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么容易和我反对的人划清界限 | 单读共读

作为新青年的阵地，单读共读群不定期收集着读者们发表其中的朗读音频和读后感。今天我们通过分享部分优秀读者对文本的朗读音频和读后感，与大家共同回顾由这三篇信件组成的《我们时代的陷阱》，以放眼被内容行业从业者深切关照、不断叩问、深入探索，但同时也该被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对待的这个自由的公共空间。

 @ 媛

中午找了一个很安静的亭子，读了《我们时代的陷阱》前两篇，来自两位老师信里的交流。读罢文章，我又不自觉的想起最初的思考，什么是新青年该有的样子？

对我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既宏大也渺小。如果放眼身边的年轻人，以一种集体概念来看，作为 90 后的一员，我无法概括完整的定义，即新时代的 90 后究竟什么样？但是有几个词或在大体意义上还算共鸣，譬如虚无、慵懒、焦虑，同时也包括黑暗中的无声奋斗，失败下的再接再厉，这些所谓的正能量我将它们统称为“无路可走后的寻找”。

是的，90 后实则是复杂的群体，来自外界的干扰也许会诱发灾难，也许是逆水行舟的转机。他们在大环境的背景下，更多时候是在经营个体的小人生。这个被称之为“佛系”的一代，只是更为现实而已，或者说更为清醒。要么提早意识到大环境的不可逆转，而转向自我观照；要么在认清自我的渺小和无力之后，持续向内心延续，在肉身，也包括本我精神之外，设一道防线，全然将所谓的社会责任置之脑后。

尽管我们也在思考，甚至每时每刻都像哲学家那样，思索大事小情，但是真正得以解决的内容却少得可怜。很大程度上来自此时的困惑，将成为下一时刻的引子。于是引子越积越多，我们日渐疲乏，对周遭，对自己逐渐失望。可即便如此，生存的欲望，至少是让纠缠在头脑里的困扰，暂时缓解的可能性，促使我们不断寻找解药，哪怕是自己制造解药也在所不惜。

久而久之，我们同外界的关系，衍变成依托却不依赖，观望而少行动。即便仰仗内心豪情，还有魄力一抒己见，说穿了那些给予外界的宣称或告白，实则也是自白。我们渐渐认清外界不需要谁来拯救，能够拯救的唯有还肯接纳外界的自己。时代的陷阱因时代而不同，但人类的思维模式却大体相似。有人发现陷阱并大声疾呼，唯恐他人陷入。有人则默不作声，求一己安全。有人听劝，小心翼翼。也有人继续固执己见，结局难料。

而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发现陷阱的人不在少数，大声疾呼的却寥寥无几。即便有人听到几声疾呼，也不愿有所行动，大概这也是时代陷阱的一个表征。

@ 琳琬

后现代，转型社会，解构，宏大叙事，异度空间……这些名词和称谓，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久已是争议的热点，甚至普通百姓也并不陌生。在这三封信中，三位各有建树的年轻人分享了他们对这个纷纭复杂的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三封信的作者对处在转型期已有相当时长的中国社会做了表象的描述，并论及福柯和哈贝马斯等国外学者的论说。很赞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的说法，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与渐进式地解放思想，都是在找寻一种比当下更好的结果，至今也仍处在摸索阶段。

文中谈及《傅雷家书》，一本我曾深爱的、对我成长影响至深的书，回头品味，原来傅雷那样有思想又率性本真的知识分子，也曾不知不觉地被高阔的政治话语浸染，并向一种政权机器统一生产出的自我模本靠拢。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一分子，脚踏大地才能仰望星空。

文中最饱含希望的笔触，我认为是草根阶层的崛起。非虚构写作的泛化，令很多曾被淹没的人发声。我第一次读到月嫂范雨素写的“我的人生像一本不忍促读的书，命运把它装订得如此拙劣”，便被重重地震撼了，惭愧至少比她多读了十几年书，我却为何没有这样的文采。互联网和通讯手段的先进，是社会民主的催化剂，当然也是双刃剑，会扩散知识，也会生产群氓。

娜拉出走之后，现代化实现之后，都是问题，是慢慢酝酿而成的新问题。年轻人象征蓬勃的生命力，容易接受新事物，在转型期，他们犹如坐过山车般兴奋惊奇。上升进步完成后，那种虚无感，确实可以理解为一种陷阱，宏大过后是自我困顿停滞不前，但是，调解和救赎仍然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 J.K no Rowling

讨论从启蒙叙事的消亡出发，各自探讨“自带结构的年轻一代如何与转型的中国社会相处的问题”。晓宇抛出了一个问题，当宏大的叙事消亡，或者说当年轻一代失去宏大叙事支撑，或者说是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时，年轻人该如何与这个社会相处，如何自处？作者提到一个恰当的类比，就是娜拉走后怎么办？年轻一代对现世的抵抗仅仅停留在怀疑，精神上的过瘾，然后呢？在这个尴尬境地，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和对不容怀疑的“自由选择”权力的后现代价值观，让他们从尴尬走向焦虑。

