约1600万美元的资金。因此，跟耶鲁大学在该领域所获得的所有联邦气候研究资助相比，埃克森美孚公司花了多得多的钱去暗中破坏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在林森回应文章的最后部分，他们回到对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讨论上。他们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是现在采取行动治理全球变暖和在50年内什么事都不做这两种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经济上或气候学上的显著差异”，二是政策问题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现在行动和等待50年这两种政策之间确实“在经济上没有显著差别吗”吗？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使用最新发布的模型重新计算了这个数字。当输入2012年的价格时，可以计算出等待50年政策所造成的损失为3.5万亿美元，想要自己查验计算结果的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的表格。如果气候怀疑论者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他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停止反对为减缓气候变化而花费比这更少的资金。 但更重要的是，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和政策受到巨大不确定性的困扰。林森提到五个因素：经济增长，物理科学，气候变化的影响，政治，还有贴现率。 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重大努力，将这些不确定性纳入他们的模型中。然而，其他不确定性已被证明更难以处理。首先是气候变化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系列威胁（这是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的话），其中包括主要的冰川，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考古遗址，还有历史城市和定居点。例如，在海平面上升这一方面，伦敦和威尼斯的城市以及几个低洼的沿海生态系统面临着重大威胁。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未能找到将这些威胁纳入经济模型的可靠方法。 第二个甚至更危险的不确定性是由地球系统中的各种“临界点”引起的。地球科学家们识别出来的全球规模的临界点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大型冰盖的崩塌，海洋环流的变化，由某一变暖过程所导致的更多变暖过程的正反馈过程，以及海洋的酸化。 林森的论点的主旨是，相比那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不采取任何行动反而更可能让这些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认为，鉴于不确定性的大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并不重要。 那么这些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问题是否不需要采取行动就能解决？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就不会这么不确定了。可是，跟所有无偏差的评估方法一样，经济模型试图反映科学知识及其不确定性的状态。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对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家对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并且有能力做出判断。其中有趣的发现是，自1979年对这一问题进行第一次重大审视以来，对不确定性程度的评估至今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林森结论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忽视了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危险。为了说明这一点，想像我们正在“气候的赌场”玩轮盘赌，假设当轮盘赌每次停止时，我们都会解决其中一个不确定因素。我们最好的猜测是，二氧化碳加倍会使温度升高3°C，但如果球落在黑色区域则为2°C，而落入红色区域则是4°C。类似地，落入黑色口袋的球将使一定程度的气候变暖造成的损害最小，而球如果落入红色口袋中则将引发比我们所预期的更大的气候变暖危害。在下一次旋转中，落入黑色区域的球将产生低经济增长和低排放增长，而落入红色区域的球将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等等。 但是，在“气候的赌场”中，球也可能落在“零”或“双零”区域内。假设如果它落在“零”上，将会在物种、生态系统和像威尼斯这样的文化遗址等方面发生重大损失。如果它落在“双零”上，我们将会发现地球气候系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例如南极西部冰盖的快速解体。 林森实际上想说，这只球总是会落在黑色口袋里。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球都能落入黑色口袋中。可是，在轮盘赌的五轮旋转中，这一事件发生的几率只有五十分之一。此外，当不同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时，由于地球的物理系统是一个非线性体系，造成的损失将更为惨重。例如，万一气候不确定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并且其影响比我们所预测的更具破坏性，这一情况所引发的损失将远远高于上述对这一赌局中最乐观情形的猜测。 关键是林森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的分析是完全本末倒置的。明智的政策必须未雨绸缪，以避免出现上述“气候赌局”轮盘赌中的最坏情况。这意味着经济模型大大低估了50年内无所作为的政策所造成的成本，因为它们不能包含所有不确定性——不仅包括气候敏感性等较为明显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包括像赌局中“零”和“双零”这样的不确定性，例如地球系统中已发现和尚未发现的各种“临界点”。 无论是《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中这16位科学家的论点、他们的回应文章，还是其他那些持续地攻击气候科学和经济学的人，他们时而严肃，时而愚蠢。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说，由于科学家们并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确定全球变暖会发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采取行动。但是，一个好的科学家永远不会百分之百地确信任何经验现象。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以下关于科学不确定性的评论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这个故事提醒人们科学研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未来几年内世界可能不会变暖，相关的影响也可能很小。人类有可能发明一种奇迹般的技术，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但鉴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证据，仅仅因为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就打赌它们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 最后，林森发起的这次“酒吧斗殴”，充其量不过是用充满娱乐性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从主要议题中转移开来。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除了避免被分心之外，还面临着其他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继续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科学认识；我们必须实施一些政策，例如提高碳排放的市场价格，以鼓励家庭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接纳低碳饮食；我们还必须用提高碳排放价格的方式，向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公司发出信号，向它们表明它们的未来根植于科学研究、持续发展和低碳燃料的生产；我们必须设计一些机制，使各国参与到全球层面的努力中来，而不是仅限于欧洲西北部的几个国家。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从现在开始，而不是50年之后。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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