吴琦则对于这个焦虑的失焦现状更加乐观。他感受到新的作者和叙事正在孕育。”单读“应该正是这种有力的，且诚实的声音的聚集地。于此同时，作者提到了科技和商业，在其中人们仍然相信自己处于上进的时代。在某种理性的层面上，是可以拿来放在当下的语境来讨论和借鉴的。泥沙俱下，吴琦以一种阿伦特式的“积极生活”的开放准备着新启蒙的开始。

失去了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宏大叙事，生活还总要继续下去，到了任宁的回信，他对于“以个人为单位的叙事”提出了更加乐观的观点。“现在的问题在于内在的区分和验证，而不是外在的规划”点中了年轻一代的痛点。集体意识和认同感在群体中的弱化，使树立和维持主要价值观的能力和动力也渐渐消失。日常的“英雄化”成为了生活得以继续下去的解药。仁宁拿了当下井喷式发展的内容产业举例，他从商业社会看到了“一定程度的隔阂可以启发出创造力”，将自带解构的年轻群体的现状理解为他们正以个人的方式融入社会，借此体验自己和他者的生命。“没意思”或“不知道”的消极只是另一种暂时性的表达。作者以一种投资人的眼光和乐观将这个“时代的陷阱“理解为”不断孕育新物种的热带雨林“。这也是吴琦之前提到过从商业中汲取一种解决问题的”与世界内化“的经验。

回到启蒙，福柯认为：“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从现代走入后现代的我们，或许正在经历后者的过程中，很期待下一个十年的样子。

@ 鸿生小酒窝

三封公开信，像一次小规模的思想部署，从焦虑怀疑，寻找解析，到理解定位。最终思想不再停留于意识，而是落在实处，形成力量。

晓宇谈到，启蒙叙事倒下，宏大叙事消散，时代主流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相信自己处于上进时代。原以为晓宇提到的状况类似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生活的背景，科学、理性被推崇，全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单向度的人其中特点之一是：人与人一体化，人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完全被物质裹挟。然而，我们时代的青年似乎有所超越，自带解构，对社会消极或积极抵抗，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为什么呢？晓宇的信隐隐约约流露出悲观，这感觉类似：有思想把我们带入某处，而思想径直离去，我们被搁置。

吴琦在回信中说，叙事停止了，可以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寻找直击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单读》正如饥似渴地汇聚这些声音。互联网的普及，不同声音浮现，社会不同阶层立体化地展现在面前，那消耗了人的，也完善了人。机遇仍在，位置也在，只是目前大家都在寻找。吴琦在解析了打工文学、社会各阶层叙述的变化后说，“与其说启蒙败了，不如说启蒙正在开始。”“无限的悲观倒过来，就是等量的可能性。”字里行间，是局内人的思考、行动，力量雄起。

后面，任宁针对“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解构、焦虑、讽刺和虚无”指出，这是“后现代主义树立或维持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动力的消失。”社会越发展，价值越多元，人的本质越要求全面显现。这就自然要求有多向度的价值引领，将人置于更宽容更宏阔的背景中理解。真理越辩越明白，或者，真理越辩越糊涂，因为明白不确定性，接受更多的可能性，恰是成长的空间。“‘自带解构’的年轻群体以个人化方式融入社会，与其说这是时代设下的陷阱，不如说眼前一片充满变数、琳琅满目的热带雨林，正在孕育出新的物种——自然厌恶真空。”

就像火炬接力，几经传手，抵达目的。

@ 卡蓝

三位书信作者都很好的体现了自己的专业性或者说是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纠缠都引入到了自己的专业/行业里。

晓宇代表的是学术传统，自然而然的精英立场，代表的是一代人这个整体，大众是自然而然被囊括进去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众在精英面前的失语。

晓宇信中，“焦虑是自由造成的眩晕”，我最开始是在赵毅衡老师《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看到的，讲的是身处异化符号消费困境中的人们对自身主体性丧失的无奈。晓宇的这封信里，也提到了自由的眩晕，焦虑这个点，但是恰好是以俏皮话的方式，也是典型的后现代叙述方式，反讽的。

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样质疑它，批评它，然而它已经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了，包括你的文字。

那其实，晓宇这封信的内容和观点并没有超出詹姆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本书所圈定的范围。也就是说，从进入后现代开始，我们一直沉浸而且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这一点，也能够反思出，这个“陷阱”的巨大诱惑力。

吴琦则把焦距具象化了，聚焦到了文本叙事，聚焦到了更加个人化的叙事。而且心态也更加积极了：虽然我们都生活在时代的陷阱里，我们都带上了镣铐，但也是平等的主体，我们可以各自去造作，去实践，去戴着镣铐跳舞。

任宁则有一股特有的务实态度。他关注的是大众，是流行文化内容产业，观察的角度也更加圆润一点。他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比作了改善世界和享受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醒来都可能真真切切需要面对，纠结的事情。然而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一盘沙里，往往孕育着新的希望。由此，我们看到了学术人的悲观和行业人的乐观，这也许和时代这枚镜头的焦距有关：站在焦距中心点的是跟大众直接相联系的行业人，而学术人则不得不沦为悲天悯人的背景。

@ fw

这是快乐而忧愁的年代。整个社会，从少年到老年，年轻的孩子见识不够，不好给出答案。稍微成熟的人们则也许是因为失败的代价太大，没人愿意承担这种痛苦。要想准确给出答案不太现实，唯有探寻的姿态最宝贵。大家都最爱提出问题，不过很少思考当下现实生活中切实可行的方法，或者说关切到每一个人，自我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没什么好批判，在这之后的行为显得更为重要。 

有时候觉得世界蛮奇妙的。主流价值观口号声不减，个人追求个性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迷茫与混乱也确实是生活的常态，实在没什么新奇。总觉得东西多了，焦虑的点就多了。东西太过丰富，大家就碰不到一起了，形成所谓“平行世界”。但东西真的更多了吗。没有互联网也有眼睛，虽然看不全一切的东西，但至少知道存在“不同”。现在有时是大家都疲惫了，也并不是不想要关注，而是大家都被卷入漩涡中了，只想着自救。倒也不是“能不能”抽出一份心力，而是愿不愿意去做。作为学生，到医院去直面生死，到写字楼去直面工作，到乡村去直面劳动，怎么说都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这个社会展现了太多的面貌，能同时看到多面是不容易的事，这时个人的主动性就不可或缺。因为你必须了解，因为它存在。 

无论怎么说，保持乐观仿佛可以化解一切。没有哪个时代能够预知结果，如果必须要历经的话，乐观也许能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最后，大家都没有找到解药。如果一定要对抗的话，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吧，“目所能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阵地。”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专属的故事，总需要人去讲的。大家都留下，准备好作战吧。也许，这种探寻的姿态，本身就是我们的武器。

@ 余霜仁

阅读材料彼此间似乎总是有一些隐秘的吸引力，当阅读成为体系时尤其如是。

晓宇的信中说“我们迎来了叙事的停止”，与其说是叙事的停止，不如说是历史的断裂——似乎又回到了福柯。每当面对精神的现实的困境，总会有一些老生常谈的概念被反复提及：后现代、宏大叙事、解构…….语境中的每个人都对它们并不陌生，在后现代初现于此世之时，关于它对宏大叙事的摒弃与无序、异质、多元的追求的讨论便重复了好几轮。而今，新世纪即将满二十年，世纪之交的那些问题我们仍未解决，反倒是后现代本身在无言中走向倾颓——但“倾颓”这词也好像不够恰当，毕竟后现代习惯推翻，拒绝也从未建构过什么。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吴琦老师的回信，特别是那句“此时此地，目力可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阵地”。我一直在想，theory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日消失——是消失不是死亡——那么身处 theory 之中的我们会是何种面貌。但读完吴琦老师的回信，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无意义，因为所谓的“危机”其实一直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层面，关于 theory 的讨论也仅留存在那个空间，尽管我们的确担忧焦虑不安着，但只要你我身在 tradition，便只是用一生的努力完成既定位置的存续与传承，或者说是，”接力“。我甚至还在吴琦老师的回信中再次发现了《单读》所以存在的使命与意义，”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寻找直击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把自己的故事过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是最 theory 的实践了。

@ 鹏鹏

今年大四的我，应该还算是青年吧，却偏偏入了新闻系的门。我看着那些撤退下来当老师的传媒人，在过去，尽管那个新闻的黄金时代曾经真真切切的改变了这个社会，但是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在与体制的对抗中败下阵来。

当今天整个舆论环境出现越来越多的唯一标准、信息过滤和以偏概全的时候，当每个人过去在互联网留下来的痕迹都很有可能因新的标准而被批判的时候，当看个视频都能发现评论区和弹幕彼此间争骂不休的时候，当个人的经历和独特隐没在浪潮的时候，当那些每天存在我们身边的漂亮话语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漂亮的结局的时候，我对此抱有消极且怀疑的态度。然而当我去到更大的世界观看时，却失落的发现那不过是翻动硬币另一面的把戏罢了。至于在面对跟我的专业最相关的新媒体时，看着手机上那些消失的公众号，那不过是我不再需要他们和他们贩卖的故事罢了。

如今每个人拥有许多的选择，我身边许多同龄的朋友，他们不必认识梁文道、许知远、崔永元这些人，就像我不认识他们屏幕里那些光鲜亮丽的面孔一样。他们或许不关心外面更大的世界，尽管那个世界的波动会不自觉的影响到他们。只是我不想代表他们，同时也不喜被代表。他们未来可能会进到更大的世界，老师们还是继续坚持撒播新闻理念的种子，我以后很可能也会进到新媒体里。只是这时我早已进入陷阱里了，就像那些躲在阴湿泥泞的战壕里的士兵一样。面对着炮弹、步枪、刺刀，是奋不顾身的冲出去，是往后逃窜等待审判，是举起双手向之投降，还是一如既往的躲在壕沟里，直到身体腐烂。